2010/09/14
2010/09/13
一個香港 故事的誕生
2008-07-07 明報 D04, 世紀人文·關懷·視野, ．Discourse．二之一, 周思中
編按： 「世代論」，遠不止用以解釋現實中的權力瓜葛，更是香港人身分的主流論說，其重要的創建者是學者呂大樂，及他在二十年間的幾部著作。天星皇后碼頭保衛運動引發新一波身分思考，當中生於八十年代、保衛運動參與者周思中，對呂氏的香港論述作出遲來但未過時的「讀書報告」，祈令讀者對「香港故事」的自述可能作更大膽、獨立的想像和省思。此文收錄在將出版之《本土論述2008》，今明兩天連載於世紀，以饗讀者。
近年，世代論、戰後嬰兒潮等語言，已經不再是學院社會分析的專用關鍵詞，它們還進佔了主流輿論的領域。戰後嬰兒偶遇七十年代中後期經濟起飛，社會大事提供機會予當時的年輕人，造就了第一代本土中產階級的故事。無論是對贊成或反對或輕視的論者，都成了不可繞過的典範。
另一方面，長久以來香港故事都被認為不容易講。難講的原因有很多，例如香港同時為代表西方文明的英國及許多大中原心態的中國人輕視賤視、香港是罕有的脫離殖民統治後不成獨立主權國、香港在冷戰期間處於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兩陣營交疊的前沿，諸如此類掛一漏萬。回歸前後，各方勢力突然出版大量關於香港史的著作，就被視為爭奪成為香港故事的主流及權威版本，而當中由本土眼光及角度出發撰寫的香港史的缺席，更是迂迴地印證了香港故事難講的傳說。
香港故事向來之難講，及世代論在回歸十年的今天之流通，在此便成了相當有意思的弔詭。香港人一直無法自己言說自己過去、自己的身分及主體構成，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地複雜經驗既是原因亦是答案。而世代論在今天的流行，是因為它梳理了當中的複雜性？清算了殖民地及國族主義的歷史？為香港故事提出了有視野和有尊嚴的歷史論述？還是它的出現，儘管權充了香港人理應渴求的香港故事新版，卻重新確認了沿襲自殖民地年代的各種社會政治文化制度，從而堵塞了更為進步的香港故事出現的可能性？換句話講，其他版本的本土香港故事的缺席，某些在香港實質發生過的事情及其意義之所以繼續不能言說，會否並非偶然？
呂大樂是香港長期的文化觀察與社會分析者，由八十年代中至今著作不斷，當屬論述香港文化和社會其中一位最有系統者，其近年《四代香港人》更成為了近日討論香港故事的重要文本。本文透過梳理呂氏的著作，嘗試為上述的弔詭提出一些觀察。
一切從這裏開始
八八年九月出版（馬國明編），九八年全新修訂（呂大樂、黃偉邦編）的《階級分析與香港》（下稱《階》）一書，收錄了一場討論的重要文章，另外還有幾篇論及香港的階級分析及社會研究的文章。這書值得提及，因為以這場討論為出發點，歷經呂氏的《唔該，埋單！》（下稱《唔》）及《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下稱《香》），直到最新的《四代香港人》（下稱《四》）所構成的系譜，足令我們更了解「世代論」的意義與限制。
討論由張炳良於《匯點評論》刊載的一篇文章〈新中產階級的冒起及政治影響〉開始。他提出自從六十年代的工業結構變化及社會組織重整，香港出現了一批「新中產階級」。文章描述了這新興階級的面貌，並展望了這批新中產階級在後過渡期可能的政治角色。發表後，文章受到一批論者的熱烈回應。呂大樂於〈香港新中產階級的特色與前路——與張炳良先生商榷〉則從學理質疑張氏的分析，認為後者的定義「部分地方含糊不清，前後矛盾」，一輪論證後，判斷「目前的新中產階級似乎未有構成一種社會力量的動向」。
張炳良及陳康在《階》一書的文章，借陳康語，旨在將新興的中產階級「政治化」。意思即是，透過詳細描述戰後嬰兒潮巧遇香港經濟起飛，自七十年代始成為香港中流砥柱的新中產階級這一狀况，既正面確立他們在香港社會的位置，亦號召他們根據這重要位置，在《基本法》尚未塵埃落定的當時，發揮力量推動後過渡以至回歸後的香港民主化進程。
呂氏在同書另一篇文章〈香港新中產階級的政治角色〉中，嘗試將新中產階級的移民潮，演繹成一種具社會影響力的個人表態，而這種表態的基礎是香港的政治參與現實是「只有參與而沒有分權」。這批呂氏稱為新中產階級的香港人的消極離場，是為自己及家人購買政治及經濟保險。這種對時局的回應雖然失諸消極，作者卻認為這種消極的集體性其實具備政治意義及效果，為政者不能不察。於筆者而言，這觀點的重要性，不在於其有效（valid）與否，而是在辯論中一直被諸論者從各方面爭議的概念「新中產階級」，已逐漸轉向成為一個被假定為已經具備無需再爭議的內涵、堪作前提的概念。在〈香港新中產階級的政治角色〉一文裏，這種轉向已出現雛型。
這場辯論，源於中產階級將中產階級的社會位置政治化，源於命名及擴大中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影響力。論者的分歧只是對中產階級持不同定義，及對這階級能在什麼程度推動民主運動。從編進書裏的文章看，論者除了都認同有一意義尚未明確的「新中產階級」在冒起外，對於新中產階級的具體構成、組織程度及政治能量等都不及有任何共識。
下一站，理所當然的主角始於整理八十年代中關於新中產階級討論的《階級分析與香港》，至零七年出版的《四代香港人》的十年間，呂大樂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包括九七年出版的《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和○三年出版的《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由關於新中產階級的討論，到一個如snapshot 般捕捉了回歸十年後以年齡為分類基礎的「世代論」，期間走了一條怎樣的軌迹呢？
座落在回歸前後沸沸騰騰的身分、歸屬問題的辯論中，呂氏於《唔》便實驗了由社會狀况描述到一般的香港意識描述的過渡。當然作者也不是沒有為他自己這項寫作實驗提供「使用說明」： 「討論都是從主觀出發，完全自覺個人經歷與對歷史發展的理解是緊密關連的。就這一點，諸者必須留意到筆者的偏見，閱讀要保持距離」。然而，所謂要保持的「距離」是相距多少的「距離」， 「個人經歷」與「歷史發展」又有多「緊密」，作者的「個人經歷」在什麼意義下具何種程度的說明意義，一幅又一幅的留白讀者只能自行「留意」。
到了○三年出版的《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仍是引用與《階》及《埋》相同的大量文獻和資料，然而要論證的，已不再是關於階級分析及社會不平等的研究一直是香港社會學研究者的重要課題，亦不僅作為推論香港意識的原材料，而是成為了描述香港中產階級形成的客觀背景——中產階級已成為了毋須再斟酌的社會力量及範疇。七十年代中以來的經濟發展，作為香港殖民地以來百多年歷史裏千載難逢的上流機會，構成了這批戰後嬰兒的基本心理和時間維度，亦是他們成為香港故事主人翁的關鍵。起源於這歷史機遇的新中產階級心理，以作者的話來說，便可作為「探討戰後香港社會的發世代論小傳展與變化」的背景。戰後土生中產階級走向香港故事的本位，又邁進一步。
作者指出，中產階級「受人關注，因為他們的動向就好像香港社會、政治信心的風向儀或溫度計一樣」，而八十年代收錄於《階級分析與香港》那一場關於如何辨別香港新中產階級和如何評估及發揮中產階級影響力的討論，亦已在《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中被詮釋為「這群隨着香港經濟發展而冒出頭來的中產者對回歸有無信心，多少影響過渡期的局勢」（《香》，頁2）。寫作該書的出發點，也許是回應九七後金融風暴對中產階級的影響，然而作者所進佔（assume）的這種寫作位置昭昭說明，中產階級佔據香港故事的核心或主導位置，於焉形成。
四代香港人的文化政治，或與第二代人心跳的距離
發表《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一年多後，呂氏在報刊陸逐發表了「四代香港人」的討論，並於約三年後的○七年結集出版，成為一本《四代香港人》的專論。「世代論」發表以來討論不少，筆者也不多重複，但上面既描述了呂氏由《階級分析與香港》開始關於香港社會分層分析的發展的軌迹，也就希望根據這個背景，提出幾點觀察。
到呂氏出版《四代香港人》時，其論述策略，已是像一個在回歸十年後懸浮在香港半空的鏡頭，拍成一個snapshot，再在snapshot 中把被攝入鏡頭的人分類成四代。這幅圖像，便同時成為了作者要解釋的現象，和解釋所需要的憑據。在這種書寫策略中，流動及動態並不是要處理的問題，流動和變化的（幾近）不可能，成了整套論述的前提。
全書唯一有觸及寫作背景及緣由的，只有在書末〈後記〉裏，作者提及「是父親離世令我重新思想他那一代人對香港社會的貢獻」。思考作者父親那一代人對香港的貢獻，之於建構一個香港故事的嘗試，不僅意味着作者認為談香港故事的主角是戰後嬰兒，並且故事的開端起碼要追溯到戰後嬰兒的上一輩開始。而由戰後嬰兒的父母輩開始講，其實弔詭地再一次顯示了作者的假設：香港故事的主體正是七十年代乘着經濟轉型巨浪冒起的新中產階級。
「世代論」這個構想或方法，效果上就是以七十年代冒起的中產階級為中心，描寫他們與另外幾「代」人的關係：第一代為他們打下基礎，第三代恰恰給他們「騎」着不見出頭天，第四代作為他們的兒女被溺愛被規訓。時間或歷史作為串起這四代人的一個維度，於「世代論」的框架中幾乎只在他們身上起作用：第二代之所以值得大書特書，之所以成為主角，以借作者語，是因為社會時間與個人時間只在第二代身上重疊。從這角度看， 「世代論」無疑是一次嘗試，將其後一兩輩，以至父母一輩都以某種角色收納在戰後嬰兒那一輩的勝利者故事。
（二之一．明續）
書名：《本土論述2008》編者：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絡
出版：上書局╱香港
編按： 「世代論」，遠不止用以解釋現實中的權力瓜葛，更是香港人身分的主流論說，其重要的創建者是學者呂大樂，及他在二十年間的幾部著作。天星皇后碼頭保衛運動引發新一波身分思考，當中生於八十年代、保衛運動參與者周思中，對呂氏的香港論述作出遲來但未過時的「讀書報告」，祈令讀者對「香港故事」的自述可能作更大膽、獨立的想像和省思。此文收錄在將出版之《本土論述2008》，今明兩天連載於世紀，以饗讀者。
近年，世代論、戰後嬰兒潮等語言，已經不再是學院社會分析的專用關鍵詞，它們還進佔了主流輿論的領域。戰後嬰兒偶遇七十年代中後期經濟起飛，社會大事提供機會予當時的年輕人，造就了第一代本土中產階級的故事。無論是對贊成或反對或輕視的論者，都成了不可繞過的典範。
另一方面，長久以來香港故事都被認為不容易講。難講的原因有很多，例如香港同時為代表西方文明的英國及許多大中原心態的中國人輕視賤視、香港是罕有的脫離殖民統治後不成獨立主權國、香港在冷戰期間處於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兩陣營交疊的前沿，諸如此類掛一漏萬。回歸前後，各方勢力突然出版大量關於香港史的著作，就被視為爭奪成為香港故事的主流及權威版本，而當中由本土眼光及角度出發撰寫的香港史的缺席，更是迂迴地印證了香港故事難講的傳說。
香港故事向來之難講，及世代論在回歸十年的今天之流通，在此便成了相當有意思的弔詭。香港人一直無法自己言說自己過去、自己的身分及主體構成，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地複雜經驗既是原因亦是答案。而世代論在今天的流行，是因為它梳理了當中的複雜性？清算了殖民地及國族主義的歷史？為香港故事提出了有視野和有尊嚴的歷史論述？還是它的出現，儘管權充了香港人理應渴求的香港故事新版，卻重新確認了沿襲自殖民地年代的各種社會政治文化制度，從而堵塞了更為進步的香港故事出現的可能性？換句話講，其他版本的本土香港故事的缺席，某些在香港實質發生過的事情及其意義之所以繼續不能言說，會否並非偶然？
呂大樂是香港長期的文化觀察與社會分析者，由八十年代中至今著作不斷，當屬論述香港文化和社會其中一位最有系統者，其近年《四代香港人》更成為了近日討論香港故事的重要文本。本文透過梳理呂氏的著作，嘗試為上述的弔詭提出一些觀察。
一切從這裏開始
八八年九月出版（馬國明編），九八年全新修訂（呂大樂、黃偉邦編）的《階級分析與香港》（下稱《階》）一書，收錄了一場討論的重要文章，另外還有幾篇論及香港的階級分析及社會研究的文章。這書值得提及，因為以這場討論為出發點，歷經呂氏的《唔該，埋單！》（下稱《唔》）及《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下稱《香》），直到最新的《四代香港人》（下稱《四》）所構成的系譜，足令我們更了解「世代論」的意義與限制。
討論由張炳良於《匯點評論》刊載的一篇文章〈新中產階級的冒起及政治影響〉開始。他提出自從六十年代的工業結構變化及社會組織重整，香港出現了一批「新中產階級」。文章描述了這新興階級的面貌，並展望了這批新中產階級在後過渡期可能的政治角色。發表後，文章受到一批論者的熱烈回應。呂大樂於〈香港新中產階級的特色與前路——與張炳良先生商榷〉則從學理質疑張氏的分析，認為後者的定義「部分地方含糊不清，前後矛盾」，一輪論證後，判斷「目前的新中產階級似乎未有構成一種社會力量的動向」。
張炳良及陳康在《階》一書的文章，借陳康語，旨在將新興的中產階級「政治化」。意思即是，透過詳細描述戰後嬰兒潮巧遇香港經濟起飛，自七十年代始成為香港中流砥柱的新中產階級這一狀况，既正面確立他們在香港社會的位置，亦號召他們根據這重要位置，在《基本法》尚未塵埃落定的當時，發揮力量推動後過渡以至回歸後的香港民主化進程。
呂氏在同書另一篇文章〈香港新中產階級的政治角色〉中，嘗試將新中產階級的移民潮，演繹成一種具社會影響力的個人表態，而這種表態的基礎是香港的政治參與現實是「只有參與而沒有分權」。這批呂氏稱為新中產階級的香港人的消極離場，是為自己及家人購買政治及經濟保險。這種對時局的回應雖然失諸消極，作者卻認為這種消極的集體性其實具備政治意義及效果，為政者不能不察。於筆者而言，這觀點的重要性，不在於其有效（valid）與否，而是在辯論中一直被諸論者從各方面爭議的概念「新中產階級」，已逐漸轉向成為一個被假定為已經具備無需再爭議的內涵、堪作前提的概念。在〈香港新中產階級的政治角色〉一文裏，這種轉向已出現雛型。
這場辯論，源於中產階級將中產階級的社會位置政治化，源於命名及擴大中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影響力。論者的分歧只是對中產階級持不同定義，及對這階級能在什麼程度推動民主運動。從編進書裏的文章看，論者除了都認同有一意義尚未明確的「新中產階級」在冒起外，對於新中產階級的具體構成、組織程度及政治能量等都不及有任何共識。
下一站，理所當然的主角始於整理八十年代中關於新中產階級討論的《階級分析與香港》，至零七年出版的《四代香港人》的十年間，呂大樂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包括九七年出版的《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和○三年出版的《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由關於新中產階級的討論，到一個如snapshot 般捕捉了回歸十年後以年齡為分類基礎的「世代論」，期間走了一條怎樣的軌迹呢？
座落在回歸前後沸沸騰騰的身分、歸屬問題的辯論中，呂氏於《唔》便實驗了由社會狀况描述到一般的香港意識描述的過渡。當然作者也不是沒有為他自己這項寫作實驗提供「使用說明」： 「討論都是從主觀出發，完全自覺個人經歷與對歷史發展的理解是緊密關連的。就這一點，諸者必須留意到筆者的偏見，閱讀要保持距離」。然而，所謂要保持的「距離」是相距多少的「距離」， 「個人經歷」與「歷史發展」又有多「緊密」，作者的「個人經歷」在什麼意義下具何種程度的說明意義，一幅又一幅的留白讀者只能自行「留意」。
到了○三年出版的《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仍是引用與《階》及《埋》相同的大量文獻和資料，然而要論證的，已不再是關於階級分析及社會不平等的研究一直是香港社會學研究者的重要課題，亦不僅作為推論香港意識的原材料，而是成為了描述香港中產階級形成的客觀背景——中產階級已成為了毋須再斟酌的社會力量及範疇。七十年代中以來的經濟發展，作為香港殖民地以來百多年歷史裏千載難逢的上流機會，構成了這批戰後嬰兒的基本心理和時間維度，亦是他們成為香港故事主人翁的關鍵。起源於這歷史機遇的新中產階級心理，以作者的話來說，便可作為「探討戰後香港社會的發世代論小傳展與變化」的背景。戰後土生中產階級走向香港故事的本位，又邁進一步。
作者指出，中產階級「受人關注，因為他們的動向就好像香港社會、政治信心的風向儀或溫度計一樣」，而八十年代收錄於《階級分析與香港》那一場關於如何辨別香港新中產階級和如何評估及發揮中產階級影響力的討論，亦已在《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中被詮釋為「這群隨着香港經濟發展而冒出頭來的中產者對回歸有無信心，多少影響過渡期的局勢」（《香》，頁2）。寫作該書的出發點，也許是回應九七後金融風暴對中產階級的影響，然而作者所進佔（assume）的這種寫作位置昭昭說明，中產階級佔據香港故事的核心或主導位置，於焉形成。
四代香港人的文化政治，或與第二代人心跳的距離
發表《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一年多後，呂氏在報刊陸逐發表了「四代香港人」的討論，並於約三年後的○七年結集出版，成為一本《四代香港人》的專論。「世代論」發表以來討論不少，筆者也不多重複，但上面既描述了呂氏由《階級分析與香港》開始關於香港社會分層分析的發展的軌迹，也就希望根據這個背景，提出幾點觀察。
到呂氏出版《四代香港人》時，其論述策略，已是像一個在回歸十年後懸浮在香港半空的鏡頭，拍成一個snapshot，再在snapshot 中把被攝入鏡頭的人分類成四代。這幅圖像，便同時成為了作者要解釋的現象，和解釋所需要的憑據。在這種書寫策略中，流動及動態並不是要處理的問題，流動和變化的（幾近）不可能，成了整套論述的前提。
全書唯一有觸及寫作背景及緣由的，只有在書末〈後記〉裏，作者提及「是父親離世令我重新思想他那一代人對香港社會的貢獻」。思考作者父親那一代人對香港的貢獻，之於建構一個香港故事的嘗試，不僅意味着作者認為談香港故事的主角是戰後嬰兒，並且故事的開端起碼要追溯到戰後嬰兒的上一輩開始。而由戰後嬰兒的父母輩開始講，其實弔詭地再一次顯示了作者的假設：香港故事的主體正是七十年代乘着經濟轉型巨浪冒起的新中產階級。
「世代論」這個構想或方法，效果上就是以七十年代冒起的中產階級為中心，描寫他們與另外幾「代」人的關係：第一代為他們打下基礎，第三代恰恰給他們「騎」着不見出頭天，第四代作為他們的兒女被溺愛被規訓。時間或歷史作為串起這四代人的一個維度，於「世代論」的框架中幾乎只在他們身上起作用：第二代之所以值得大書特書，之所以成為主角，以借作者語，是因為社會時間與個人時間只在第二代身上重疊。從這角度看， 「世代論」無疑是一次嘗試，將其後一兩輩，以至父母一輩都以某種角色收納在戰後嬰兒那一輩的勝利者故事。
（二之一．明續）
書名：《本土論述2008》編者：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絡
出版：上書局╱香港
將香港故事主角=中產階級暗暗拆鎖
2008-07-08 明報 D06, 世紀, 世紀．Hong Kong Discourse, 周思中
編按： 「世代論」，遠不止用以解釋現實中的權力瓜葛，更是香港人身分的主流論說，其重要的創建者是學者呂大樂，及他在二十年間的幾部著作。天星皇后碼頭保衛運動引發新一波身分思考，當中生於八十年代、保衛運動參與者周思中，對呂氏的香港論述作出遲來但未過時的「讀書報告」，祈令讀者對「香港故事」的自述可能作更大膽、獨立的想像。此文收錄在將出版之《本土論述2008》，昨今兩天連載於世紀，以饗讀者。
文╱周思中本土行動成員．香港獨立媒體網編輯圖╱黃靜
從一個書寫香港故事的目標出發，所謂的「香港意識」，或從作者眼中值得立此存照的「香港意識」，便是作為於七十年代起發的戰後嬰兒，如滑浪般高高低低，歷盡香港的經濟起落後所展現、綜合和歸納出的分裂性格。換言之，香港故事最核心的是，這城市走出五六十年代的貧苦，到七十年代經歷經濟轉型，從此命運改寫。戰後嬰兒剛是巧遇這個時機的一代，這代人的偶然遭遇，已被假定為能定義所謂普遍的「香港意識」的位置，幾十年以來，所有香港人，與這批戰後嬰兒的命運只有心跳的距離——這是「世代論」沒有明言的宏大斷言。
以呂氏的論著歷程看，一個愈見明顯的趨勢是中產階級由一個尚待爭辯和定義的問題起點，逐漸演變成其呂氏的論述的假定或給定，以至成為香港意識的原型。及至《四代香港人》中，缺乏明言的時空條件及問題意識，呂氏卻前所未有地提出以戰後嬰兒為主體，而將其他幾代人都收歸其中的香港故事敘述。結果，香港人的特質，便只餘下如何在夾縫中浪奔浪流犬儒認命走位求存，談不上有任何（哪怕是曾經的）堅持和反叛。然而，如此轉移香港故事的主體位置，需要闡釋和討論之處，絕不比已經解答的疑問少。
從來統識（hegemony）的操作，都是以一個有限以至空白的符號，將符號宇宙的所有元素統攝，收歸為其（不可能）完整敘事的一部分，並同時掩飾社會本身的不和諧及斷裂。故筆者商榷的，並不是他以一特定階級作為統攝香港故事這種操作。
筆者希望提上討論議程的，是呂氏選取中產階級的理據。在沒有明言其特定時空條件及問題意識的情况下，什麼理據能支持《四代香港人》裏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宏大斷言？在回歸十年這時機，以這個視角相當有限的「世代論」重寫香港故事，希望回應或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香港故事，有什麼好執著《社會如何記憶》的作者保羅·康納頓說過， 「我們有關過去的形象，通常服務於現存社會秩序的合法化」。他的意思是，任何的集體記憶，其實性質都在於從混亂和歧義的諸多歷史中，演練出某一種能夠支援當今社會權力分配的緣由，效果就是令同一個社會裏的人，明白和接受社會的種種制度和秩序。亦即是以對現况所起的「功績」，來衡量過去發生的事件的意義。銅板的另一面，就是過往許多發生過的事情，尤其是所謂「不成功的」、「失落了的」、「無法延續的」事件，因無法線性地構成現況最終形成的其中一步，無法有意義地融入這篇目的論史詩，故從來不能言說（如果不是被禁止，甚至烙上負面含意）。換句話說，任何香港故事的講述行為本身，無異於將合法性再分配。不同版本的香港故事，把比重不同的合法性分配給不同的社會群體，論述上負起了維護或大或小的部分現狀，或改變某些秩序的功能。
研究香港公屋和安置問題的人類學學者Alan Smart，在他的近著The Shek Kip Mei Myth裏，便為重寫歷史示範了一種謙虛的另途嘗試。對於香港公共房屋發展的解釋，流行的分析都會訴諸一九五三年的石硤尾大火，Smart 的新作便嘗試拆解這個迷思。然而拆解這迷思，作者的用意並不是要否認一些客觀的「事實」或「現象」，即如香港公共房屋系統實質上與香港戰後社會及空間發展起了關鍵的作用；作者亦不是要求把一切已建成和已決定的都推倒。實情是，政府、社會輿論及學界一直以來把石硤尾大火奉為公共房屋發展史的起點，將政府興建公共房屋包裝成對市場失效的「消極」回應，Smart 的論點，便正是強調，這些說法除與史實不符，亦產生了一種極壞的政治效果：讓政府得以躲藏在一個安全的位置，一邊坐擁制定及執行土地及房屋政策的壟斷權力，另一邊卻迴避承認政府實質上是都市發展的一個「積極」角色。若公共房屋的發展本質上只是「消極」回應，談目標方向願景都是多餘的；不承認政府的「積極」角色，公眾在政策制定亦不需要有任何角色。
在這視野下，他嘗試以五十年代的多場大火，重構香港公共房屋發展的歷史。對於多場大火，作者的研究心態是：to beopen to following the cases where they lead, and then thinkingthrough the implications even of dead ends, detours and backwaters。亦唯有如此，作者才能從「事情可以如何發展成別的模樣」的角度，重寫出一種並非目的論的香港公共房屋發展史。這種嘗試並非破開一條頭髮量其粗度的純學究工夫，相反，Alan Smart 是嘗試描述殖民統治如何在政策範疇回應如火災等事故，什麼改變的機遇因為什麼緣故失落了，某些轉變又是如何發生等等。換言之，除了商榷了公共房屋史的目的論外，更加深了公共領域對殖民管治的認識。如果脫離了殖民地管治後的香港有需要檢討關於香港歷史論述，Smart 提出了一種可能的方向及取態。
更進取的態度，見諸齊澤克對於列寧的論述。對於齊澤克來說，列寧之所以被污名，與他之所以值得重申，出於同樣的理由：政治、歷史和哲學都已被一種後冷戰的勝利氣氛征服，資本主義以外的可能性沒人嚴肅討論、美式自由民主政體被認為是最優的政治組織方式。列寧的角色，就是他領導的十月革命，命定地成了史大林專政的基礎，幾十年的蘇維埃最終失敗，就是資本主義得天下的最佳說明及證據。齊澤克及巴迪鄔等論者，便嘗試「to think the necessity of the passagefrom Leninism to Stalinism without denying the tremendousemancipatory potential of the Event of October」，即在不否認史大林發展出的獨裁專政的前提下，重新描述和評價列寧的革命潛能，與及這種革命意義在當今一片資本主義獨領風騷的情况下的意義。
篇幅關係，這裏無法詳細整理關於重估列寧的討論，然而於本文的脈絡裏，該場討論的參考價值，在於與戰後嬰兒版本的香港故事商榷，斷不只是爭論哪版本正確精確，而是能否擺脫到最終都只是維護殖民體制和價值觀的意義系統，走出一條直正解殖自主的道路；或退幾步說，至少也肯定這一道路的重要性。具體而言，一百五十年的香港殖民史，及十年的特區歷史，除了目睹香港的經濟成長及相關的集體心態易變等軌迹外，公民權、政治權、勞動權、性取向性別權、規劃權等，香港是否也在有艱難但持續的在打拼？有否在什麼關鍵時機失落了什麼機會？改變的臨界點在哪？這是否香港故事？這會否比望天打掛等待下一波雄壯的經濟發展，讓年輕一代及早佔領早由殖民時地已建立的權力和資本位置等版本的香港故事，更能為香港指引出一條更明確的道路？
小結：龐大失語不是結局
作為一部概括性極高的通俗讀物，《四代香港人》無疑能夠捕捉到幾代香港人在今天的一些特徵及時代氣氛。別說呂氏口中的「淺薄」香港人，即便在明刀明槍賀回歸十年的電影《老港正傳》裏，我們都目擊得到對回歸後香港人該如何走下去、香港故事該如何講等問題的龐大失語，所謂的目標或理想已嚴重貶值成「認命」。香港千載難逢的機遇——結束殖民統治——慘遭「回歸」偷換，解殖（而不單是反殖）、清算歷史、建立進步本土論述的工作統統遙遙無期。
回歸前後，有着北京和倫敦這兩大文化及國家機器為背景，關於香港故事的爭論都難免在國族主義及（後）殖民等理論參考中操作。無論把香港人說成經濟動物又好，說成具反叛靈魂的也好的香港故事，在當時兩面受敵的背景中本身就是別樹一幟、具備批判性。在回歸已十年當下，今天香港經濟似乎再次牛氣冲天，但香港的基本統治格局還要「急凍」（呂大樂語）到什麼時候呢？今天看來，當時這種權宜之策的限制也就表露無遣：抵抗了（或以「走位」來化解）簡化版的國族主義及帝國殖民性，但「香港意識」卻只落得浪奔浪流無人駕駛的特質。故事少不免要有教訓，說故事的人，這就是給香港的教訓嗎？
討論香港故事香港意識而不面對一直以來香港故事的限制和文化政治，就如不假思索地重複十年前有着回歸、雙重歸屬壓力的等問題意識下的香港故事。不顧這種故事效果上制約着香港人發展批判和進步的主體意識，亦是同樣的懶惰。事實上，近幾年已見有好些著作從批判立場清算殖民史，深入描述及研究殖民管治手段在香港的具體面貌，以及什麼殖民遺產今天仍限制着香港社會從殖民制度中解放出來，特點都是英語著作。反觀華文世界，從本文的分析所得，世代論的形成有其獨特的歷史條件，並不是自有永有的香港故事版本，卻正正是始於八十年代面對前途問題時，出現於尚是備受爭議的新中產階級身分和位置焦慮之時。如果以政治權力分配來論，中產階級今天似乎無法取得八十年代中時他們曾一度夢寐以求的權力位置，但作為社會論述的一員，今天中產階級已是如他們一直依賴的殖民地以降的制度和價值觀一樣，穩如泰山，而經歷近年的社區運動和天星皇后以來關於香港人主體和解殖問題的討論，不少論者已開始或重拾對本土、香港故事該如何講的興趣和敏感。「香港故事不容易講」這說法今天已成常識（如果不是讓香港人停止思考的藉口），但在香港故事不容易講，與把土生土長中產階級暗暗鎖定為香港故事主角兩種宿命外，如何重新審視香港的經歷，如何從中辨別足以指引香港前路的片段及元素，筆者認為，才是今天重寫香港故事的恰當及充分理由，亦是筆者希望深入討論幾成典範的「世代論」的時代意義及不經意效果的出發點。
編按： 「世代論」，遠不止用以解釋現實中的權力瓜葛，更是香港人身分的主流論說，其重要的創建者是學者呂大樂，及他在二十年間的幾部著作。天星皇后碼頭保衛運動引發新一波身分思考，當中生於八十年代、保衛運動參與者周思中，對呂氏的香港論述作出遲來但未過時的「讀書報告」，祈令讀者對「香港故事」的自述可能作更大膽、獨立的想像。此文收錄在將出版之《本土論述2008》，昨今兩天連載於世紀，以饗讀者。
文╱周思中本土行動成員．香港獨立媒體網編輯圖╱黃靜
從一個書寫香港故事的目標出發，所謂的「香港意識」，或從作者眼中值得立此存照的「香港意識」，便是作為於七十年代起發的戰後嬰兒，如滑浪般高高低低，歷盡香港的經濟起落後所展現、綜合和歸納出的分裂性格。換言之，香港故事最核心的是，這城市走出五六十年代的貧苦，到七十年代經歷經濟轉型，從此命運改寫。戰後嬰兒剛是巧遇這個時機的一代，這代人的偶然遭遇，已被假定為能定義所謂普遍的「香港意識」的位置，幾十年以來，所有香港人，與這批戰後嬰兒的命運只有心跳的距離——這是「世代論」沒有明言的宏大斷言。
以呂氏的論著歷程看，一個愈見明顯的趨勢是中產階級由一個尚待爭辯和定義的問題起點，逐漸演變成其呂氏的論述的假定或給定，以至成為香港意識的原型。及至《四代香港人》中，缺乏明言的時空條件及問題意識，呂氏卻前所未有地提出以戰後嬰兒為主體，而將其他幾代人都收歸其中的香港故事敘述。結果，香港人的特質，便只餘下如何在夾縫中浪奔浪流犬儒認命走位求存，談不上有任何（哪怕是曾經的）堅持和反叛。然而，如此轉移香港故事的主體位置，需要闡釋和討論之處，絕不比已經解答的疑問少。
從來統識（hegemony）的操作，都是以一個有限以至空白的符號，將符號宇宙的所有元素統攝，收歸為其（不可能）完整敘事的一部分，並同時掩飾社會本身的不和諧及斷裂。故筆者商榷的，並不是他以一特定階級作為統攝香港故事這種操作。
筆者希望提上討論議程的，是呂氏選取中產階級的理據。在沒有明言其特定時空條件及問題意識的情况下，什麼理據能支持《四代香港人》裏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宏大斷言？在回歸十年這時機，以這個視角相當有限的「世代論」重寫香港故事，希望回應或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香港故事，有什麼好執著《社會如何記憶》的作者保羅·康納頓說過， 「我們有關過去的形象，通常服務於現存社會秩序的合法化」。他的意思是，任何的集體記憶，其實性質都在於從混亂和歧義的諸多歷史中，演練出某一種能夠支援當今社會權力分配的緣由，效果就是令同一個社會裏的人，明白和接受社會的種種制度和秩序。亦即是以對現况所起的「功績」，來衡量過去發生的事件的意義。銅板的另一面，就是過往許多發生過的事情，尤其是所謂「不成功的」、「失落了的」、「無法延續的」事件，因無法線性地構成現況最終形成的其中一步，無法有意義地融入這篇目的論史詩，故從來不能言說（如果不是被禁止，甚至烙上負面含意）。換句話說，任何香港故事的講述行為本身，無異於將合法性再分配。不同版本的香港故事，把比重不同的合法性分配給不同的社會群體，論述上負起了維護或大或小的部分現狀，或改變某些秩序的功能。
研究香港公屋和安置問題的人類學學者Alan Smart，在他的近著The Shek Kip Mei Myth裏，便為重寫歷史示範了一種謙虛的另途嘗試。對於香港公共房屋發展的解釋，流行的分析都會訴諸一九五三年的石硤尾大火，Smart 的新作便嘗試拆解這個迷思。然而拆解這迷思，作者的用意並不是要否認一些客觀的「事實」或「現象」，即如香港公共房屋系統實質上與香港戰後社會及空間發展起了關鍵的作用；作者亦不是要求把一切已建成和已決定的都推倒。實情是，政府、社會輿論及學界一直以來把石硤尾大火奉為公共房屋發展史的起點，將政府興建公共房屋包裝成對市場失效的「消極」回應，Smart 的論點，便正是強調，這些說法除與史實不符，亦產生了一種極壞的政治效果：讓政府得以躲藏在一個安全的位置，一邊坐擁制定及執行土地及房屋政策的壟斷權力，另一邊卻迴避承認政府實質上是都市發展的一個「積極」角色。若公共房屋的發展本質上只是「消極」回應，談目標方向願景都是多餘的；不承認政府的「積極」角色，公眾在政策制定亦不需要有任何角色。
在這視野下，他嘗試以五十年代的多場大火，重構香港公共房屋發展的歷史。對於多場大火，作者的研究心態是：to beopen to following the cases where they lead, and then thinkingthrough the implications even of dead ends, detours and backwaters。亦唯有如此，作者才能從「事情可以如何發展成別的模樣」的角度，重寫出一種並非目的論的香港公共房屋發展史。這種嘗試並非破開一條頭髮量其粗度的純學究工夫，相反，Alan Smart 是嘗試描述殖民統治如何在政策範疇回應如火災等事故，什麼改變的機遇因為什麼緣故失落了，某些轉變又是如何發生等等。換言之，除了商榷了公共房屋史的目的論外，更加深了公共領域對殖民管治的認識。如果脫離了殖民地管治後的香港有需要檢討關於香港歷史論述，Smart 提出了一種可能的方向及取態。
更進取的態度，見諸齊澤克對於列寧的論述。對於齊澤克來說，列寧之所以被污名，與他之所以值得重申，出於同樣的理由：政治、歷史和哲學都已被一種後冷戰的勝利氣氛征服，資本主義以外的可能性沒人嚴肅討論、美式自由民主政體被認為是最優的政治組織方式。列寧的角色，就是他領導的十月革命，命定地成了史大林專政的基礎，幾十年的蘇維埃最終失敗，就是資本主義得天下的最佳說明及證據。齊澤克及巴迪鄔等論者，便嘗試「to think the necessity of the passagefrom Leninism to Stalinism without denying the tremendousemancipatory potential of the Event of October」，即在不否認史大林發展出的獨裁專政的前提下，重新描述和評價列寧的革命潛能，與及這種革命意義在當今一片資本主義獨領風騷的情况下的意義。
篇幅關係，這裏無法詳細整理關於重估列寧的討論，然而於本文的脈絡裏，該場討論的參考價值，在於與戰後嬰兒版本的香港故事商榷，斷不只是爭論哪版本正確精確，而是能否擺脫到最終都只是維護殖民體制和價值觀的意義系統，走出一條直正解殖自主的道路；或退幾步說，至少也肯定這一道路的重要性。具體而言，一百五十年的香港殖民史，及十年的特區歷史，除了目睹香港的經濟成長及相關的集體心態易變等軌迹外，公民權、政治權、勞動權、性取向性別權、規劃權等，香港是否也在有艱難但持續的在打拼？有否在什麼關鍵時機失落了什麼機會？改變的臨界點在哪？這是否香港故事？這會否比望天打掛等待下一波雄壯的經濟發展，讓年輕一代及早佔領早由殖民時地已建立的權力和資本位置等版本的香港故事，更能為香港指引出一條更明確的道路？
小結：龐大失語不是結局
作為一部概括性極高的通俗讀物，《四代香港人》無疑能夠捕捉到幾代香港人在今天的一些特徵及時代氣氛。別說呂氏口中的「淺薄」香港人，即便在明刀明槍賀回歸十年的電影《老港正傳》裏，我們都目擊得到對回歸後香港人該如何走下去、香港故事該如何講等問題的龐大失語，所謂的目標或理想已嚴重貶值成「認命」。香港千載難逢的機遇——結束殖民統治——慘遭「回歸」偷換，解殖（而不單是反殖）、清算歷史、建立進步本土論述的工作統統遙遙無期。
回歸前後，有着北京和倫敦這兩大文化及國家機器為背景，關於香港故事的爭論都難免在國族主義及（後）殖民等理論參考中操作。無論把香港人說成經濟動物又好，說成具反叛靈魂的也好的香港故事，在當時兩面受敵的背景中本身就是別樹一幟、具備批判性。在回歸已十年當下，今天香港經濟似乎再次牛氣冲天，但香港的基本統治格局還要「急凍」（呂大樂語）到什麼時候呢？今天看來，當時這種權宜之策的限制也就表露無遣：抵抗了（或以「走位」來化解）簡化版的國族主義及帝國殖民性，但「香港意識」卻只落得浪奔浪流無人駕駛的特質。故事少不免要有教訓，說故事的人，這就是給香港的教訓嗎？
討論香港故事香港意識而不面對一直以來香港故事的限制和文化政治，就如不假思索地重複十年前有着回歸、雙重歸屬壓力的等問題意識下的香港故事。不顧這種故事效果上制約着香港人發展批判和進步的主體意識，亦是同樣的懶惰。事實上，近幾年已見有好些著作從批判立場清算殖民史，深入描述及研究殖民管治手段在香港的具體面貌，以及什麼殖民遺產今天仍限制着香港社會從殖民制度中解放出來，特點都是英語著作。反觀華文世界，從本文的分析所得，世代論的形成有其獨特的歷史條件，並不是自有永有的香港故事版本，卻正正是始於八十年代面對前途問題時，出現於尚是備受爭議的新中產階級身分和位置焦慮之時。如果以政治權力分配來論，中產階級今天似乎無法取得八十年代中時他們曾一度夢寐以求的權力位置，但作為社會論述的一員，今天中產階級已是如他們一直依賴的殖民地以降的制度和價值觀一樣，穩如泰山，而經歷近年的社區運動和天星皇后以來關於香港人主體和解殖問題的討論，不少論者已開始或重拾對本土、香港故事該如何講的興趣和敏感。「香港故事不容易講」這說法今天已成常識（如果不是讓香港人停止思考的藉口），但在香港故事不容易講，與把土生土長中產階級暗暗鎖定為香港故事主角兩種宿命外，如何重新審視香港的經歷，如何從中辨別足以指引香港前路的片段及元素，筆者認為，才是今天重寫香港故事的恰當及充分理由，亦是筆者希望深入討論幾成典範的「世代論」的時代意義及不經意效果的出發點。
世代嬰兒
2008-12-05 忽然一周 SW192, 專欄, 明刀明槍, 袁彌明
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是一本由戰後嬰兒潮世代出生的成功人士自述他們那一代如何適逢天時地利，坐享經濟發展的奇跡備忘錄，以提醒下一代香港人別天真地仿傚那批被吹捧為精英的嬰兒潮代人。
接陳冠中棒的有韓江雪和鄒崇銘寫的《香港的鬱悶：新生代vs嬰兒潮世代》。
兩個三字頭的「三十世代」人看香港，「新生代」是自稱還是自貶？三字頭該是半舊不新了。
終於，有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其中一部分提到我這一代1976-1990年出生的第四代香港人。
有着同樣反思效果的還有《香港電影》雜誌創刊號，大字標題道：什麼是香港電影。答案同樣全是由戰後嬰兒潮世代的名導演提供。
三十世代的前輩們，你們到底在哪裏？我們第四代年輕人，將來到底想建築未來一個怎麼樣的香港呢？
回歸十年，只覺大氣層變得愈來愈潮濕鬱悶，即使有五光十色的霓虹燈整夜晃來晃去，即使名店林立，擠滿了穿金戴銀的消費團隊，還是掩不住那陣悶氣。是大團圓結局以後再沒有大時代戲劇性的發展？倒不是。金融風暴、樓市下瀉、23條風波、沙士來襲、7.1遊行、巨星離世、特首換人、樓市振興、天星抗議、股市史無前例地彈起，再沉沒。
但是為何事件過去後沒多久，香港人神經刺激就這麼快復原，激動過後沒有情緒的延續。教訓呢？反思呢？大家都安於活在當下，不想過去和未來。為何會這樣？
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代表着香港，因為第一代香港人大多是青年時因二戰以及文革而來港，並非土生土長。嬰兒潮代率先以香港人的身份經歷過歷史性的中英聯合聲明談判，深深感受過六四事件的悲痛，一瞬間變得成熟，註定要孭着這歷史包袱決定下一代的未來，獨行獨斷地面對97。作為嬰兒潮子女的第四代人，安享在家中，四歲看着電視上戴卓爾夫人絆倒，心想樓梯這玩意多危險。小三看六四，被坦克和血斑嚇得目定口呆，來龍去脈似懂非懂的，學到甚麼？學到那首當中有句歌詞「愛自由，為自由」的歌。97哪有我們選擇的份兒，同學朋友從小五起紛紛移民，每年畢業典禮只管哭到死去活來，小學生程度的書信來往怎樣也彌補不到那份被隔離的失落友情。現在我才記得痛恨過97的來臨。
97中英移交政權那一刻，我們都沒有極大的鼓動，因為嬰兒潮父母已幫我們籌備好一切，讓我們安然無恙地度過這一日；他們百分百的承擔，讓我們對外頭的事都變得無知和麻木，我們的職責只是表現給父母看他們成功地提供了安穩無憂的生活給第四代。我們的童年和少年依照着他們的計劃進行，甚少會走迂迴的冤枉路。幸運的話，對喜好還是有熱情，願意用信念投入地走一條「非典型成功方程式」的路；否則就被快踏進社會的焦慮驅使下選擇平穩地前進，不走迂迴的路，正是嬰兒潮父母最想見到的結果——一個沒有性格沒有熱情，但安穩生活的孩子。
第四代將來主宰的香港，很可能是最沒有個性的香港。
呂大樂形容這一代人的第一句是；「說來諷刺，對第四代而言，個人性格是奢侈品。」本來我不懂，只覺被人潑了一頭冷水。現在想深一層，不得不承認。
第四代香港人，不會有像《阿飛正傳》的旭仔終日想着脫離養母去尋根，不會有《無間道》裏當卧底那種亦正亦邪的矛盾，不會有《玻璃之城》中的無奈欷歔末世情，不會有《黑社會》人物的膽色，不會有《新不了情》般義無反顧的愛情。
當嬰兒潮代退下來之時（雖然他們遲遲未走），一直默默地低調地活着的三十世代人會掌管一段短時間，但基於他們人數不多，第四代很快就要接棒。我們不能繼續在嬰兒潮父母計劃的陰影下渾渾噩噩的活。要有勇氣跳出框框，大膽創新地做些轟轟烈烈的事。個性奢侈品嗎？那我們更加要追求這個千金難求的奢侈品，因為它就是我們的將來。試問世上那個繁榮的城市是沒有個性的？
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是一本由戰後嬰兒潮世代出生的成功人士自述他們那一代如何適逢天時地利，坐享經濟發展的奇跡備忘錄，以提醒下一代香港人別天真地仿傚那批被吹捧為精英的嬰兒潮代人。
接陳冠中棒的有韓江雪和鄒崇銘寫的《香港的鬱悶：新生代vs嬰兒潮世代》。
兩個三字頭的「三十世代」人看香港，「新生代」是自稱還是自貶？三字頭該是半舊不新了。
終於，有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其中一部分提到我這一代1976-1990年出生的第四代香港人。
有着同樣反思效果的還有《香港電影》雜誌創刊號，大字標題道：什麼是香港電影。答案同樣全是由戰後嬰兒潮世代的名導演提供。
三十世代的前輩們，你們到底在哪裏？我們第四代年輕人，將來到底想建築未來一個怎麼樣的香港呢？
回歸十年，只覺大氣層變得愈來愈潮濕鬱悶，即使有五光十色的霓虹燈整夜晃來晃去，即使名店林立，擠滿了穿金戴銀的消費團隊，還是掩不住那陣悶氣。是大團圓結局以後再沒有大時代戲劇性的發展？倒不是。金融風暴、樓市下瀉、23條風波、沙士來襲、7.1遊行、巨星離世、特首換人、樓市振興、天星抗議、股市史無前例地彈起，再沉沒。
但是為何事件過去後沒多久，香港人神經刺激就這麼快復原，激動過後沒有情緒的延續。教訓呢？反思呢？大家都安於活在當下，不想過去和未來。為何會這樣？
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代表着香港，因為第一代香港人大多是青年時因二戰以及文革而來港，並非土生土長。嬰兒潮代率先以香港人的身份經歷過歷史性的中英聯合聲明談判，深深感受過六四事件的悲痛，一瞬間變得成熟，註定要孭着這歷史包袱決定下一代的未來，獨行獨斷地面對97。作為嬰兒潮子女的第四代人，安享在家中，四歲看着電視上戴卓爾夫人絆倒，心想樓梯這玩意多危險。小三看六四，被坦克和血斑嚇得目定口呆，來龍去脈似懂非懂的，學到甚麼？學到那首當中有句歌詞「愛自由，為自由」的歌。97哪有我們選擇的份兒，同學朋友從小五起紛紛移民，每年畢業典禮只管哭到死去活來，小學生程度的書信來往怎樣也彌補不到那份被隔離的失落友情。現在我才記得痛恨過97的來臨。
97中英移交政權那一刻，我們都沒有極大的鼓動，因為嬰兒潮父母已幫我們籌備好一切，讓我們安然無恙地度過這一日；他們百分百的承擔，讓我們對外頭的事都變得無知和麻木，我們的職責只是表現給父母看他們成功地提供了安穩無憂的生活給第四代。我們的童年和少年依照着他們的計劃進行，甚少會走迂迴的冤枉路。幸運的話，對喜好還是有熱情，願意用信念投入地走一條「非典型成功方程式」的路；否則就被快踏進社會的焦慮驅使下選擇平穩地前進，不走迂迴的路，正是嬰兒潮父母最想見到的結果——一個沒有性格沒有熱情，但安穩生活的孩子。
第四代將來主宰的香港，很可能是最沒有個性的香港。
呂大樂形容這一代人的第一句是；「說來諷刺，對第四代而言，個人性格是奢侈品。」本來我不懂，只覺被人潑了一頭冷水。現在想深一層，不得不承認。
第四代香港人，不會有像《阿飛正傳》的旭仔終日想着脫離養母去尋根，不會有《無間道》裏當卧底那種亦正亦邪的矛盾，不會有《玻璃之城》中的無奈欷歔末世情，不會有《黑社會》人物的膽色，不會有《新不了情》般義無反顧的愛情。
當嬰兒潮代退下來之時（雖然他們遲遲未走），一直默默地低調地活着的三十世代人會掌管一段短時間，但基於他們人數不多，第四代很快就要接棒。我們不能繼續在嬰兒潮父母計劃的陰影下渾渾噩噩的活。要有勇氣跳出框框，大膽創新地做些轟轟烈烈的事。個性奢侈品嗎？那我們更加要追求這個千金難求的奢侈品，因為它就是我們的將來。試問世上那個繁榮的城市是沒有個性的？
二十出頭的零點X 憧憬
2008-12-09 明報 D04, 世紀, 何翹楚
去年出版的《四代香港人》曾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有評論指以世代論斷香港人模糊了社會中各式身分的位置。在香港的歷史當中，階級和性別，曾經（或仍然？）深切影響一個人的成長至其後的社會角色。這一點，在女性身上尤其顯著。我們不禁想像：要是從香港女性的角度來重寫《四代香港女人》，那會是怎樣的歷史故事？
過去三十年，可說是香港政府及社會對女性地位「最大幅度」的提升，但不同世代的香港女性所需要的幸福快樂，並不只是跟男性一樣有書讀有工開。情慾不公義（eroticinjustice）在男女人口比例愈趨失衡，港男大舉北上求親的情况下，更讓女性處於下風。20╱30╱40╱50╱60 歲的香港女人正在經歷什麼？她們的沮喪和希望在哪裏？
何式凝和何翹楚嘗試採訪問不同年齡層、不同字母代號的女性，整合她們和自身的視覺，重新審視、編寫香港社會的演變，既補足了原來的世代論述，另方面以女性延伸到的家庭、性慾、愛情等概念來認清香港，得以超越世代論述的概略描寫。是為「還看世代？論香港女人」系列，今天為首篇，20 出頭的小妮子們。
文╱ 何翹楚
（兩人姑侄親屬關係，年齡相距兩個十年。）香港大學新聞及媒體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文╱ 何式凝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行政系副教授「我將來的生活，一定會過得比她好。」這是我們訪問20 到25 歲的女性時最常聽到的一句話。那個「她」不是別人，而是被訪者自己的母親。
1983-1988 年間出生的她們，活脫脫就是人們口中的「新一代」。她們被呂大樂歸類為香港的「第四代人」——我恐怕她們會抗議，因為按出生年份來劃分，三十出頭的我竟然跟她們同代。對這些女孩子來說，30 歲已經很遙遠。50 歲的何式凝，正是她們母親的那一脫人。我們三個世代，不管什麼血型星座，在訪談與寫作的過程中，築起了誇代對談的空間。
我們初步訪問了十位「年輕港女」，想了解她們對自己和將來的看法。談及母親，在於揭示這些「新生代」如何承接和推翻社會中對女性的想像或要求。
禮服蒙面俠的破滅與重生
對於婚姻，年輕女子心底也有嚮往。《長腿叔叔》、《美少女戰士》和《夢幻街少女》等日本動畫是她們的童年伴侶，還有無數的流行文化符號來自電視劇和情歌。「那些幸福故事中必然有個對女主角很好的男人，禮服蒙面俠就是我的初戀情人！」當時只得七八歲的J 已經開始漫長的受荼毒之旅。不過，她們漸漸發現，跟男人有關的幸福並不如想像中簡單。
大學二年級的Y 以為上了大學就會找到男朋友，結果她跟女同學一起失望了，念社會科學的她發現「原來很困難，身邊全是女孩子」。她們又嫌僅有的同齡男生「高分低能」。身邊也有很多例子給她們證實沒有天長地久。到廿二三歲，她們承認在香港找尋理想對象有一定困難。因此，她們的幸福藍圖中，男人的重要性雖有多有少，但不會百分百投入爭取。
年輕女子無論來自單親或雙親家庭，在「成為女人」的路上，母親的形象多半發揮影響。她們口中的幸福藍圖，往往建基於母親在成長經歷中的缺失，甚至是「錯誤」。
50 歲上下的母親們，正正搭上了香港人數眾多的「戰後嬰兒」尾班車。在女兒心目中，她們終身可悲的根源，來自「沒選擇」、「沒機會受教育」。其實她們的母親也有基本學歷，只能夠上大學的人數相對很少。10歲獲得居港權，現就讀港大的Y 說： 「媽咪沒學過英文， 在香港， 識英文始終是adifferent class（不同階層）。」無論是否擁有大學程度，她們自覺比起母親優勝，因為她們「沒有跟時代脫節」。在知識型經濟和終身學習的宣傳中，她們的本錢是掌握學習機會和豐厚資訊來源，也是母親那一代女性輸蝕的地方。
「到我48 歲，我將擁有我的記憶、經驗、事業、興趣。我相信自己能夠獨立自主，不用忍受沒有愛的婚姻生活。」19 歲的L 想像的幸福，完全跟男人無關。「首先，我的起點不是從女性出發囉，而是一個人，作為一個人去設想。」L 覺得同輩女生相信男人會帶來幸福是「白癡」的想法。她不能接受自己當家庭主婦，煮飯畀老公食。她只相信自己的人生態度，對世界好奇和對知識渴求，將引領她接觸多元化的事物。
V 念社會學，21 歲，她定義的幸福有一半需要來自男人。她希望到了40 歲「最好做半職，上午工作，下午送仔女返學，晚上去學畫畫。跟老公可以輪流發展自己的興趣，星期一三五我去學，星期二四六他去學，星期日家庭日。」她的參考文獻是《珠光寶氣》。「司棋姐也是這樣教女， 老公要有經濟基礎，賺錢比我多。我希望將來有老公分擔一下生活重擔，不需要自己做到最強。」即使V 抱有嫁人的夢想，也有心理準備「如果經濟情况不夠好，我自己掙錢請工人也可以」。
「理想對象要有自己的堅持，要照顧到家庭，不用很有錢，但要有經濟基礎——我知在香港很難找！哈。」今年大學畢業的K 說。24 歲的J 只曾有過半年拍拖經驗，但她覺得「應該總會找到，如果找不到也沒辦法。」法律系H 已經打定輸數： 「到我40 歲，有伴侶當然好，沒有也沒辦法，我希望至少有過戀愛經驗。
未必沒有男人就不幸福，如果婚姻令我沒自由、不開心，沒有更好。」綜觀年輕女子的幸福藍圖，她們難以想像沒有愛情的婚姻， 男人依然佔一席位。一方面不敢盡情幻想美滿婚姻，另一方面，由於自覺曾受教育和能夠掌握資訊，婚姻成為她們可攻可守的領域，不像她們的母親般「無路可逃」。
「其實我清楚自己要什麼」呂大樂說第四代香港人的特徵是「沒個性」，習慣被父母安排好生活中的一切，只知道自己不想怎樣，卻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林奕華在《等待香港：青春篇》中，就他所認識的香港年輕人，下了重重的批評——他們自認「普通人」，甘於平庸，沒有改變現狀的勇氣和承擔，偏偏這個社會還高舉「創意」的口號。對年輕人的鞭撻，鞭鞭有力，可能是愛之深責之切，不過似乎我們還未曾聽見年輕人的聲音。
這十個訪問的結果，最教我們訝異的是，不論出身背景和階級，二十出頭的年輕女子可以清清楚楚表達她們對生活的要求。飛黃騰達和出人頭地不是終極目標，她們最強調的是不可以死做爛做， 「工作」僅是生活的一部分，主要是應付開支，談不上「事業」。未畢業的Y說： 「從來沒聽過人說工作有任何好處，總是說人事複雜，又要加班， 壓力大， 聽見就恐怖。」她們不期望工作如何偉大，只希望下班和放假可擁有自己的餘暇，見朋友、上興
趣班、攝影、旅行、看電
影、看書，甚至只是坐在咖啡店發呆。「我媽無法明白這些興趣和自由時間對我來說就是幸福。」明年做律師的H 坦言，職業於她的意義只等同於錢： 「對我媽來說，給她錢的是老公，我的是職業。假如老公養我，我有生活保障又可以有自己時間，那仍是我的理想生活。」K 的媽媽今年59 歲，初中畢業，現升至主管職位。「媽媽十分積極向上，我也想向上，但真的不及她aggressive。」K 大學畢業後在雜誌社工作數月後辭職了，偕母親同遊歐洲，回來後即遇金融海嘯，現在待業，但不見焦慮。「我們這一輩的選擇比較多，甚至可能是太多了？但我相信，只要找到想發展的方向，一定會做得很好。」剛投入第一份工作的20 歲文員阿Lo 說，將來每月收入萬多元已足夠。覺得50 歲時仍然做文員竟然OK，不就是所謂「沒出息、沒前途」嗎？但阿Lo 相信平凡的生活也不會太壞： 「太叻會很辛苦。」來自單親家庭的她小時候也曾捱窮，最難過的是知道了媽媽問別人借錢。她固然希望工作可以實踐自我，但如果不能，工作總可以維生。她們心底隱約有點事業的憧憬，但因為了解社會狀况，唯有降低期望。
「太叻會好辛苦」可以成為控方證據：都說新一代嬌生慣養，怕捱，缺乏韌力和意志（台灣稱他們為「草莓族」，一壓就爛）。
可是，我們發現，她們「辛苦」的意思，其實是重複去幹沒意義的、沒有滿足感的工作。H 直言她要追求的是「Quality oflife」。雖然她們才二十出頭，有些甚至從未全職工作，但早就明白，現在香港社會裏沒有多少工作可以讓人體現自己的價值，發揮創造力，讓生命和青春不枉過。成年人或許都接受了朝九晚九的生產模式，於所謂經濟大轉型中，無可奈何地跟隨規則，新一代卻直接指出他們「一點也不開心」。
並不吸引的白手興家史
對她們來說， 「香港人拼搏精神」只是遙遠而不吸引的神話。戰後嬰兒曾經赤手空拳打天下，當時的歷史處境讓他們的付出有機會得到超額回報。可是一出生已是香港經濟空前繁榮的八十年代，她們一邊長大一邊敏銳地發現，那些日做夜做的成年人，並沒有獲得優質生活，甚至隨着全球金融一體化，生產方式和回報變得動盪而脆弱。她們口中的「平凡」生活，從微小而不能致富的興趣找尋意義，其實可被理解為軟性的對抗——用最低限度的方式參與這個生產遊戲，但從不敢寄予厚望。如此一來，香港社會其實有沒有權對他們抱有任何期望？尤其當政府的文化政策或推動創意工業（的口號）對年輕人毫無實際幫助。19 歲的L 說： 「大人其實又有幾大？你們笑我那一套很傻，但起碼我開心。」
去年出版的《四代香港人》曾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有評論指以世代論斷香港人模糊了社會中各式身分的位置。在香港的歷史當中，階級和性別，曾經（或仍然？）深切影響一個人的成長至其後的社會角色。這一點，在女性身上尤其顯著。我們不禁想像：要是從香港女性的角度來重寫《四代香港女人》，那會是怎樣的歷史故事？
過去三十年，可說是香港政府及社會對女性地位「最大幅度」的提升，但不同世代的香港女性所需要的幸福快樂，並不只是跟男性一樣有書讀有工開。情慾不公義（eroticinjustice）在男女人口比例愈趨失衡，港男大舉北上求親的情况下，更讓女性處於下風。20╱30╱40╱50╱60 歲的香港女人正在經歷什麼？她們的沮喪和希望在哪裏？
何式凝和何翹楚嘗試採訪問不同年齡層、不同字母代號的女性，整合她們和自身的視覺，重新審視、編寫香港社會的演變，既補足了原來的世代論述，另方面以女性延伸到的家庭、性慾、愛情等概念來認清香港，得以超越世代論述的概略描寫。是為「還看世代？論香港女人」系列，今天為首篇，20 出頭的小妮子們。
文╱ 何翹楚
（兩人姑侄親屬關係，年齡相距兩個十年。）香港大學新聞及媒體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文╱ 何式凝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行政系副教授「我將來的生活，一定會過得比她好。」這是我們訪問20 到25 歲的女性時最常聽到的一句話。那個「她」不是別人，而是被訪者自己的母親。
1983-1988 年間出生的她們，活脫脫就是人們口中的「新一代」。她們被呂大樂歸類為香港的「第四代人」——我恐怕她們會抗議，因為按出生年份來劃分，三十出頭的我竟然跟她們同代。對這些女孩子來說，30 歲已經很遙遠。50 歲的何式凝，正是她們母親的那一脫人。我們三個世代，不管什麼血型星座，在訪談與寫作的過程中，築起了誇代對談的空間。
我們初步訪問了十位「年輕港女」，想了解她們對自己和將來的看法。談及母親，在於揭示這些「新生代」如何承接和推翻社會中對女性的想像或要求。
禮服蒙面俠的破滅與重生
對於婚姻，年輕女子心底也有嚮往。《長腿叔叔》、《美少女戰士》和《夢幻街少女》等日本動畫是她們的童年伴侶，還有無數的流行文化符號來自電視劇和情歌。「那些幸福故事中必然有個對女主角很好的男人，禮服蒙面俠就是我的初戀情人！」當時只得七八歲的J 已經開始漫長的受荼毒之旅。不過，她們漸漸發現，跟男人有關的幸福並不如想像中簡單。
大學二年級的Y 以為上了大學就會找到男朋友，結果她跟女同學一起失望了，念社會科學的她發現「原來很困難，身邊全是女孩子」。她們又嫌僅有的同齡男生「高分低能」。身邊也有很多例子給她們證實沒有天長地久。到廿二三歲，她們承認在香港找尋理想對象有一定困難。因此，她們的幸福藍圖中，男人的重要性雖有多有少，但不會百分百投入爭取。
年輕女子無論來自單親或雙親家庭，在「成為女人」的路上，母親的形象多半發揮影響。她們口中的幸福藍圖，往往建基於母親在成長經歷中的缺失，甚至是「錯誤」。
50 歲上下的母親們，正正搭上了香港人數眾多的「戰後嬰兒」尾班車。在女兒心目中，她們終身可悲的根源，來自「沒選擇」、「沒機會受教育」。其實她們的母親也有基本學歷，只能夠上大學的人數相對很少。10歲獲得居港權，現就讀港大的Y 說： 「媽咪沒學過英文， 在香港， 識英文始終是adifferent class（不同階層）。」無論是否擁有大學程度，她們自覺比起母親優勝，因為她們「沒有跟時代脫節」。在知識型經濟和終身學習的宣傳中，她們的本錢是掌握學習機會和豐厚資訊來源，也是母親那一代女性輸蝕的地方。
「到我48 歲，我將擁有我的記憶、經驗、事業、興趣。我相信自己能夠獨立自主，不用忍受沒有愛的婚姻生活。」19 歲的L 想像的幸福，完全跟男人無關。「首先，我的起點不是從女性出發囉，而是一個人，作為一個人去設想。」L 覺得同輩女生相信男人會帶來幸福是「白癡」的想法。她不能接受自己當家庭主婦，煮飯畀老公食。她只相信自己的人生態度，對世界好奇和對知識渴求，將引領她接觸多元化的事物。
V 念社會學，21 歲，她定義的幸福有一半需要來自男人。她希望到了40 歲「最好做半職，上午工作，下午送仔女返學，晚上去學畫畫。跟老公可以輪流發展自己的興趣，星期一三五我去學，星期二四六他去學，星期日家庭日。」她的參考文獻是《珠光寶氣》。「司棋姐也是這樣教女， 老公要有經濟基礎，賺錢比我多。我希望將來有老公分擔一下生活重擔，不需要自己做到最強。」即使V 抱有嫁人的夢想，也有心理準備「如果經濟情况不夠好，我自己掙錢請工人也可以」。
「理想對象要有自己的堅持，要照顧到家庭，不用很有錢，但要有經濟基礎——我知在香港很難找！哈。」今年大學畢業的K 說。24 歲的J 只曾有過半年拍拖經驗，但她覺得「應該總會找到，如果找不到也沒辦法。」法律系H 已經打定輸數： 「到我40 歲，有伴侶當然好，沒有也沒辦法，我希望至少有過戀愛經驗。
未必沒有男人就不幸福，如果婚姻令我沒自由、不開心，沒有更好。」綜觀年輕女子的幸福藍圖，她們難以想像沒有愛情的婚姻， 男人依然佔一席位。一方面不敢盡情幻想美滿婚姻，另一方面，由於自覺曾受教育和能夠掌握資訊，婚姻成為她們可攻可守的領域，不像她們的母親般「無路可逃」。
「其實我清楚自己要什麼」呂大樂說第四代香港人的特徵是「沒個性」，習慣被父母安排好生活中的一切，只知道自己不想怎樣，卻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林奕華在《等待香港：青春篇》中，就他所認識的香港年輕人，下了重重的批評——他們自認「普通人」，甘於平庸，沒有改變現狀的勇氣和承擔，偏偏這個社會還高舉「創意」的口號。對年輕人的鞭撻，鞭鞭有力，可能是愛之深責之切，不過似乎我們還未曾聽見年輕人的聲音。
這十個訪問的結果，最教我們訝異的是，不論出身背景和階級，二十出頭的年輕女子可以清清楚楚表達她們對生活的要求。飛黃騰達和出人頭地不是終極目標，她們最強調的是不可以死做爛做， 「工作」僅是生活的一部分，主要是應付開支，談不上「事業」。未畢業的Y說： 「從來沒聽過人說工作有任何好處，總是說人事複雜，又要加班， 壓力大， 聽見就恐怖。」她們不期望工作如何偉大，只希望下班和放假可擁有自己的餘暇，見朋友、上興
趣班、攝影、旅行、看電
影、看書，甚至只是坐在咖啡店發呆。「我媽無法明白這些興趣和自由時間對我來說就是幸福。」明年做律師的H 坦言，職業於她的意義只等同於錢： 「對我媽來說，給她錢的是老公，我的是職業。假如老公養我，我有生活保障又可以有自己時間，那仍是我的理想生活。」K 的媽媽今年59 歲，初中畢業，現升至主管職位。「媽媽十分積極向上，我也想向上，但真的不及她aggressive。」K 大學畢業後在雜誌社工作數月後辭職了，偕母親同遊歐洲，回來後即遇金融海嘯，現在待業，但不見焦慮。「我們這一輩的選擇比較多，甚至可能是太多了？但我相信，只要找到想發展的方向，一定會做得很好。」剛投入第一份工作的20 歲文員阿Lo 說，將來每月收入萬多元已足夠。覺得50 歲時仍然做文員竟然OK，不就是所謂「沒出息、沒前途」嗎？但阿Lo 相信平凡的生活也不會太壞： 「太叻會很辛苦。」來自單親家庭的她小時候也曾捱窮，最難過的是知道了媽媽問別人借錢。她固然希望工作可以實踐自我，但如果不能，工作總可以維生。她們心底隱約有點事業的憧憬，但因為了解社會狀况，唯有降低期望。
「太叻會好辛苦」可以成為控方證據：都說新一代嬌生慣養，怕捱，缺乏韌力和意志（台灣稱他們為「草莓族」，一壓就爛）。
可是，我們發現，她們「辛苦」的意思，其實是重複去幹沒意義的、沒有滿足感的工作。H 直言她要追求的是「Quality oflife」。雖然她們才二十出頭，有些甚至從未全職工作，但早就明白，現在香港社會裏沒有多少工作可以讓人體現自己的價值，發揮創造力，讓生命和青春不枉過。成年人或許都接受了朝九晚九的生產模式，於所謂經濟大轉型中，無可奈何地跟隨規則，新一代卻直接指出他們「一點也不開心」。
並不吸引的白手興家史
對她們來說， 「香港人拼搏精神」只是遙遠而不吸引的神話。戰後嬰兒曾經赤手空拳打天下，當時的歷史處境讓他們的付出有機會得到超額回報。可是一出生已是香港經濟空前繁榮的八十年代，她們一邊長大一邊敏銳地發現，那些日做夜做的成年人，並沒有獲得優質生活，甚至隨着全球金融一體化，生產方式和回報變得動盪而脆弱。她們口中的「平凡」生活，從微小而不能致富的興趣找尋意義，其實可被理解為軟性的對抗——用最低限度的方式參與這個生產遊戲，但從不敢寄予厚望。如此一來，香港社會其實有沒有權對他們抱有任何期望？尤其當政府的文化政策或推動創意工業（的口號）對年輕人毫無實際幫助。19 歲的L 說： 「大人其實又有幾大？你們笑我那一套很傻，但起碼我開心。」
盼第四代港人打破宿命
2008-12-21 明報美西版(三藩市) D04,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個人總結
問﹕李祖喬@Roundtable
答﹕沈旭暉
李﹕這系列的訪問對象，幾乎一律抗拒承認是青年公共知識分子，為什麼？
沈﹕這標籤只是編輯喜好，我們都不喜歡。最應提供公共知識分子的大學，從不鼓勵學者參與社會，乃至給予無形壓力。傳媒也不尊重，恥笑評論人是學棍，卻變本加厲找這些人。和內地不同，知識分子在香港邁向公共是不能變錢的。建制重視輿論，但重化妝多於實務的作風，令一般知識分子反感，他們根本不願刻意影響公共，卻為即食評論人提供了空間。結合四代香港人困局，要是承認自己是青年公共知識分子，無異暗示有本錢突破，更成為眾矢之的。
李﹕昨日有評論文章說，他們太賣弄理論，不夠落地。
沈﹕也有數人堅持去理論化。現實是，李歐梵請周星馳授課不會受壓，年輕一代卻會。先讓人感覺自己懶勁，穩定時再入世，也許是先後次序。
李﹕你情願第一身分是學者。
沈﹕愈走進公共空間，愈必須比一般學者發表更多純學術文章，才能抵受壓力。我有信心比同期出道的國際學人，在學術上不墮後，乃至更前。但我不相信工作是dichotomization，只幹一種東西，我更辛苦，productivity會很低。
李﹕你在大學以外有其他工作……沈﹕參與私人公司管理顧問，也是國際視野的實驗。Roundtable延伸的一些蚊型企業，也要照顧其生存。稿費之類，不少都捐或借出去給你們。
李﹕你不愛評論香港時事，卻希望維持香港的國際性，想過從政嗎？你參加政府委員會，剛任滿中央政策組，朝中應有不少朋友。
沈﹕職業政客，從沒有想過。但要是和專業掛鈎，可融合國際知識和推動國際視野，無論是政府、商界還是媒體，都不應排拒。特區政府有對口單位長遠規劃，短期不可能出現，但這是唯一出路。促進這改變，是我參與那些框架的唯一目的。
李﹕人們對你的家庭背景很有興趣。
沈﹕沒什麼特別。母親從前在媒體工作，其實外公也是，他算是民國《大公報》張季鑾的後人。父親退休前教港大，英國畢業。他們從來一個投民建聯，一個投民主派，唯一共識是要我不從政。
李﹕Roundtable要做什麼？外人看的都不一樣。
沈﹕常說退休了。不如說它不應成為什麼。我想它不應幹太多top-down精英活動，也不要將議政論政列為主要工作，雖然也得做。周年聚餐太形式主義了，別再那樣吧，我抗拒這些。我們都是社會科學背景出身，希望加強香港對這背景的認受，無論是地位、理念、金錢、文化還是政治上，讓他們更好發揮。鞏固下一代社科基礎、讓政府和企業重視，比培養樣辦精英、追求短期效益更有意思。當然，有by-product，但別本末倒置。拿揑分寸，是藝術。
李﹕Roundtable陳智遠當政治助理過程中，在記者會特別多謝你。這是by-product？
沈﹕我們是好友，還幾乎每周見面。我深信他是這批人中最能發揮社科價值的人，儘管這制度開展得糟。坦白說，職位薪金是不正常，但這和社科人只應值三萬是不同概念，胡錦濤月薪多少？社科人應互通有無，我們也一直推進其他旋轉門，乃至推薦友好到使館的出國活動。
李﹕聽說你不同職業總收入不低，才沒考慮當副局長或政治助理……沈﹕這邏輯有問題。
李﹕有時我們覺得你很demanding，哈哈。
沈﹕我是很disciplined的人，每天都用excel記錄檢討和成效。對NGO的散漫管理無奈，但change總得慢慢來。
李﹕你喜歡在媒體出現嗎﹖沈﹕沒有快感，不過這是最直接推動國際視野的途徑之一。希望多和媒體幕後合作，它們融入國際元素，邀請不同朋友參與，這比自己出鏡有價值。媒體和組織邀請，我有八成轉介予朋友。風氣集體改變，不能靠個人，才可持續發展。
李﹕到什麼地步會離開香港？現在有什麼打算？
沈﹕必須知所進退。未來數年，在公眾視野應淡出點，專注國際研究和幕後推廣。目前在做中國看奧巴馬的調研，明年到東非訪談中非關係。我在中大剛開辦了一個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回應金融海嘯後的國際政經。只有對社科的輕視慢慢改變，再參與其他工作，才有價值，否則只是擺設。那時，就離開吧。
李﹕長遠夢想？
沈﹕在民間成立國際研究機構，有國際公民社會活動作下層建構，由商業運作支持長遠發展，毋須單靠捐款。可望永不可即，就是夢想。
李﹕最後，有什麼和第四代香港人分享﹖沈﹕年輕人最忌不知進退。像這系列，都是下班後見面、通宵寫出來，很累，而且延長了數周，但最後一集也有不捨，何况其他？但人生達到基本盤後，捨得不必要的名利，是需要的道行。只要穩固根基，四代香港人的宿命，是可以打破的，不要自怨自艾。大家努力。
問﹕李祖喬@Roundtable
答﹕沈旭暉
李﹕這系列的訪問對象，幾乎一律抗拒承認是青年公共知識分子，為什麼？
沈﹕這標籤只是編輯喜好，我們都不喜歡。最應提供公共知識分子的大學，從不鼓勵學者參與社會，乃至給予無形壓力。傳媒也不尊重，恥笑評論人是學棍，卻變本加厲找這些人。和內地不同，知識分子在香港邁向公共是不能變錢的。建制重視輿論，但重化妝多於實務的作風，令一般知識分子反感，他們根本不願刻意影響公共，卻為即食評論人提供了空間。結合四代香港人困局，要是承認自己是青年公共知識分子，無異暗示有本錢突破，更成為眾矢之的。
李﹕昨日有評論文章說，他們太賣弄理論，不夠落地。
沈﹕也有數人堅持去理論化。現實是，李歐梵請周星馳授課不會受壓，年輕一代卻會。先讓人感覺自己懶勁，穩定時再入世，也許是先後次序。
李﹕你情願第一身分是學者。
沈﹕愈走進公共空間，愈必須比一般學者發表更多純學術文章，才能抵受壓力。我有信心比同期出道的國際學人，在學術上不墮後，乃至更前。但我不相信工作是dichotomization，只幹一種東西，我更辛苦，productivity會很低。
李﹕你在大學以外有其他工作……沈﹕參與私人公司管理顧問，也是國際視野的實驗。Roundtable延伸的一些蚊型企業，也要照顧其生存。稿費之類，不少都捐或借出去給你們。
李﹕你不愛評論香港時事，卻希望維持香港的國際性，想過從政嗎？你參加政府委員會，剛任滿中央政策組，朝中應有不少朋友。
沈﹕職業政客，從沒有想過。但要是和專業掛鈎，可融合國際知識和推動國際視野，無論是政府、商界還是媒體，都不應排拒。特區政府有對口單位長遠規劃，短期不可能出現，但這是唯一出路。促進這改變，是我參與那些框架的唯一目的。
李﹕人們對你的家庭背景很有興趣。
沈﹕沒什麼特別。母親從前在媒體工作，其實外公也是，他算是民國《大公報》張季鑾的後人。父親退休前教港大，英國畢業。他們從來一個投民建聯，一個投民主派，唯一共識是要我不從政。
李﹕Roundtable要做什麼？外人看的都不一樣。
沈﹕常說退休了。不如說它不應成為什麼。我想它不應幹太多top-down精英活動，也不要將議政論政列為主要工作，雖然也得做。周年聚餐太形式主義了，別再那樣吧，我抗拒這些。我們都是社會科學背景出身，希望加強香港對這背景的認受，無論是地位、理念、金錢、文化還是政治上，讓他們更好發揮。鞏固下一代社科基礎、讓政府和企業重視，比培養樣辦精英、追求短期效益更有意思。當然，有by-product，但別本末倒置。拿揑分寸，是藝術。
李﹕Roundtable陳智遠當政治助理過程中，在記者會特別多謝你。這是by-product？
沈﹕我們是好友，還幾乎每周見面。我深信他是這批人中最能發揮社科價值的人，儘管這制度開展得糟。坦白說，職位薪金是不正常，但這和社科人只應值三萬是不同概念，胡錦濤月薪多少？社科人應互通有無，我們也一直推進其他旋轉門，乃至推薦友好到使館的出國活動。
李﹕聽說你不同職業總收入不低，才沒考慮當副局長或政治助理……沈﹕這邏輯有問題。
李﹕有時我們覺得你很demanding，哈哈。
沈﹕我是很disciplined的人，每天都用excel記錄檢討和成效。對NGO的散漫管理無奈，但change總得慢慢來。
李﹕你喜歡在媒體出現嗎﹖沈﹕沒有快感，不過這是最直接推動國際視野的途徑之一。希望多和媒體幕後合作，它們融入國際元素，邀請不同朋友參與，這比自己出鏡有價值。媒體和組織邀請，我有八成轉介予朋友。風氣集體改變，不能靠個人，才可持續發展。
李﹕到什麼地步會離開香港？現在有什麼打算？
沈﹕必須知所進退。未來數年，在公眾視野應淡出點，專注國際研究和幕後推廣。目前在做中國看奧巴馬的調研，明年到東非訪談中非關係。我在中大剛開辦了一個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回應金融海嘯後的國際政經。只有對社科的輕視慢慢改變，再參與其他工作，才有價值，否則只是擺設。那時，就離開吧。
李﹕長遠夢想？
沈﹕在民間成立國際研究機構，有國際公民社會活動作下層建構，由商業運作支持長遠發展，毋須單靠捐款。可望永不可即，就是夢想。
李﹕最後，有什麼和第四代香港人分享﹖沈﹕年輕人最忌不知進退。像這系列，都是下班後見面、通宵寫出來，很累，而且延長了數周，但最後一集也有不捨，何况其他？但人生達到基本盤後，捨得不必要的名利，是需要的道行。只要穩固根基，四代香港人的宿命，是可以打破的，不要自怨自艾。大家努力。
不談音樂談世代
2008-12-21 明報 P04, 安裕周記, 陶囍觀察, 陶囍
月初，潘迪華跟at 17 在演藝學院舉行了三場音樂會。世事奇妙，十二月四日開場首天，王維基高調上任亞視；十二月六日，音樂會落幕那夜，倪震被拍下熱吻照。這三件事表面互不關連，卻恰恰在同一時空發生，王、倪擔綱的兩齣好戲，高潮迭起，箇中恩怨情仇，目下已是家傳戶曉。兩相對比，這類音樂會，既沒有火熱動感貼身舞，又沒有是非好搞作，本來就不合本地娛樂版的口胃，加上同期對手太強，這麼動聽動人的音樂會，結果並沒能得到多少媒體青睞，除了零星報道，未有引起什麼談論，直如沒發生過一樣。
幸好，我當日在現場，親身感受大樂隊現場伴奏的華麗氣派、爵士樂那有時即興有時慵懶又有時風騷的韻味。在潘迪華滄桑溫柔的歌聲中，對爵士樂毫無認識的我，隱隱聽出了複雜的人生感懷。第一次看at 17 表演，更像發現了新大陸一般興奮，林二汶聲甜，盧凱彤爽朗，我特別喜歡她們出場時的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是at 17 的盧凱彤。」我近年很少看本地的綜藝節目，其中一個原因是受不了那幫年輕藝人和歌手有事沒事笑作一團，像眼前兩位那麼自信滿滿，舉止大方的，已足夠叫我眼前一亮。
音樂會以What a wonderful world 作結。潘迪華說，她想起了早逝的兒子，我心一動，淚在眼眶打滾，看台上的三個女子，兩個聲音哽咽，隨時要掉眼淚。我聽着那豁達大度的歌詞， and I think to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懷着感動離開場館時，莫名其妙的，我想起了呂大樂。
《四代香港人》一紙風行，影響力不容小覷，我身邊就經常有人興高采烈的對號入座。友人生於一九七五年，早生了一年，算不上呂大樂筆下的第四代，很有點耿耿於懷。所謂四代人，到底是怎麼劃分出來的呢？在美國，戰後嬰兒（boomers）生於一九四六至一九六四，正好跟呂所說的第二代香港人同期（一九四六至一九六五）；隨後那一代人數大減，被稱為bust，又叫X 世代（Generation X），出生年份由一九六五至一九七六（香港第三代是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五），那生於一九七七至一九九七（香港的第四代，出生於一九七六至一九九○年間）的，順理成章是Y 世代（Generation Y）了。看到這裏，你是否已經給這些年份搞糊塗了？
從一開始，我就搞不懂是否真的可以一刀切，把出生在某年之後的人歸類為同一代人，然後想像這一代人擁有一些共同特徵，具備某種「時代的烙印」。第一次看《四代香港人》時，我由衷佩服呂大樂簡潔的、帶點一錘定音式的敘述，後來翻看了兩次，漸漸看出了一點苗頭——表面上這書寫的是四代，說來說去，主角都是第二代，無論寫的是哪一代，都是從第二代的視角出發。對第一代，第二代有的是遲來的敬意；對第三代，第二代有的是歉疚；至於第四代，第二代感情複雜，恆常徘徊在愛你會否變成害你的人生交叉點上。《四代香港人》其實是一個第二代香港人寫給自己和同代人反省的小書。
第四代對號入座
偏偏有為數不少的「第四代」看得很認真，全情代入角色。我不只一次聽到二十至三十歲的年輕人，自怨自艾說： 「我們這些第四代，沒有個性。唉，我們好像很多選擇，其實沒有。」又或者用控訴的語氣，問： 「是誰把我們弄到這樣子的？就是可怕的家長，自以為是的第二代！」驟聽起來，為人父母的第二代，簡直是存心靠害，仇深似海。
這些話聽多了，說的人好像愈來愈理直氣壯，彷彿只要貼上第x 代的標貼，什麼事都立即有一個說法，歸結起來，又不免都是社會的錯，制度的錯，上一代的錯。在《四代香港人》日益神話化的過程中，我的心理經歷了微妙的轉變，我由開始時理解和同情第四代的成長歷程，演變到今天，當面對一個忙不及自稱「第四代」的人，會打從心底感到厭煩。我仍然看到加諸在第四代身上的種種要求、期望和限制，我知道這些力量，會塑造出某些性格傾向，但我也相信，建制再龐大強橫，個人仍有一定的自由意志，在限制中尋找、發掘和創造其他可能。
前衛的第一代
按照四代人的分類，今年七十七歲的潘迪華當屬第一代無疑。綜合昔日報道，潘迪華一九四九年隨母由滬來港時，還未夠二十歲，她視周璇為偶像，喜歡唱歌，就唱了一輩子的歌。現在說這話可以很輕鬆，但不要忘記，上世紀五十年代，TVB 還未出生，本地文化人津津樂道的「香港普及文化」連影子都未有，一個妙齡女子愛唱，甚至願意四出演唱，成為cabaret singer，不見得會得到家長和長輩的認同和祝福，如果她當日選擇遵循主流對女性的期望，半世紀後的今天，我們就不會聽到那成熟動人的嗓子。
潘迪華很前衛，一九七二年，她製作了第一齣華語音樂劇《白孃孃》，耗資百萬港元，當年《南華早報》連日大篇幅報道，但本地觀眾反應平淡，潘迪華虧了大本。幾年前她在專欄寫過這事，提到李小龍演出後對她說，她比時代走前了至少十五年。
賠錢自然心痛，但許多年後，她真正記牢的，是那一句肯定——比時代走前了至少十五年，等於說，你超越了時代的限制，你沒有等萬事俱備才動身圓夢，你沒有抱怨時勢運氣都對你不利，你更沒有概嘆「在香港搞藝術，真『大鑊』！」（題外話：三十會的龔耀輝十二月十五日在信報撰文，題為「三十幾歲，真『大鑊』！」，盡訴時勢逆轉下三十世代的重重危機，文章引起了林行止先生憶舊情懷，對三十世代提出了一點善意提醒，對「世代之爭」有興趣的諸位，切勿錯過。）你就是東風，你就是時勢運氣，結果你可以在西九還是海的七十年代寫下了一頁傳奇，而我們反來覆去的討論完硬件檢討軟件，什麼也幹不了。
份屬第四代的at 17 很幸運，能夠跟一個特立獨行的前輩合作，可以親身領受她忠於所愛的力量。
at 17 轉眼出道多年，也有很多支持者，但距離八十年代那種「大紅大紫」，不可同日而語。在本地娛樂和音樂事業日見凋零的時刻，繼續以興趣為志業，在在需要勇氣。這個音樂會，就是第一代為第四代打氣，第四代向第一代致敬的一個美妙舞台。at17 為失落的同代人示範了面對時代的功架；潘迪華則為進退失據的第二代父母示範，愛不是為下一代搭建美滿的將來，各人有各人要走的路，不是父母可以預知和決定，反而簡單一些，一起jam 歌，分享音樂，也是愛。
在時代的巨大陰影下，個人或許真的改變不了什麼，兩代如何相處，還是可以自主。
月初，潘迪華跟at 17 在演藝學院舉行了三場音樂會。世事奇妙，十二月四日開場首天，王維基高調上任亞視；十二月六日，音樂會落幕那夜，倪震被拍下熱吻照。這三件事表面互不關連，卻恰恰在同一時空發生，王、倪擔綱的兩齣好戲，高潮迭起，箇中恩怨情仇，目下已是家傳戶曉。兩相對比，這類音樂會，既沒有火熱動感貼身舞，又沒有是非好搞作，本來就不合本地娛樂版的口胃，加上同期對手太強，這麼動聽動人的音樂會，結果並沒能得到多少媒體青睞，除了零星報道，未有引起什麼談論，直如沒發生過一樣。
幸好，我當日在現場，親身感受大樂隊現場伴奏的華麗氣派、爵士樂那有時即興有時慵懶又有時風騷的韻味。在潘迪華滄桑溫柔的歌聲中，對爵士樂毫無認識的我，隱隱聽出了複雜的人生感懷。第一次看at 17 表演，更像發現了新大陸一般興奮，林二汶聲甜，盧凱彤爽朗，我特別喜歡她們出場時的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是at 17 的盧凱彤。」我近年很少看本地的綜藝節目，其中一個原因是受不了那幫年輕藝人和歌手有事沒事笑作一團，像眼前兩位那麼自信滿滿，舉止大方的，已足夠叫我眼前一亮。
音樂會以What a wonderful world 作結。潘迪華說，她想起了早逝的兒子，我心一動，淚在眼眶打滾，看台上的三個女子，兩個聲音哽咽，隨時要掉眼淚。我聽着那豁達大度的歌詞， and I think to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懷着感動離開場館時，莫名其妙的，我想起了呂大樂。
《四代香港人》一紙風行，影響力不容小覷，我身邊就經常有人興高采烈的對號入座。友人生於一九七五年，早生了一年，算不上呂大樂筆下的第四代，很有點耿耿於懷。所謂四代人，到底是怎麼劃分出來的呢？在美國，戰後嬰兒（boomers）生於一九四六至一九六四，正好跟呂所說的第二代香港人同期（一九四六至一九六五）；隨後那一代人數大減，被稱為bust，又叫X 世代（Generation X），出生年份由一九六五至一九七六（香港第三代是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五），那生於一九七七至一九九七（香港的第四代，出生於一九七六至一九九○年間）的，順理成章是Y 世代（Generation Y）了。看到這裏，你是否已經給這些年份搞糊塗了？
從一開始，我就搞不懂是否真的可以一刀切，把出生在某年之後的人歸類為同一代人，然後想像這一代人擁有一些共同特徵，具備某種「時代的烙印」。第一次看《四代香港人》時，我由衷佩服呂大樂簡潔的、帶點一錘定音式的敘述，後來翻看了兩次，漸漸看出了一點苗頭——表面上這書寫的是四代，說來說去，主角都是第二代，無論寫的是哪一代，都是從第二代的視角出發。對第一代，第二代有的是遲來的敬意；對第三代，第二代有的是歉疚；至於第四代，第二代感情複雜，恆常徘徊在愛你會否變成害你的人生交叉點上。《四代香港人》其實是一個第二代香港人寫給自己和同代人反省的小書。
第四代對號入座
偏偏有為數不少的「第四代」看得很認真，全情代入角色。我不只一次聽到二十至三十歲的年輕人，自怨自艾說： 「我們這些第四代，沒有個性。唉，我們好像很多選擇，其實沒有。」又或者用控訴的語氣，問： 「是誰把我們弄到這樣子的？就是可怕的家長，自以為是的第二代！」驟聽起來，為人父母的第二代，簡直是存心靠害，仇深似海。
這些話聽多了，說的人好像愈來愈理直氣壯，彷彿只要貼上第x 代的標貼，什麼事都立即有一個說法，歸結起來，又不免都是社會的錯，制度的錯，上一代的錯。在《四代香港人》日益神話化的過程中，我的心理經歷了微妙的轉變，我由開始時理解和同情第四代的成長歷程，演變到今天，當面對一個忙不及自稱「第四代」的人，會打從心底感到厭煩。我仍然看到加諸在第四代身上的種種要求、期望和限制，我知道這些力量，會塑造出某些性格傾向，但我也相信，建制再龐大強橫，個人仍有一定的自由意志，在限制中尋找、發掘和創造其他可能。
前衛的第一代
按照四代人的分類，今年七十七歲的潘迪華當屬第一代無疑。綜合昔日報道，潘迪華一九四九年隨母由滬來港時，還未夠二十歲，她視周璇為偶像，喜歡唱歌，就唱了一輩子的歌。現在說這話可以很輕鬆，但不要忘記，上世紀五十年代，TVB 還未出生，本地文化人津津樂道的「香港普及文化」連影子都未有，一個妙齡女子愛唱，甚至願意四出演唱，成為cabaret singer，不見得會得到家長和長輩的認同和祝福，如果她當日選擇遵循主流對女性的期望，半世紀後的今天，我們就不會聽到那成熟動人的嗓子。
潘迪華很前衛，一九七二年，她製作了第一齣華語音樂劇《白孃孃》，耗資百萬港元，當年《南華早報》連日大篇幅報道，但本地觀眾反應平淡，潘迪華虧了大本。幾年前她在專欄寫過這事，提到李小龍演出後對她說，她比時代走前了至少十五年。
賠錢自然心痛，但許多年後，她真正記牢的，是那一句肯定——比時代走前了至少十五年，等於說，你超越了時代的限制，你沒有等萬事俱備才動身圓夢，你沒有抱怨時勢運氣都對你不利，你更沒有概嘆「在香港搞藝術，真『大鑊』！」（題外話：三十會的龔耀輝十二月十五日在信報撰文，題為「三十幾歲，真『大鑊』！」，盡訴時勢逆轉下三十世代的重重危機，文章引起了林行止先生憶舊情懷，對三十世代提出了一點善意提醒，對「世代之爭」有興趣的諸位，切勿錯過。）你就是東風，你就是時勢運氣，結果你可以在西九還是海的七十年代寫下了一頁傳奇，而我們反來覆去的討論完硬件檢討軟件，什麼也幹不了。
份屬第四代的at 17 很幸運，能夠跟一個特立獨行的前輩合作，可以親身領受她忠於所愛的力量。
at 17 轉眼出道多年，也有很多支持者，但距離八十年代那種「大紅大紫」，不可同日而語。在本地娛樂和音樂事業日見凋零的時刻，繼續以興趣為志業，在在需要勇氣。這個音樂會，就是第一代為第四代打氣，第四代向第一代致敬的一個美妙舞台。at17 為失落的同代人示範了面對時代的功架；潘迪華則為進退失據的第二代父母示範，愛不是為下一代搭建美滿的將來，各人有各人要走的路，不是父母可以預知和決定，反而簡單一些，一起jam 歌，分享音樂，也是愛。
在時代的巨大陰影下，個人或許真的改變不了什麼，兩代如何相處，還是可以自主。
南來知青看香港
2008-12-21 明報 P06,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沈旭暉
這系列最後一集，筆者請來兩位在內地頗負盛名的青年公共知識分子，許知遠和安替，希望用他者的角度，回看香港同行的出路。然後，會簡單總結香港究竟有沒有青年公共知識分子這回事，和他們面對的結構性困局，以及個人總結。
文沈旭暉
「香港魅力衰掉很快」
問：沈旭暉訪問助理：張開圍、李祖喬@Roundtable答：許知遠（《生活雜誌》出版人，曾任《經濟觀察報》主筆，著有《那些憂傷的年輕人》、《納斯達克的一代》等）和許知遠談過數次，都是在香港，由文化界前輩介紹認識。他在內地知識界是青年象徵，成名作《那些憂傷的年輕人》反映一代人心結，乃《四代香港人》姊妹篇。他的生活：當雜誌出版人+通過文章維持安穩生活+主持北京書店+不時出國考察，正是我們夢寐以求的事。但原來，他更希望被稱為作家。
是內地知識界青年象徵
「真正的作家願意用50 年後的10 個讀者，交換現在的5 萬個讀者」。他的讀者不只5 萬，但相信「是否影響public，那是一個by-product，不是我要追求的方向。當一個人太追求by-product，就會篡改自己的內心世界，對自己不誠實，結論往往經不起推敲。」太刻意追求影響力，失諸有相： 「有人天生試圖影響政策，但個人選擇是按照我的方式想清楚，並不希望東西能達成結果。」太追求商業效益，也看不過眼： 「我特別喜歡作家Edmund Wilson，起英文名字也是因為他。他擔心銷量大得讓嚴肅作家害臊」。
知遠本質愛學術， 但情歸公民社會。
「在國內，大學是愈來愈潰爛的體制，因為過分封閉，行政權力不斷膨脹，學術精神不斷死亡，很難有活力和空間容納年輕的聲音。公共空間可成為更大的自由平台。」所以，他認為公共知識分子有特定社會功能： 「任何社會都面臨價值的真空、意義的缺失，知識分子應填補這真空。」對他而言，十九世紀的西方知識分子傳統最值得尊敬， 「不一定需要在學院幹什麽，也不一定經過所謂學術訓練，包括馬克思， 他們才是真正意義上的publicintellectual， 足够的public， 足夠的intellectual。」他找到公共和私人之間難得的平衡，足以傳訊，也毋須害臊。他認同在香港難做到， 「中國大嘛」。
是的，港人的焦慮他都理解。他笑說每次來香港，都為我做精神massage。內地、台灣都有世代論，那裏的第四代人也面臨難以上位、權力持份人為新一代訂下自己毋須達到的標準等結構問題。
台灣人可種田開咖啡，香港不行「台灣是很好玩的案例。台灣年輕人畢業後不想成為王永慶了，知道成不了，有心人夢想是在農村買地，開咖啡館。這樣的社會愈來愈多元，再過兩年，就醞釀出不同價值來。」然而，香港年輕人沒有了橫向流動的視野，向上望又鬱鬱不得志：「現在的年輕人沒有明顯受壓，生活也不匱乏，沒什麽主要敵人，就局限在小世界裏了。」何况不同台灣， 「香港買不了地，太可憐了，就這點特別可怕。台灣有多元價值觀在支撐，在香港金錢的支配性太大了，這是整個社會風向。政府應做事，要給年輕人創造一個可能性嘛。當然，這是相互的事情，年輕人也要爭取。」沒嶄新思想連好東西也在消失知遠和香港頗有淵源。他正研究香港史，常到香港圖書館調研，在《亞洲週刊》定期寫文章，也交由CUP 出版《愛國無罪》。他喜歡香港的獨特性——從前的獨特性： 「香港魅力在過去十多年衰掉很快。從前香港魅力在於獨特，現在中國封閉消除，香港再沒有嶄新思想出現。本來的有利條件，自由流動信息，長期外來的文化傳統，處於亞洲的特殊地位，應該出現新的東西，包括價值、文化創造，但都沒有。
甚至好東西也在消失。」研究香港，導火線是「從來沒香港人把自身故事說完整，邏輯都是碎片式的。說得好的都是外國人，像Jan Morris。」當然，還有感情：「我們這一代關心香港完全是因為錄像帶、流行曲，因為中國封閉。八十後不需要香港。」豈非最後一代理會香港的中國人？ 「嗯，歷史還沒終結，怎敢說是最後一代？」後記：過了追求粉絲的年齡見過許知遠的人，會先注意他的外形：捲長髮型、開胸襯衣，不像一般人想像的知識分子。他說沒有刻意經營形象，大學時因為懶才不剪頭髮，但不諱言「可能3 年前希望成為一個pop star，我曾想為什麼文化界不能。但這兩年看到在公共中心的，都是些你看不起、不尊敬的人，就算了。」他笑說「早已過了追求粉絲的年齡」， 而且「householdname 是陳冠希那些人，不要跟他們比。
」他希望明年到海外住一年，當訪問學者。這條路，是他獨自走出來的，如何向上提升、如何橫向流動，他都有自主性，實在值得香港同行借鏡。
「我不在乎香港怎樣走」
問：沈旭暉訪問助理：張開圍、李祖喬@Roundtable答：安替（國際關係研究員，《縱橫周刊》負責人。曾任南方報業集團記者、《紐約時報》駐北京辦事處研究員）在內地的國際研究圈，安替是公共知識分子代表人物，他主辦的網絡《縱橫周刊》是研究者必讀。他曾到伊拉克當戰地記者，又在學院兼任授課，但主要身分還是媒體工作者。他的博客曾被微軟封掉，原因是他不滿一份由《南方都市報》骨幹發起的報紙被整肅。這令他在美國打響名堂，當地聽證會也曾討論這案例。他和香港的交往，也是從網絡開始，卻發現香港網絡生態和他想像的不一樣。
「香港網絡左，大陸網絡右」在內地屬自由派的他，自言政見「中間偏右」，香港網絡則「太左」： 「香港網絡評論和博客常說反主流媒體、反專業，這對我來說，不太願去做。大陸blogger 的最大作用是改變傳統媒體，最好的blogger還是傳媒人，包括王小峰、連岳，都是非常專業的。在中國，blogger 是傳統媒體的一次再創新，而不是推翻。」他曾參加一次香港獨立媒體的會議， 「我發現我是各地代表裏面最右的，非常吃驚。對我來說，WTO 給了中國非常重要的機會，去rise 或改變一切，並且讓公民社會有更多錢和自由。所以，WTO 對中國很有價值。」
網論和政論精神分裂
作為活躍網絡的知識分子，安替懂得精神分裂的遊戲規則， 「封你的blog 跟把你捉起來是兩回事」。他不斷強調主要身分不是批評政府的社運人，而是專業新聞工作者： 「我內心覺得新聞專業非常重要，想推動新聞專業化。這是從台灣和俄羅斯經驗看出來。」他的私人感受唯有通過博客發泄，但也注意界線以免影響第一身分： 「當然，我承認這是self-censorship。
可真正的勇氣，不是老是批評的。我真的希望推動專業化、新聞自由，才願意做一些self-censorship，包括在公共場合不那麽直接談中國，才能推動國際政治自由化等事。」這是為政治，也是為專業：要是老談中國，就沒有人把他當國際新聞權威。別人可以不明白，我不能。
他的《縱橫周刊》是有趣的平台，集合了50 多個專家學者，每人負責研究一個國家地區，每周寫一篇八百字時評。其中，也有人負責香港： 「我們不太在乎香港應該怎麼走，我完全不關心這問題。我們比較關心的是分析各地的政治運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香港是重要的中國之內的化外之地，就這樣而已。」那對中國有什麼參考價值？ 「最好能保持北京對香港忠心的信任，特區的民主又能發展得非常成熟，那樣大陸民衆和政府都會有更大信心，放手讓台灣有更大空間。」既然只為參考，為什麼還要專人研究香港？ 「對，但我們對緬甸、泰國、蘇格蘭、魁北克，也關注。」究竟內地公共知識分子還有沒有人關心香港？ 「不多。香港是一個拿了港簽可以購物shopping 的地方，然後有影星、電視劇、娛樂。我們有台灣問題，對於大陸來說，已沒有香港問題。」「沒有國際，香港什麼也不是」話是這麼說，但字裏行間，安替替香港惋惜。「什麼叫CEPA？ 就是Money forloyalty。媒體、政客都期待北京援救自己。其實香港是華人地區最自由的經濟體，這麽自由的經濟體都期待依賴，未來的政治經濟自由怎麽捍衛？」對安替而言，香港本土文化並不成熟，千萬不應推廣：「香港最大特色不是local，而是國際化，這也是它對中國的價值。為什麽克林頓願意把CGI 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 放在香港？就是要放在國際地方。一local，就失去international 和一切。」怎樣維繫香港的國際地位？ 「香港需要政治家。香港政客都是官僚，從英國訓練出來，都是跟隨指示，包括特首。」香港跟中國融合愈來愈緊密，他直言「非常擔心」： 「有時候並不是大陸在壓香港，而是香港慢慢自我審查，這非常可怕。界線慢慢移，北京也不會退後，距離愈來愈近，香港價值愈來愈低。有什麽辦法？」
後記：可比孰不可比
安替的國際雜誌概念，也是我的追求。然而，在香港絕不可能找到50 個專家學者每周定期就該地區發表短評：既沒有這麼多專家，有知識的不大做這類事情，讀者更是奇缺。
諷刺的是，他卻安慰我們，說羨慕香港的環境可以出現Roundtable，希望在內地籌備差不多的網絡，卻遇上不少困難。他不斷強調自己的新聞專業，我們也得花大量時間應付學術遊戲，可比孰不可比，從來庸人自擾。
但無可否認，內地知識分子的空間比香港大得多。不少學者和文化人紛紛北上，據說生活和自由，都比特區優越。
10 年後，許知遠和安替還會常到香港來嗎？
個人總結
問：李祖喬@Roundtable
答：沈旭暉
盼第四代港人打破宿命
李：這系列的訪問對象，幾乎一律抗拒承認是青年公共知識分子，為什麼？
沈：這標籤只是編輯喜好，我們都不喜歡。最應提供公共知識分子的大學，從不鼓勵學者參與社會，乃至給予無形壓力。傳媒也不尊重，恥笑評論人是學棍，卻變本加厲找這些人。和內地不同，知識分子在香港邁向公共是不能變錢的。建制重視輿論，但重化妝多於實務的作風，令一般知識分子反感，他們根本不願刻意影響公共，卻為即食評論人提供了空間。結合四代香港人困局，要是承認自己是青年公共知識分子，無異暗示有本錢突破，更成為眾矢之的。
李：昨日有評論文章說，他們太賣弄理論，不夠落地。
沈：也有數人堅持去理論化。現實是，李歐梵請周星馳授課不會受壓，年輕一代卻會。先讓人感覺自己懶勁，穩定時再入世，也許是先後次序。
李：你情願第一身分是學者。
沈：愈走進公共空間，愈必須比一般學者發表更多純學術文章，才能抵受壓力。我有信心比同期出道的國際學人，在學術上不墮後，乃至更前。但我不相信工作是dichotomization，只幹一種東西，我更辛苦，productivity 會很低。
李：你在大學以外有其他工作……沈：參與私人公司管理顧問，也是國際視野的實驗。Roundtable 延伸的一些蚊型企業，也要照顧其生存。稿費之類，不少都捐或借出去給你們。
李：你不愛評論香港時事，卻希望維持香港的國際性，想過從政嗎？你參加政府委員會，剛任滿中央政策組，朝中應有不少朋友。
沈：職業政客，從沒有想過。但要是和專業掛鈎，可融合國際知識和推動國際視野，無論是政府、商界還是媒體，都不應排拒。
特區政府有對口單位長遠規劃，短期不可能出現，但這是唯一出路。促進這改變，是我參與那些框架的唯一目的。
李：人們對你的家庭背景很有興趣。
沈：沒什麼特別。母親從前在媒體工作，其實外公也是，他算是民國《大公報》張季鑾的後人。父親退休前教港大，英國畢業。
他們從來一個投民建聯，一個投民主派，唯一共識是要我不從政。
李：Roundtable 要做什麼？外人看的都不一樣。
沈：常說退休了。不如說它不應成為什麼。我想它不應幹太多top-down 精英活動，也不要將議政論政列為主要工作，雖然也得做。周年聚餐太形式主義了，別再那樣吧，我抗拒這些。我們都是社會科學背景出身，希望加強香港對這背景的認受，無論是地位、理念、金錢、文化還是政治上，讓他們更好發揮。
鞏固下一代社科基礎、讓政府和企業重視，比培養樣辦精英、追求短期效益更有意思。當然，有by-product，但別本末倒置。拿揑分寸，是藝術。
李：Roundtable 陳智遠當政治助理過程中，在記者會特別多謝你。
這是by-product？
沈：我們是好友，還幾乎每周見面。我深信他是這批人中最能發揮社科價值的人，儘管這制度開展得糟。坦白說，職位薪金是不正常，但這和社科人只應值三萬是不同概念，胡錦濤月薪多少？社科人應互通有無，我們也一直推進其他旋轉門，乃至推薦友好到使館的出國活動。
李：聽說你不同職業總收入不低，才沒考慮當副局長或政治助理
……
沈：這邏輯有問題。
李：有時我們覺得你很demanding，哈哈。
沈：我是很disciplined 的人，每天都用excel 記錄檢討和成效。對NGO 的散漫管理無奈，但change 總得慢慢來。
李：你喜歡在媒體出現嗎？
沈：沒有快感，不過這是最直接推動國際視野的途徑之一。希望多和媒體幕後合作，它們融入國際元素，邀請不同朋友參與，這比自己出鏡有價值。媒體和組織邀請，我有八成轉介予朋友。
風氣集體改變，不能靠個人，才可持續發展。
李：到什麼地步會離開香港？現在有什麼打算？
沈：必須知所進退。未來數年，在公眾視野應淡出點，專注國際研究和幕後推廣。目前在做中國看奧巴馬的調研，明年到東非訪談中非關係。我在中大剛開辦了一個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回應金融海嘯後的國際政經。只有對社科的輕視慢慢改變，再參與其他工作，才有價值，否則只是擺設。那時，就離開吧。
李：長遠夢想？
沈：在民間成立國際研究機構，有國際公民社會活動作下層建構，由商業運作支持長遠發展，毋須單靠捐款。可望永不可即，就是夢想。
李：最後，有什麼和第四代香港人分享？
沈：年輕人最忌不知進退。像這系列，都是下班後見面、通宵寫出來，很累，而且延長了數周，但最後一集也有不捨，何况其他？但人生達到基本盤後，捨得不必要的名利，是需要的道行。
只要穩固根基，四代香港人的宿命，是可以打破的，不要自怨自艾。大家努力。
這系列最後一集，筆者請來兩位在內地頗負盛名的青年公共知識分子，許知遠和安替，希望用他者的角度，回看香港同行的出路。然後，會簡單總結香港究竟有沒有青年公共知識分子這回事，和他們面對的結構性困局，以及個人總結。
文沈旭暉
「香港魅力衰掉很快」
問：沈旭暉訪問助理：張開圍、李祖喬@Roundtable答：許知遠（《生活雜誌》出版人，曾任《經濟觀察報》主筆，著有《那些憂傷的年輕人》、《納斯達克的一代》等）和許知遠談過數次，都是在香港，由文化界前輩介紹認識。他在內地知識界是青年象徵，成名作《那些憂傷的年輕人》反映一代人心結，乃《四代香港人》姊妹篇。他的生活：當雜誌出版人+通過文章維持安穩生活+主持北京書店+不時出國考察，正是我們夢寐以求的事。但原來，他更希望被稱為作家。
是內地知識界青年象徵
「真正的作家願意用50 年後的10 個讀者，交換現在的5 萬個讀者」。他的讀者不只5 萬，但相信「是否影響public，那是一個by-product，不是我要追求的方向。當一個人太追求by-product，就會篡改自己的內心世界，對自己不誠實，結論往往經不起推敲。」太刻意追求影響力，失諸有相： 「有人天生試圖影響政策，但個人選擇是按照我的方式想清楚，並不希望東西能達成結果。」太追求商業效益，也看不過眼： 「我特別喜歡作家Edmund Wilson，起英文名字也是因為他。他擔心銷量大得讓嚴肅作家害臊」。
知遠本質愛學術， 但情歸公民社會。
「在國內，大學是愈來愈潰爛的體制，因為過分封閉，行政權力不斷膨脹，學術精神不斷死亡，很難有活力和空間容納年輕的聲音。公共空間可成為更大的自由平台。」所以，他認為公共知識分子有特定社會功能： 「任何社會都面臨價值的真空、意義的缺失，知識分子應填補這真空。」對他而言，十九世紀的西方知識分子傳統最值得尊敬， 「不一定需要在學院幹什麽，也不一定經過所謂學術訓練，包括馬克思， 他們才是真正意義上的publicintellectual， 足够的public， 足夠的intellectual。」他找到公共和私人之間難得的平衡，足以傳訊，也毋須害臊。他認同在香港難做到， 「中國大嘛」。
是的，港人的焦慮他都理解。他笑說每次來香港，都為我做精神massage。內地、台灣都有世代論，那裏的第四代人也面臨難以上位、權力持份人為新一代訂下自己毋須達到的標準等結構問題。
台灣人可種田開咖啡，香港不行「台灣是很好玩的案例。台灣年輕人畢業後不想成為王永慶了，知道成不了，有心人夢想是在農村買地，開咖啡館。這樣的社會愈來愈多元，再過兩年，就醞釀出不同價值來。」然而，香港年輕人沒有了橫向流動的視野，向上望又鬱鬱不得志：「現在的年輕人沒有明顯受壓，生活也不匱乏，沒什麽主要敵人，就局限在小世界裏了。」何况不同台灣， 「香港買不了地，太可憐了，就這點特別可怕。台灣有多元價值觀在支撐，在香港金錢的支配性太大了，這是整個社會風向。政府應做事，要給年輕人創造一個可能性嘛。當然，這是相互的事情，年輕人也要爭取。」沒嶄新思想連好東西也在消失知遠和香港頗有淵源。他正研究香港史，常到香港圖書館調研，在《亞洲週刊》定期寫文章，也交由CUP 出版《愛國無罪》。他喜歡香港的獨特性——從前的獨特性： 「香港魅力在過去十多年衰掉很快。從前香港魅力在於獨特，現在中國封閉消除，香港再沒有嶄新思想出現。本來的有利條件，自由流動信息，長期外來的文化傳統，處於亞洲的特殊地位，應該出現新的東西，包括價值、文化創造，但都沒有。
甚至好東西也在消失。」研究香港，導火線是「從來沒香港人把自身故事說完整，邏輯都是碎片式的。說得好的都是外國人，像Jan Morris。」當然，還有感情：「我們這一代關心香港完全是因為錄像帶、流行曲，因為中國封閉。八十後不需要香港。」豈非最後一代理會香港的中國人？ 「嗯，歷史還沒終結，怎敢說是最後一代？」後記：過了追求粉絲的年齡見過許知遠的人，會先注意他的外形：捲長髮型、開胸襯衣，不像一般人想像的知識分子。他說沒有刻意經營形象，大學時因為懶才不剪頭髮，但不諱言「可能3 年前希望成為一個pop star，我曾想為什麼文化界不能。但這兩年看到在公共中心的，都是些你看不起、不尊敬的人，就算了。」他笑說「早已過了追求粉絲的年齡」， 而且「householdname 是陳冠希那些人，不要跟他們比。
」他希望明年到海外住一年，當訪問學者。這條路，是他獨自走出來的，如何向上提升、如何橫向流動，他都有自主性，實在值得香港同行借鏡。
「我不在乎香港怎樣走」
問：沈旭暉訪問助理：張開圍、李祖喬@Roundtable答：安替（國際關係研究員，《縱橫周刊》負責人。曾任南方報業集團記者、《紐約時報》駐北京辦事處研究員）在內地的國際研究圈，安替是公共知識分子代表人物，他主辦的網絡《縱橫周刊》是研究者必讀。他曾到伊拉克當戰地記者，又在學院兼任授課，但主要身分還是媒體工作者。他的博客曾被微軟封掉，原因是他不滿一份由《南方都市報》骨幹發起的報紙被整肅。這令他在美國打響名堂，當地聽證會也曾討論這案例。他和香港的交往，也是從網絡開始，卻發現香港網絡生態和他想像的不一樣。
「香港網絡左，大陸網絡右」在內地屬自由派的他，自言政見「中間偏右」，香港網絡則「太左」： 「香港網絡評論和博客常說反主流媒體、反專業，這對我來說，不太願去做。大陸blogger 的最大作用是改變傳統媒體，最好的blogger還是傳媒人，包括王小峰、連岳，都是非常專業的。在中國，blogger 是傳統媒體的一次再創新，而不是推翻。」他曾參加一次香港獨立媒體的會議， 「我發現我是各地代表裏面最右的，非常吃驚。對我來說，WTO 給了中國非常重要的機會，去rise 或改變一切，並且讓公民社會有更多錢和自由。所以，WTO 對中國很有價值。」
網論和政論精神分裂
作為活躍網絡的知識分子，安替懂得精神分裂的遊戲規則， 「封你的blog 跟把你捉起來是兩回事」。他不斷強調主要身分不是批評政府的社運人，而是專業新聞工作者： 「我內心覺得新聞專業非常重要，想推動新聞專業化。這是從台灣和俄羅斯經驗看出來。」他的私人感受唯有通過博客發泄，但也注意界線以免影響第一身分： 「當然，我承認這是self-censorship。
可真正的勇氣，不是老是批評的。我真的希望推動專業化、新聞自由，才願意做一些self-censorship，包括在公共場合不那麽直接談中國，才能推動國際政治自由化等事。」這是為政治，也是為專業：要是老談中國，就沒有人把他當國際新聞權威。別人可以不明白，我不能。
他的《縱橫周刊》是有趣的平台，集合了50 多個專家學者，每人負責研究一個國家地區，每周寫一篇八百字時評。其中，也有人負責香港： 「我們不太在乎香港應該怎麼走，我完全不關心這問題。我們比較關心的是分析各地的政治運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香港是重要的中國之內的化外之地，就這樣而已。」那對中國有什麼參考價值？ 「最好能保持北京對香港忠心的信任，特區的民主又能發展得非常成熟，那樣大陸民衆和政府都會有更大信心，放手讓台灣有更大空間。」既然只為參考，為什麼還要專人研究香港？ 「對，但我們對緬甸、泰國、蘇格蘭、魁北克，也關注。」究竟內地公共知識分子還有沒有人關心香港？ 「不多。香港是一個拿了港簽可以購物shopping 的地方，然後有影星、電視劇、娛樂。我們有台灣問題，對於大陸來說，已沒有香港問題。」「沒有國際，香港什麼也不是」話是這麼說，但字裏行間，安替替香港惋惜。「什麼叫CEPA？ 就是Money forloyalty。媒體、政客都期待北京援救自己。其實香港是華人地區最自由的經濟體，這麽自由的經濟體都期待依賴，未來的政治經濟自由怎麽捍衛？」對安替而言，香港本土文化並不成熟，千萬不應推廣：「香港最大特色不是local，而是國際化，這也是它對中國的價值。為什麽克林頓願意把CGI 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 放在香港？就是要放在國際地方。一local，就失去international 和一切。」怎樣維繫香港的國際地位？ 「香港需要政治家。香港政客都是官僚，從英國訓練出來，都是跟隨指示，包括特首。」香港跟中國融合愈來愈緊密，他直言「非常擔心」： 「有時候並不是大陸在壓香港，而是香港慢慢自我審查，這非常可怕。界線慢慢移，北京也不會退後，距離愈來愈近，香港價值愈來愈低。有什麽辦法？」
後記：可比孰不可比
安替的國際雜誌概念，也是我的追求。然而，在香港絕不可能找到50 個專家學者每周定期就該地區發表短評：既沒有這麼多專家，有知識的不大做這類事情，讀者更是奇缺。
諷刺的是，他卻安慰我們，說羨慕香港的環境可以出現Roundtable，希望在內地籌備差不多的網絡，卻遇上不少困難。他不斷強調自己的新聞專業，我們也得花大量時間應付學術遊戲，可比孰不可比，從來庸人自擾。
但無可否認，內地知識分子的空間比香港大得多。不少學者和文化人紛紛北上，據說生活和自由，都比特區優越。
10 年後，許知遠和安替還會常到香港來嗎？
個人總結
問：李祖喬@Roundtable
答：沈旭暉
盼第四代港人打破宿命
李：這系列的訪問對象，幾乎一律抗拒承認是青年公共知識分子，為什麼？
沈：這標籤只是編輯喜好，我們都不喜歡。最應提供公共知識分子的大學，從不鼓勵學者參與社會，乃至給予無形壓力。傳媒也不尊重，恥笑評論人是學棍，卻變本加厲找這些人。和內地不同，知識分子在香港邁向公共是不能變錢的。建制重視輿論，但重化妝多於實務的作風，令一般知識分子反感，他們根本不願刻意影響公共，卻為即食評論人提供了空間。結合四代香港人困局，要是承認自己是青年公共知識分子，無異暗示有本錢突破，更成為眾矢之的。
李：昨日有評論文章說，他們太賣弄理論，不夠落地。
沈：也有數人堅持去理論化。現實是，李歐梵請周星馳授課不會受壓，年輕一代卻會。先讓人感覺自己懶勁，穩定時再入世，也許是先後次序。
李：你情願第一身分是學者。
沈：愈走進公共空間，愈必須比一般學者發表更多純學術文章，才能抵受壓力。我有信心比同期出道的國際學人，在學術上不墮後，乃至更前。但我不相信工作是dichotomization，只幹一種東西，我更辛苦，productivity 會很低。
李：你在大學以外有其他工作……沈：參與私人公司管理顧問，也是國際視野的實驗。Roundtable 延伸的一些蚊型企業，也要照顧其生存。稿費之類，不少都捐或借出去給你們。
李：你不愛評論香港時事，卻希望維持香港的國際性，想過從政嗎？你參加政府委員會，剛任滿中央政策組，朝中應有不少朋友。
沈：職業政客，從沒有想過。但要是和專業掛鈎，可融合國際知識和推動國際視野，無論是政府、商界還是媒體，都不應排拒。
特區政府有對口單位長遠規劃，短期不可能出現，但這是唯一出路。促進這改變，是我參與那些框架的唯一目的。
李：人們對你的家庭背景很有興趣。
沈：沒什麼特別。母親從前在媒體工作，其實外公也是，他算是民國《大公報》張季鑾的後人。父親退休前教港大，英國畢業。
他們從來一個投民建聯，一個投民主派，唯一共識是要我不從政。
李：Roundtable 要做什麼？外人看的都不一樣。
沈：常說退休了。不如說它不應成為什麼。我想它不應幹太多top-down 精英活動，也不要將議政論政列為主要工作，雖然也得做。周年聚餐太形式主義了，別再那樣吧，我抗拒這些。我們都是社會科學背景出身，希望加強香港對這背景的認受，無論是地位、理念、金錢、文化還是政治上，讓他們更好發揮。
鞏固下一代社科基礎、讓政府和企業重視，比培養樣辦精英、追求短期效益更有意思。當然，有by-product，但別本末倒置。拿揑分寸，是藝術。
李：Roundtable 陳智遠當政治助理過程中，在記者會特別多謝你。
這是by-product？
沈：我們是好友，還幾乎每周見面。我深信他是這批人中最能發揮社科價值的人，儘管這制度開展得糟。坦白說，職位薪金是不正常，但這和社科人只應值三萬是不同概念，胡錦濤月薪多少？社科人應互通有無，我們也一直推進其他旋轉門，乃至推薦友好到使館的出國活動。
李：聽說你不同職業總收入不低，才沒考慮當副局長或政治助理
……
沈：這邏輯有問題。
李：有時我們覺得你很demanding，哈哈。
沈：我是很disciplined 的人，每天都用excel 記錄檢討和成效。對NGO 的散漫管理無奈，但change 總得慢慢來。
李：你喜歡在媒體出現嗎？
沈：沒有快感，不過這是最直接推動國際視野的途徑之一。希望多和媒體幕後合作，它們融入國際元素，邀請不同朋友參與，這比自己出鏡有價值。媒體和組織邀請，我有八成轉介予朋友。
風氣集體改變，不能靠個人，才可持續發展。
李：到什麼地步會離開香港？現在有什麼打算？
沈：必須知所進退。未來數年，在公眾視野應淡出點，專注國際研究和幕後推廣。目前在做中國看奧巴馬的調研，明年到東非訪談中非關係。我在中大剛開辦了一個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回應金融海嘯後的國際政經。只有對社科的輕視慢慢改變，再參與其他工作，才有價值，否則只是擺設。那時，就離開吧。
李：長遠夢想？
沈：在民間成立國際研究機構，有國際公民社會活動作下層建構，由商業運作支持長遠發展，毋須單靠捐款。可望永不可即，就是夢想。
李：最後，有什麼和第四代香港人分享？
沈：年輕人最忌不知進退。像這系列，都是下班後見面、通宵寫出來，很累，而且延長了數周，但最後一集也有不捨，何况其他？但人生達到基本盤後，捨得不必要的名利，是需要的道行。
只要穩固根基，四代香港人的宿命，是可以打破的，不要自怨自艾。大家努力。
陌生的十年
2009-01-29 澳門日報 D06, 文化演藝, 孓 孑
“80年代生，剛剛進入社會工作的一代，究竟是不是如很多人所認為，他們並沒有身份認同的問題？”這是牛房劇季的演出《十年一遇》所帶出的問題，也是吸引着同樣於80年代出生的筆者欣賞此戲的原因。經過欣賞1月17日晚上的演出及歸納自身的經歷後，所得出的答案是：“我並沒有身份認同的問題。對於我來說，澳門是我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這實在看不出有何問題。”
一
回想四年前，筆者亦曾在氹仔欣賞由梁健婷擔綱的澳門藝穗2004演出《氹仔故事·她說》，記得當時她娓娓道來一個三代人在氹仔的眞實故事，令人印象深刻。以氹仔歷史作為切入點，對於大部分在澳門長大的觀衆來說是一個認識澳門歷史的嶄新角度。與之相比，四年後今天的《十年一遇》卻缺少了她作為演員的個人看法，而情感及觀點也像漸漸被沖淡。是因為筆者由學生轉變成為職場工作人，看事物的觀點與角度也有所不同？又或是因為工作上的營營役役而漸漸失去了對生活的熱誠？抑或是這正正反映了80年代出生的“澳門故事”？無論原因為何，四年前的演出讓觀衆有更多的驚喜，而今天的《十年一遇》卻顯得內容有點空洞，較難引起觀衆的共鳴。
或許這不能歸咎於演員，假若讓我這個80年代生的觀衆來講述我的“澳門故事”，同樣也是沒有什麼好說，為什麼？對於發生在80年代或以前的重大歷史事件或社會變遷，例如戲中所提及的“12·3事件”、銅馬像前放過煙花或民主女神像等，我沒有親身經歷，只是略知一二。就算是澳門九九回歸，我們這一代人的感受並不深，也只是知道澳門將重投祖國的懷抱而已。對於一個土生土長的澳門居民，從來沒有機會以“外邊”的眼睛來觀察澳門，加上沒有親身經歷重大的政治變遷，對澳門歷史只是略知皮毛，那麼我們究竟能說得出什麼故事呢？十年前回歸時的澳門，與今天的澳門相比，我大概可以說出澳門在景觀、經濟及民生上的變化，但回歸對於我來說其實也只有表面的感覺，與我的生活拉不上切身的關係。那麼，硬要將陌生的歷史加入自己的故事中時，可能需要花更多時間研究此段歷史了！
80年代生的人，根據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一書中說“第四代人”（據作者的劃分即1976年至1990年出生的一代）的其中一個特徵是：“在第四代人表達自己的想法之前，周邊的成年人已經結束討論。”我也認同這種說法。在成年人的眼中，這批80年代出生的初生之犢，欠缺社會經驗及歷史感，是在溫室長大的幸福一群。與他們討論什麼時事、歷史及地理，均一無所知——其實並沒有什麼得與他們討論，或許吃喝玩樂是這兩代人的僅有共同話題。80年代生的人，亦較難與成年人的話題有共鳴，有時候兩代人並不是不想溝通，反而是生活背景及經歷的差別令到溝通出現困難。因此，這也可能是令《十年一遇》中的演員，像在訴說一個不屬於自己故事的緣故。
二
這樣說來，難道80年代生的人就這麼的不堪嗎？我想不然。近期，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專題報道“Y世代”，即出生於80年代的人。內容介紹“Y世代”年輕人的思想態度，例如在職場上，他們希望可擁有較高自主權，並與老闆有商有量，而非唯命是從。他們希望藉着工作挑戰自己，證明自己的實力以獲得別人的認同。當然，報道中描述的“Y世代”態度不能泛指所有出生於這個時代的人，但也反映了部份觀點。“Y世代”的人渴望發聲，並希望得到社會的認同。對於過去發生的歷史，80年代的人可能沒有話語權。然而我想，80年代的人也將會構成歷史的一部份，也該會有自己敘述歷史的方法。
總括來看，《十年一遇》的創作起步點別具意義，十年人事幾番新，以80年代的觀點回顧十年的風風雨雨能成為史料的一部份，然而要達到這個目標，大前提是創作者需對相關歷史有感而發罷了！
孓 孑
“80年代生，剛剛進入社會工作的一代，究竟是不是如很多人所認為，他們並沒有身份認同的問題？”這是牛房劇季的演出《十年一遇》所帶出的問題，也是吸引着同樣於80年代出生的筆者欣賞此戲的原因。經過欣賞1月17日晚上的演出及歸納自身的經歷後，所得出的答案是：“我並沒有身份認同的問題。對於我來說，澳門是我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這實在看不出有何問題。”
一
回想四年前，筆者亦曾在氹仔欣賞由梁健婷擔綱的澳門藝穗2004演出《氹仔故事·她說》，記得當時她娓娓道來一個三代人在氹仔的眞實故事，令人印象深刻。以氹仔歷史作為切入點，對於大部分在澳門長大的觀衆來說是一個認識澳門歷史的嶄新角度。與之相比，四年後今天的《十年一遇》卻缺少了她作為演員的個人看法，而情感及觀點也像漸漸被沖淡。是因為筆者由學生轉變成為職場工作人，看事物的觀點與角度也有所不同？又或是因為工作上的營營役役而漸漸失去了對生活的熱誠？抑或是這正正反映了80年代出生的“澳門故事”？無論原因為何，四年前的演出讓觀衆有更多的驚喜，而今天的《十年一遇》卻顯得內容有點空洞，較難引起觀衆的共鳴。
或許這不能歸咎於演員，假若讓我這個80年代生的觀衆來講述我的“澳門故事”，同樣也是沒有什麼好說，為什麼？對於發生在80年代或以前的重大歷史事件或社會變遷，例如戲中所提及的“12·3事件”、銅馬像前放過煙花或民主女神像等，我沒有親身經歷，只是略知一二。就算是澳門九九回歸，我們這一代人的感受並不深，也只是知道澳門將重投祖國的懷抱而已。對於一個土生土長的澳門居民，從來沒有機會以“外邊”的眼睛來觀察澳門，加上沒有親身經歷重大的政治變遷，對澳門歷史只是略知皮毛，那麼我們究竟能說得出什麼故事呢？十年前回歸時的澳門，與今天的澳門相比，我大概可以說出澳門在景觀、經濟及民生上的變化，但回歸對於我來說其實也只有表面的感覺，與我的生活拉不上切身的關係。那麼，硬要將陌生的歷史加入自己的故事中時，可能需要花更多時間研究此段歷史了！
80年代生的人，根據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一書中說“第四代人”（據作者的劃分即1976年至1990年出生的一代）的其中一個特徵是：“在第四代人表達自己的想法之前，周邊的成年人已經結束討論。”我也認同這種說法。在成年人的眼中，這批80年代出生的初生之犢，欠缺社會經驗及歷史感，是在溫室長大的幸福一群。與他們討論什麼時事、歷史及地理，均一無所知——其實並沒有什麼得與他們討論，或許吃喝玩樂是這兩代人的僅有共同話題。80年代生的人，亦較難與成年人的話題有共鳴，有時候兩代人並不是不想溝通，反而是生活背景及經歷的差別令到溝通出現困難。因此，這也可能是令《十年一遇》中的演員，像在訴說一個不屬於自己故事的緣故。
二
這樣說來，難道80年代生的人就這麼的不堪嗎？我想不然。近期，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專題報道“Y世代”，即出生於80年代的人。內容介紹“Y世代”年輕人的思想態度，例如在職場上，他們希望可擁有較高自主權，並與老闆有商有量，而非唯命是從。他們希望藉着工作挑戰自己，證明自己的實力以獲得別人的認同。當然，報道中描述的“Y世代”態度不能泛指所有出生於這個時代的人，但也反映了部份觀點。“Y世代”的人渴望發聲，並希望得到社會的認同。對於過去發生的歷史，80年代的人可能沒有話語權。然而我想，80年代的人也將會構成歷史的一部份，也該會有自己敘述歷史的方法。
總括來看，《十年一遇》的創作起步點別具意義，十年人事幾番新，以80年代的觀點回顧十年的風風雨雨能成為史料的一部份，然而要達到這個目標，大前提是創作者需對相關歷史有感而發罷了！
孓 孑
告別中大 篤棟雙笑 呂大樂 教學血淚史
2009-04-05 明報 P08, 世紀人文．關懷．視野, 世紀．People, 鄭依依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的明星教授呂大樂，將是在中大的最後一個學期了。
今年9 月，他將回到母校香港大學任教。報章指他在中大「久未遇伯樂」，而港大聘他任社會學系主任，升職加薪，自然樂意答允。大樂教授壓低聲音， 「都係轉份工啫」。倒是輕描淡寫，沉沉的嗓子說着，還奇怪媒體何以如此關注他的去向——他實在不知道，中大師生以及校友都視他的離職， 「是中大Soci.的損失
！」
然而識英雄者大有人在。呂大樂在中大新聞及傳播學院的學術友伴，馬傑偉、朱順慈、陳韜文、蘇鑰機等，為他搞了個棟篤笑歡送午餐聚會，名為「中文大樂，呂陳聯Fun」，馬傑偉在專欄自嘲「食字題目十分之低層次，旨在『得啖笑』」——笑聲背後，其實沉澱了廿年來在馬料水山頭教學的觀察與體會。
文鄭依依
「呂陳聯Fun」由呂大樂與陳韜文兩教授對談廿年教學經驗，是新傳學院師生討論學術或半學術議題的雙周節目「Monday.Come」的一環。
會上呂大樂用棟篤笑諷刺校園怪事，怪談教學奇聞。上周網上登記留位，周一舉行時名額早爆滿，唯有臨時從中型會議室改作大演講廳。台下有滿臉鬍子的舊臉孔，也有青春煥發的少年人，近百雙眼睛聚精會神看着兩位文質彬彬的教授，無氈無扇地唱着雙簧，不時逗得笑翻了。
呂大樂帶着迷惑的神色扮演馬傑偉來邀約時，神情興奮手舞足蹈卻含糊其詞：「他呵呵地笑，我都聽不懂他想要什麼。
」又模仿老神在在的陳韜文： 「哦，那就咁樣咁樣吧，哦。」他續說： 「所以來的時候我並不知道要講什麼。」維肖維妙，難怪成了中大著名的冷面笑匠。
講課廿一年，呂大樂完全控制着講堂裏的氣氛。學生這樣形容他的堂如何受歡迎： 「他的課都是『take 爆』的」，一如這天熱烈。
自由校園學生百態
課堂上有什麼是呂大樂掌握不了的？
馬傑偉早在專欄寫過，大樂教授在百多二百個座位的演講廳內，給來自不同院系的學生上通識課，為最後排的學生「跑上山」送筆記。他補充， 「前面廿排都是沒人的」， 「簡直像登陸諾曼第，我們是海軍陸戰隊，像《雷霆救兵》掩護隊友殺入前線……你實在未上過第一線，還在後方打電報呢！」他挖苦陳韜文沒見過現實，因為陳韜文剛剛才表示佩服學生的生理時鐘， 「腰板挺直昂然對着老師睡四十五分鐘，下課時第一個醒來」。還有更叫人絕倒的事， 「有次星期五下午三點半的課，剛到課室便見有學生在堂堂正正酣睡，不知道他是上一堂留下，還是等待上我的課？」呂扮着學生支頤而坐而睡， 「你要小心翼翼的把筆記『攝』在他的肘下，還要不驚動了他，醒來時才不會弄跌。」彷彿在模擬一個高難度的雜技動作。
在自由的校園裏維持課堂秩序並不容易。曾有對情侶學生拍拖上課，男生每次都帶着大卷地圖， 「那是報紙大小，要兩手揭開的地圖。女友上堂時當伴讀的他就猛揭，堂堂如是。幾個星期了，非洲小國都應該找到了吧」，有次他終按捺不住，問： 「同學，你在找哪個地方？」呂大樂的課雖是選修熱門次次爆滿，但仍有學生偷懶睡覺遲到不到等事。這些事又通常在多院系學生的必修通識課發生。
他當逸夫書院通識主任時就索性廢除了點名制。「一班七八十人報讀，課室才坐了二十多人， 『簽到紙』卻簽了百多人！學生找同學代簽到，我還不那麼介意，是同學之間的互不信任才叫我生氣呀！每次託幾個同學代簽！我說，以後某段時間前告訴我，我給你簽好了。」他酷酷的說着，其實是在解釋「任何制度都有被濫用的可能」嗎？
當然，社會學者呂大樂並非是全然反制度的。他自八八年加入中大，見證中大行政與學術各種規範。「我剛來中大時，常常三點三便去范克廉樓買三文治吃下午茶，卻總不見其他同事。」後來發現許多教授四時多便換好運動裝，提着球拍打球去， 「既然四時許便放學，也不好三時便吃下午茶那麼過分吧。」「那時有個教授，常常在圖書館借了書，既不看，也不還，書都放在他的大房車車尾箱。學校圖書館也很寬鬆，逾期不還很簡單就可推搪過去。要不是我追蹤他的書，也不會發現車尾箱的好幾百本書。」他點頭： 「有些監察還是好的。」不但行政管理制度愈來愈分明，學術亦愈來愈量化檢測， 「過去在《明報月刊》寫寫文章也當有發表」，現在則非得「研究」不可。
相對如今師生皆忙， 「心理學系那層樓，晚上常常燈火通明，彷彿大家晚上十時才會離去」，早年的教授會挾着新出版的書，到別的講師辦公室串門子。呂大樂亦試圖保留如此開放的氣氛： 「我辦公室的門總是開着，學生可隨時來拿個玩具去玩。有時背對門打電腦，聽到背後有聲，轉眼看又沒有人，桌上放的那包餅乾卻不見了。」雖然打開門來者不拒，但學生的不懂世故亦令他印象深刻。有個周末中午一時許吃着三文治，門外學生求見。「我說：『同學你沒預約吧？』邊說嘴邊的吞拿魚邊要掉下。他說是的，但他很急要見，趕着要離開學校。談了一會，總算讓他明白，世界上有個叫作『lunch break』的時段，而這時間大部分人是不辦公的。」呂對學生的不解世故沒有不耐， 「所以可主持兒童節目，看着八歲的孩子慢慢長到十歲，只是有時見到去年明明十二歲今年卻退回十一歲時，會有點忟憎。」總之信息傳達了，他便滿足： 「有天收到電郵：我終於在書店，打書釘看完《四代香港人》。原來跟那時的課程大綱差不多，後來我退修了，現在終於知道課程在說什麼了。」呂大樂很感動： 「根據Outcome-based learning， 能get themessage across 就好，縱使delayed effect 延遲了好幾年。」
重視教學非止研究
他重視教學與師生溝通，而非止於「研究」： 「中大看來是唯一會公然聲稱『教學不重要』的大學了。我廿一年堅持自己批改考試卷，也許也只被笑為戇居。對管理層能毫不心怯地講不要放心血和時間在教學上，我倒也佩服的。」這天，現任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也來了。「且別看我鬍子比呂大樂多，頭髮比他少，其實我也是他的學生。」他專程坐聽了呂大樂談了個多小時的教學血淚棟篤笑，最後致意： 「我也曾經年少輕狂，看不起老師，但他總是很寬容——我的第一本書便是他為我出的。
」
也有學生在他的課程檢討表上寫：我最憎聽你說笑話了。「畢竟他那麼恨你，還是在最後一堂時來填表， 也算make aneffort 啊。」呂大樂的圓臉上沒有表情，連肩也沒聳一下。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的明星教授呂大樂，將是在中大的最後一個學期了。
今年9 月，他將回到母校香港大學任教。報章指他在中大「久未遇伯樂」，而港大聘他任社會學系主任，升職加薪，自然樂意答允。大樂教授壓低聲音， 「都係轉份工啫」。倒是輕描淡寫，沉沉的嗓子說着，還奇怪媒體何以如此關注他的去向——他實在不知道，中大師生以及校友都視他的離職， 「是中大Soci.的損失
！」
然而識英雄者大有人在。呂大樂在中大新聞及傳播學院的學術友伴，馬傑偉、朱順慈、陳韜文、蘇鑰機等，為他搞了個棟篤笑歡送午餐聚會，名為「中文大樂，呂陳聯Fun」，馬傑偉在專欄自嘲「食字題目十分之低層次，旨在『得啖笑』」——笑聲背後，其實沉澱了廿年來在馬料水山頭教學的觀察與體會。
文鄭依依
「呂陳聯Fun」由呂大樂與陳韜文兩教授對談廿年教學經驗，是新傳學院師生討論學術或半學術議題的雙周節目「Monday.Come」的一環。
會上呂大樂用棟篤笑諷刺校園怪事，怪談教學奇聞。上周網上登記留位，周一舉行時名額早爆滿，唯有臨時從中型會議室改作大演講廳。台下有滿臉鬍子的舊臉孔，也有青春煥發的少年人，近百雙眼睛聚精會神看着兩位文質彬彬的教授，無氈無扇地唱着雙簧，不時逗得笑翻了。
呂大樂帶着迷惑的神色扮演馬傑偉來邀約時，神情興奮手舞足蹈卻含糊其詞：「他呵呵地笑，我都聽不懂他想要什麼。
」又模仿老神在在的陳韜文： 「哦，那就咁樣咁樣吧，哦。」他續說： 「所以來的時候我並不知道要講什麼。」維肖維妙，難怪成了中大著名的冷面笑匠。
講課廿一年，呂大樂完全控制着講堂裏的氣氛。學生這樣形容他的堂如何受歡迎： 「他的課都是『take 爆』的」，一如這天熱烈。
自由校園學生百態
課堂上有什麼是呂大樂掌握不了的？
馬傑偉早在專欄寫過，大樂教授在百多二百個座位的演講廳內，給來自不同院系的學生上通識課，為最後排的學生「跑上山」送筆記。他補充， 「前面廿排都是沒人的」， 「簡直像登陸諾曼第，我們是海軍陸戰隊，像《雷霆救兵》掩護隊友殺入前線……你實在未上過第一線，還在後方打電報呢！」他挖苦陳韜文沒見過現實，因為陳韜文剛剛才表示佩服學生的生理時鐘， 「腰板挺直昂然對着老師睡四十五分鐘，下課時第一個醒來」。還有更叫人絕倒的事， 「有次星期五下午三點半的課，剛到課室便見有學生在堂堂正正酣睡，不知道他是上一堂留下，還是等待上我的課？」呂扮着學生支頤而坐而睡， 「你要小心翼翼的把筆記『攝』在他的肘下，還要不驚動了他，醒來時才不會弄跌。」彷彿在模擬一個高難度的雜技動作。
在自由的校園裏維持課堂秩序並不容易。曾有對情侶學生拍拖上課，男生每次都帶着大卷地圖， 「那是報紙大小，要兩手揭開的地圖。女友上堂時當伴讀的他就猛揭，堂堂如是。幾個星期了，非洲小國都應該找到了吧」，有次他終按捺不住，問： 「同學，你在找哪個地方？」呂大樂的課雖是選修熱門次次爆滿，但仍有學生偷懶睡覺遲到不到等事。這些事又通常在多院系學生的必修通識課發生。
他當逸夫書院通識主任時就索性廢除了點名制。「一班七八十人報讀，課室才坐了二十多人， 『簽到紙』卻簽了百多人！學生找同學代簽到，我還不那麼介意，是同學之間的互不信任才叫我生氣呀！每次託幾個同學代簽！我說，以後某段時間前告訴我，我給你簽好了。」他酷酷的說着，其實是在解釋「任何制度都有被濫用的可能」嗎？
當然，社會學者呂大樂並非是全然反制度的。他自八八年加入中大，見證中大行政與學術各種規範。「我剛來中大時，常常三點三便去范克廉樓買三文治吃下午茶，卻總不見其他同事。」後來發現許多教授四時多便換好運動裝，提着球拍打球去， 「既然四時許便放學，也不好三時便吃下午茶那麼過分吧。」「那時有個教授，常常在圖書館借了書，既不看，也不還，書都放在他的大房車車尾箱。學校圖書館也很寬鬆，逾期不還很簡單就可推搪過去。要不是我追蹤他的書，也不會發現車尾箱的好幾百本書。」他點頭： 「有些監察還是好的。」不但行政管理制度愈來愈分明，學術亦愈來愈量化檢測， 「過去在《明報月刊》寫寫文章也當有發表」，現在則非得「研究」不可。
相對如今師生皆忙， 「心理學系那層樓，晚上常常燈火通明，彷彿大家晚上十時才會離去」，早年的教授會挾着新出版的書，到別的講師辦公室串門子。呂大樂亦試圖保留如此開放的氣氛： 「我辦公室的門總是開着，學生可隨時來拿個玩具去玩。有時背對門打電腦，聽到背後有聲，轉眼看又沒有人，桌上放的那包餅乾卻不見了。」雖然打開門來者不拒，但學生的不懂世故亦令他印象深刻。有個周末中午一時許吃着三文治，門外學生求見。「我說：『同學你沒預約吧？』邊說嘴邊的吞拿魚邊要掉下。他說是的，但他很急要見，趕着要離開學校。談了一會，總算讓他明白，世界上有個叫作『lunch break』的時段，而這時間大部分人是不辦公的。」呂對學生的不解世故沒有不耐， 「所以可主持兒童節目，看着八歲的孩子慢慢長到十歲，只是有時見到去年明明十二歲今年卻退回十一歲時，會有點忟憎。」總之信息傳達了，他便滿足： 「有天收到電郵：我終於在書店，打書釘看完《四代香港人》。原來跟那時的課程大綱差不多，後來我退修了，現在終於知道課程在說什麼了。」呂大樂很感動： 「根據Outcome-based learning， 能get themessage across 就好，縱使delayed effect 延遲了好幾年。」
重視教學非止研究
他重視教學與師生溝通，而非止於「研究」： 「中大看來是唯一會公然聲稱『教學不重要』的大學了。我廿一年堅持自己批改考試卷，也許也只被笑為戇居。對管理層能毫不心怯地講不要放心血和時間在教學上，我倒也佩服的。」這天，現任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也來了。「且別看我鬍子比呂大樂多，頭髮比他少，其實我也是他的學生。」他專程坐聽了呂大樂談了個多小時的教學血淚棟篤笑，最後致意： 「我也曾經年少輕狂，看不起老師，但他總是很寬容——我的第一本書便是他為我出的。
」
也有學生在他的課程檢討表上寫：我最憎聽你說笑話了。「畢竟他那麼恨你，還是在最後一堂時來填表， 也算make aneffort 啊。」呂大樂的圓臉上沒有表情，連肩也沒聳一下。
五四與青年，還有什麼關係？——緬懷90 年前陳獨秀和蔡元培的精神
2009-05-04 明報 A32, 觀點, 思潮, 沈旭暉、林輝
今年是「五四」運動90 周年。一位在媒體工作的朋友情繫五四，打算採訪關於紀念五四運動的青年，可是，卻發現除了「各界慶祝五四90 周年嘉年華」一類疑似青年紀念活動，香港對此的了解，接近一片空白。究竟「五四」到了90 年後的今天，除了被命名為「青年節」以外，到底和青年還有什麼關係？如果它已變成了一個純粹的符號、半日不完整的假期（內地青年可於五四放假半天），我們還為什麼要慶祝、要紀念？
早前有校長在報章表示， 「政治敏感，我們不講六四，會講五四」，認為「五四的議題同樣可讓學生學習歷史和批判思考」。事實上，六四也是五四精神的延伸，就是這位校長單談五四，除了學歷史、談愛國，也應該給同學們看看中共創黨領袖陳獨秀先生的《敬告青年》，那是他在1915 年為新出版的《新青年》寫的發刊辭。
6 點「敬告」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陳獨秀這樣看青年，但讓他更擔心的是： 「吾見夫青年其年齡，而老年其身體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齡或身體，而老年其腦神經者十之九焉。」——話雖青年，但卻失了朝氣，沒了新意，只懂抱殘守缺，維護陳腐朽敗的文化和制度，然後默默的等待接班，這並非我們的話，而是老祖宗的話。於是，他給百年前的青年人，提出了6 點「敬告」，希望他們能「有以自覺而奮鬥」。這六點分別為：．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此篇文章，亦為五四運動的「民主、科學」思想奠基（順帶一提，香港不容易找到《新青年》原稿，耶魯大學圖書館卻有整套珍藏供學生隨便翻閱，反而讀者甚眾）。
大概陳獨秀和他一眾同志亦未料到，短短4 年之後，便發生了由青年人為主角的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以及史稱為「五四事件」的一連串示威遊行、罷工罷巿。席捲全國的運動是一場全民參與的運動，工人、農民、商人、巿民、學者都參與其中，但起始還是以大學生為主體，雖然有點衝動、部署不嚴謹，但那一腔渴望改變的熱誠，畢竟帶動了整個國家，開創了新的政治空間。
自此以降，五四運動便逐漸與「青年」緊緊扣連。1949 年，內地政府將5 月4 日命名為「五四青年節」，並將「愛國、進步」置於「民主、科學」之前，成為了五四運動的核心思想。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五四」時代的長輩們
然而， 「五四」發展至今，已有歷史（historic）變成了歷史重構（historiographic）的內容，充滿了後人對青年人的浪漫想像。無論是「民主、科學」，還是「愛國、進步」，都不是青年人專有的責任或目標，但卻被置於「青年」這個框架之下。因此每年五四，官方都會將之高舉，並作為教育下一代的教材。弔詭的是，即使五四本來是如此由下而上、如此多元包容，今天對青年的期望，卻儼然是一種由上而下、長輩對後輩的要求。
回看當年陳獨秀的《敬告青年》，謂之「敬告」，雖是長輩對後輩的警醒，但提醒他們的是青年人需要有合理的批判性，權威和傳統亦應有準備被挑戰的量度。
但今天香港賦予第四代香港人的框架，恐怕比民國時代的彈性，還要僵化得多。當年由《新青年》開始，民國出現了一系列打着「新文化」旗號的大報小報大雜誌小雜誌，捧紅了一群文人，成為「公共知識分子」。那是一代人。與此同時，蔡元培治下的北大有陳獨秀、自由主義領袖胡適、前清遺老辜鴻銘、帝制籌安會的劉師培、由無政府主義者轉型為國民黨理論權威的吳稚暉、後來被稱為漢奸的周作人、中共立國後和毛澤東論戰的梁漱溟等等正牌「名師」，都是教授，而且年紀極輕：胡適時年26，梁漱溟時年24，他們教育了更新的「新青年」。當時連北大的工友，都藏龍臥虎，包括了毛澤東本人。這些，才是真正的五四精神。
蔡元培校長的胸懷，特別予人追思。五四事件發生時，他主政的北大正是中心所在。他支持同學愛國上街，不希望同學使用暴力；然而當學生被捕，他仍全力營救同學。同學決定罷課，蔡元培勸阻無效，於是在營救學生後，決定請辭。他一方面支持學生的「讀書不忘救國」，所以即使同學做了不合他心意的行為，也一力承擔保護學生之責；另一方面，他以關懷學生的胸懷，提醒學生「救國不忘讀書」，所以最後經師生游說後，決定重回北大，更請來了上述多元名師於北大任教，還保送了5 位在五四運動中突出的學生出國學習。
國民教育的理念本身，是沒有人應反對的。但今天學校藉着五四去進行愛國教育的時候，其實正是將五四的真正精神掏空，並只將之轉化為虛無的國家認同，卻使社會大眾離真正意義的「五四精神」愈來愈遠。讓學生與年輕教授知道自己的潛能，並以最大的能力去支援他們追求理想，無論過程是如何富批判性，不正正是教育應為之事？事實上，本地不乏出色的學者和文化工作者，但卻往往不被重視和鼓勵，或被迫於學院中進行與本地無關的學術論文，或在民間被視為廉價勞工。無論是政府或企業，均有責任為本地提供更佳的學術和文化土壤，推動更多前瞻的研究及創作，尊重知識，為理想和創意拆牆鬆綁。這些，才是真正的五四精神，也是我們這一代期許出現的改變吧。
今年是「五四」運動90 周年。一位在媒體工作的朋友情繫五四，打算採訪關於紀念五四運動的青年，可是，卻發現除了「各界慶祝五四90 周年嘉年華」一類疑似青年紀念活動，香港對此的了解，接近一片空白。究竟「五四」到了90 年後的今天，除了被命名為「青年節」以外，到底和青年還有什麼關係？如果它已變成了一個純粹的符號、半日不完整的假期（內地青年可於五四放假半天），我們還為什麼要慶祝、要紀念？
早前有校長在報章表示， 「政治敏感，我們不講六四，會講五四」，認為「五四的議題同樣可讓學生學習歷史和批判思考」。事實上，六四也是五四精神的延伸，就是這位校長單談五四，除了學歷史、談愛國，也應該給同學們看看中共創黨領袖陳獨秀先生的《敬告青年》，那是他在1915 年為新出版的《新青年》寫的發刊辭。
6 點「敬告」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陳獨秀這樣看青年，但讓他更擔心的是： 「吾見夫青年其年齡，而老年其身體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齡或身體，而老年其腦神經者十之九焉。」——話雖青年，但卻失了朝氣，沒了新意，只懂抱殘守缺，維護陳腐朽敗的文化和制度，然後默默的等待接班，這並非我們的話，而是老祖宗的話。於是，他給百年前的青年人，提出了6 點「敬告」，希望他們能「有以自覺而奮鬥」。這六點分別為：．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此篇文章，亦為五四運動的「民主、科學」思想奠基（順帶一提，香港不容易找到《新青年》原稿，耶魯大學圖書館卻有整套珍藏供學生隨便翻閱，反而讀者甚眾）。
大概陳獨秀和他一眾同志亦未料到，短短4 年之後，便發生了由青年人為主角的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以及史稱為「五四事件」的一連串示威遊行、罷工罷巿。席捲全國的運動是一場全民參與的運動，工人、農民、商人、巿民、學者都參與其中，但起始還是以大學生為主體，雖然有點衝動、部署不嚴謹，但那一腔渴望改變的熱誠，畢竟帶動了整個國家，開創了新的政治空間。
自此以降，五四運動便逐漸與「青年」緊緊扣連。1949 年，內地政府將5 月4 日命名為「五四青年節」，並將「愛國、進步」置於「民主、科學」之前，成為了五四運動的核心思想。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五四」時代的長輩們
然而， 「五四」發展至今，已有歷史（historic）變成了歷史重構（historiographic）的內容，充滿了後人對青年人的浪漫想像。無論是「民主、科學」，還是「愛國、進步」，都不是青年人專有的責任或目標，但卻被置於「青年」這個框架之下。因此每年五四，官方都會將之高舉，並作為教育下一代的教材。弔詭的是，即使五四本來是如此由下而上、如此多元包容，今天對青年的期望，卻儼然是一種由上而下、長輩對後輩的要求。
回看當年陳獨秀的《敬告青年》，謂之「敬告」，雖是長輩對後輩的警醒，但提醒他們的是青年人需要有合理的批判性，權威和傳統亦應有準備被挑戰的量度。
但今天香港賦予第四代香港人的框架，恐怕比民國時代的彈性，還要僵化得多。當年由《新青年》開始，民國出現了一系列打着「新文化」旗號的大報小報大雜誌小雜誌，捧紅了一群文人，成為「公共知識分子」。那是一代人。與此同時，蔡元培治下的北大有陳獨秀、自由主義領袖胡適、前清遺老辜鴻銘、帝制籌安會的劉師培、由無政府主義者轉型為國民黨理論權威的吳稚暉、後來被稱為漢奸的周作人、中共立國後和毛澤東論戰的梁漱溟等等正牌「名師」，都是教授，而且年紀極輕：胡適時年26，梁漱溟時年24，他們教育了更新的「新青年」。當時連北大的工友，都藏龍臥虎，包括了毛澤東本人。這些，才是真正的五四精神。
蔡元培校長的胸懷，特別予人追思。五四事件發生時，他主政的北大正是中心所在。他支持同學愛國上街，不希望同學使用暴力；然而當學生被捕，他仍全力營救同學。同學決定罷課，蔡元培勸阻無效，於是在營救學生後，決定請辭。他一方面支持學生的「讀書不忘救國」，所以即使同學做了不合他心意的行為，也一力承擔保護學生之責；另一方面，他以關懷學生的胸懷，提醒學生「救國不忘讀書」，所以最後經師生游說後，決定重回北大，更請來了上述多元名師於北大任教，還保送了5 位在五四運動中突出的學生出國學習。
國民教育的理念本身，是沒有人應反對的。但今天學校藉着五四去進行愛國教育的時候，其實正是將五四的真正精神掏空，並只將之轉化為虛無的國家認同，卻使社會大眾離真正意義的「五四精神」愈來愈遠。讓學生與年輕教授知道自己的潛能，並以最大的能力去支援他們追求理想，無論過程是如何富批判性，不正正是教育應為之事？事實上，本地不乏出色的學者和文化工作者，但卻往往不被重視和鼓勵，或被迫於學院中進行與本地無關的學術論文，或在民間被視為廉價勞工。無論是政府或企業，均有責任為本地提供更佳的學術和文化土壤，推動更多前瞻的研究及創作，尊重知識，為理想和創意拆牆鬆綁。這些，才是真正的五四精神，也是我們這一代期許出現的改變吧。
那一代是怎樣成為香港人的﹖
2009-06-22 文匯報 C01, 副刊讀書人, 書評, 彭礪青
讀着這本書，想起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中關於世代的討論，而本書則展現了70年代出生的新移民一代。這本書也令人想起周保松先生寫的《像我這樣的一個新移民》，據梁以文在前言中說，他們是因為這篇文章而寫這本書的。書中有七段故事，故事主人翁都是在八十年代隨家人來港，在半抗拒半接受的情況下，開展了他們在香港受教育和成長的青春歲月，經歷了同學的歧視，感受到香港與中國的斷裂。在殖民教育、中港談判、八九民運，甚至90年代內地開放改革的巨浪中，曾經迷惘過，憤怒過，也曾失落過，才漸漸重組對祖國家鄉和香港這片新家園的認同。
社會學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認為每一代人都有其獨特的意識形態，香港人如是，新移民亦如是。七字頭新移民與廿一世紀初的新移民是不同的，七字頭的父母多經歷國內種種政治運動，被批判，打成黑五類，或因為地主、知識分子、專業人士和歸僑背景，而受盡種種次等對待。對於他們來說，他們原本對社會主義祖國有深厚的期望，亦多少有點甜蜜記憶，但殘酷的政治現實，反而教他們憧憬香港的自由，所以七字頭新移民背負着父母的矛盾特質，既思念祖國的大地，又嚮往香港的自由社會，由於幼年接受國內教育，也許他們還不明白父母來港的抉擇，正如周保松初到香港的時候，也因此曾與父親吵架。
對香港來說，他們來港的年代也是關鍵的年代。那時候，香港正經歷經濟起飛的階段，在七十年代中，香港政府開始建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建構出文化上的差異，因此香港政府取消「睜一眼閉一眼」的「抵壘政策」，限制大陸移民來港。書中作者的父母，經歷千辛萬苦才來到香港。來港後，他們的學歷和技術卻不被承認，只能住在破舊、擁擠的屋邨單位，幹出賣勞力的低薪職業來掙錢。他們有自己的價值觀，對於香港資本主義標準或不以為然，但為了生計必須默默耕耘。他們的子女因為是家境貧窮的國內移民，而被同學訕笑，例如祖輩是印尼華僑的趙寧志，因為在北京出生，就被譏笑為北京「猿」人。在如此逆境中，他們希望透過學業成績奮發圖強，而且將父母心底裡對香港的那份「陌生感」，化作文字來表述。
出生於歸僑家庭的郭儉一語道出香港人的身份問題。她說﹕「香港是一個流動的移民城市。」今日大多數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都有着1949至1980年間不同階段的新移民家庭背景，世世代代在香港生活的反而是少數，然而在這自由卻無權發聲的環境中，對身份的探索可說是一種「奢侈」。香港人的自我表述之所以困難，恰巧卻是因為香港真正的原居民已是少數，人口密集的移民者後代，都只想為掙一口飯吃而出賣勞動力，當香港人的經濟狀況較理想時，才開始形成虛假的自我形象，看不上較為窮困的新來港移民。
他們最不喜歡學校的英語教育，對港人的中英夾雜亦看不過眼，由於他們在國內讀書時講普通話，現在身處廣東話主導的世界，恰好是因為語言上的差異，令他們感覺自己與香港格格不入，令一種語言上的民族感油然而生，催生了想像的國家認同。黃思存記得中學做壁報時，貼了文天祥的《過伶仃洋》和戴望舒的《獄中題壁》這兩首愛國詩，然而同學們沒有反應，香港人對國家的冷漠，不會因為他們故意標榜的價值觀而動搖。
不過，關於香港傳媒報道的國內消息，令他們重新思考他們的身份問題。今日人們廣泛討論新移民問題，《也是香港人》適時地反映出七字頭新移民的內心探索，他們一代人的想法可與今日媒體標籤為「社會問題」肇事者的新移民家庭作對比。然而《也是香港人》也有它的局限性，書中主角僅限於一位大學教師的七位學生，他們全都是受高等教育的知識青年，但更多教育制度下的失敗者，仍然處於社會底層，他們只想努力成為生活優裕的香港人，只有進入知識階層的人，才着意為自己一輩發聲，關於七字頭新移民的討論，亦只能從學院開始。希望這本書是一個開端，能夠引起更多七字頭新移民青年的聲音。
讀着這本書，想起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中關於世代的討論，而本書則展現了70年代出生的新移民一代。這本書也令人想起周保松先生寫的《像我這樣的一個新移民》，據梁以文在前言中說，他們是因為這篇文章而寫這本書的。書中有七段故事，故事主人翁都是在八十年代隨家人來港，在半抗拒半接受的情況下，開展了他們在香港受教育和成長的青春歲月，經歷了同學的歧視，感受到香港與中國的斷裂。在殖民教育、中港談判、八九民運，甚至90年代內地開放改革的巨浪中，曾經迷惘過，憤怒過，也曾失落過，才漸漸重組對祖國家鄉和香港這片新家園的認同。
社會學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認為每一代人都有其獨特的意識形態，香港人如是，新移民亦如是。七字頭新移民與廿一世紀初的新移民是不同的，七字頭的父母多經歷國內種種政治運動，被批判，打成黑五類，或因為地主、知識分子、專業人士和歸僑背景，而受盡種種次等對待。對於他們來說，他們原本對社會主義祖國有深厚的期望，亦多少有點甜蜜記憶，但殘酷的政治現實，反而教他們憧憬香港的自由，所以七字頭新移民背負着父母的矛盾特質，既思念祖國的大地，又嚮往香港的自由社會，由於幼年接受國內教育，也許他們還不明白父母來港的抉擇，正如周保松初到香港的時候，也因此曾與父親吵架。
對香港來說，他們來港的年代也是關鍵的年代。那時候，香港正經歷經濟起飛的階段，在七十年代中，香港政府開始建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建構出文化上的差異，因此香港政府取消「睜一眼閉一眼」的「抵壘政策」，限制大陸移民來港。書中作者的父母，經歷千辛萬苦才來到香港。來港後，他們的學歷和技術卻不被承認，只能住在破舊、擁擠的屋邨單位，幹出賣勞力的低薪職業來掙錢。他們有自己的價值觀，對於香港資本主義標準或不以為然，但為了生計必須默默耕耘。他們的子女因為是家境貧窮的國內移民，而被同學訕笑，例如祖輩是印尼華僑的趙寧志，因為在北京出生，就被譏笑為北京「猿」人。在如此逆境中，他們希望透過學業成績奮發圖強，而且將父母心底裡對香港的那份「陌生感」，化作文字來表述。
出生於歸僑家庭的郭儉一語道出香港人的身份問題。她說﹕「香港是一個流動的移民城市。」今日大多數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都有着1949至1980年間不同階段的新移民家庭背景，世世代代在香港生活的反而是少數，然而在這自由卻無權發聲的環境中，對身份的探索可說是一種「奢侈」。香港人的自我表述之所以困難，恰巧卻是因為香港真正的原居民已是少數，人口密集的移民者後代，都只想為掙一口飯吃而出賣勞動力，當香港人的經濟狀況較理想時，才開始形成虛假的自我形象，看不上較為窮困的新來港移民。
他們最不喜歡學校的英語教育，對港人的中英夾雜亦看不過眼，由於他們在國內讀書時講普通話，現在身處廣東話主導的世界，恰好是因為語言上的差異，令他們感覺自己與香港格格不入，令一種語言上的民族感油然而生，催生了想像的國家認同。黃思存記得中學做壁報時，貼了文天祥的《過伶仃洋》和戴望舒的《獄中題壁》這兩首愛國詩，然而同學們沒有反應，香港人對國家的冷漠，不會因為他們故意標榜的價值觀而動搖。
不過，關於香港傳媒報道的國內消息，令他們重新思考他們的身份問題。今日人們廣泛討論新移民問題，《也是香港人》適時地反映出七字頭新移民的內心探索，他們一代人的想法可與今日媒體標籤為「社會問題」肇事者的新移民家庭作對比。然而《也是香港人》也有它的局限性，書中主角僅限於一位大學教師的七位學生，他們全都是受高等教育的知識青年，但更多教育制度下的失敗者，仍然處於社會底層，他們只想努力成為生活優裕的香港人，只有進入知識階層的人，才着意為自己一輩發聲，關於七字頭新移民的討論，亦只能從學院開始。希望這本書是一個開端，能夠引起更多七字頭新移民青年的聲音。
香江北去
2009-07-13 中國經營報 D01-D03, 慧及人生
十二年一輪回。
被張愛玲稱作邊城的香港，在被“掠走”的歷史中，書寫了自己的成功與失敗。而回歸後，被動也罷，曖昧也罷，鄉土與家國、東方與西方的拉鋸使得她至今仍顯得是中國城市中的異數，套用李志超的話說，香港仍舊很SUSIE WONG（指舊香港風情）。
“九七前，香港故事不易講。九七之後，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作為地道港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的本土觀察一向犀利，他最為人熟知的“四代香港人”分類，為我們理解香港打開新的視角：第一代是因戰亂而來，香港只是客居之地；隨後是戰後嬰兒潮一代，這代人占盡天時地利；第三代則是以《香港的鬱悶》為代表的三十出頭的年輕人，飽受金融危機、經濟停滯之苦；第四代則是80後一代，他們能否接棒備受質疑。
十二年來，香港未必一直如過去那麼好運，自身社會的跨代結構交接不順，加之面臨外部轉型之時，使得社會問題愈加多面複雜。青年學者嚴飛曾經旅居香港，他在《讀品》沙龍上曾將回歸以來香港社會的矛盾與焦慮總結為“四愛三怕”：愛本土文化、愛集體記憶、愛同舟共濟的精神、愛逆境堅韌的意志；怕變化太快、怕被邊緣化、怕社會下流化趨勢。
兩年前，十周年回歸之際，萬方矚目。在我們的觀察報道中，亦覺察香港流行工業的嬗變，當時期待香港能夠找回那失去的十年。如今來看，大勢當前，香港不變也難以維持：本土意識再度崛起，集體記憶開始風行，社會運動潛滋暗長，小衆文化北上成風……這會形成公民社會的變奏嗎，抑或一個時代的開始或者結束？所謂社會共識能否推進？二次現代化前景幾多？截止到目前，這場變化的深遠意義或許我們仍未洞悉。
香江名句，還是留待港人開講。於是，我們選取了陳冠中、林奕華、梁文道三位不同時代的香港文化人來談香港文化，說出曾經勇敢的過往。
沒有傾城之戀的香港，仍舊值得等待。這口深井，如你凝視，或許能夠照見我們的未來。
對話林奕華
港片，被遺忘的時光
“希望有一日，你終於會明白什麼叫做‘勇氣’。”
這是不斷戀愛不斷失戀的林奕華1998年所寫情書中最後一句話，既是寫給當年執意分手的愛人，也像是寫給他眼中那個天生聰明而無智慧的孩子：香港。十一年了，這仍舊是他對香港的情與愛：有“恨鐵不成鋼”的恨，也有等待戈多一般的不舍不棄。
港片沒有培養觀衆
《中國經營報》：林生你好，你在內地新書《等待香港》中曾列舉香港十大文化基因，從王家衛到王晶，從無線到商台都有列入。很有趣的是，他們中不少和你也曾經很熟稔，如今卻都成為你的批判對象，而你的批評觀點又和大多數人不太一樣。
林奕華：是蠻有趣，我猜你給我那樣的機會我也不要成為他們。如果我是所謂電影從業人員，即便是港產片，我也不會做他們那樣的東西。要不是香港這些人用這些方式去處理他們最擅長的事的話，也許今天香港就會是另一個香港。很有趣的是，絕大部分香港文化研究學者都吸收擁抱了我批判的東西，其實他們看周星馳、王晶都是從粉絲的角度，自然看不見他們電影中的男性沙文主義，而正是這種沙文主義扼殺了香港電影很多其他的可能性。
《中國經營報》：在娛樂工業化下，他們成為他們或許是一種必然吧。
林奕華：對對對，所以我才會要重新分析他們對香港做了些什麼。他們之所以成為他們，香港之所以成為香港，這是一環扣一環的關係，他們共通性在於只看眼前，用一切資源頭腦去謀劃爭取，這就是香港人的特性，鼓勵每個人都有野心（ambition），但不要視野（VISION）。從來沒有香港的電台負責人敢於大膽地打開年輕人的視野，鼓勵他們思考，釋放他們的想象力，而只會倡導消費主義，或宣教口號。所以到今天網絡代替了電視，無線只能拍些師奶或無知婦孺愛看的節目來贏得廣告。但是，不能用商業精神來合理化這些沒有視野的人，老實說，為什麼英國或者美國電視台沒有像我們這樣，就因為英國或者美國有很多成功的文化產業家，他們很早就擁有大視野，今天才能站得住。
《中國經營報》：談到創意產業或者就是文化產業，港產片可以作為縮影，港片的江河日下有目共睹，有人擔憂目前流行的合拍片會喪失港片精神，但是你好像更擔憂港片內在創作枯竭。
林奕華：是，因為電影作為一個工業，香港優勢從來不在於內容，而是在於包裝和品牌，但是現在也不得不交棒。我們從沒想過如何講好一個故事，拍來拍去還是《倩女幽魂》或者《功夫》，所以他根本沒建立什麼，港片精神早就不存在了，早就已經賣完 ，香港電影人最重要的缺失在於他們都只看眼前，所以他們沒有培養觀衆——這意味著你沒有提升觀衆，所以這個工業當然失去了前瞻性，注定要被潮流拋棄，現在香港電視也是這樣。在你比較能夠改變的時候，你不追求更變化多端更立體更神奇，反而把自己棱角削削削，最後你越來越扁越來越扁，到最後就破了，這也就是香港人的現狀，他們一直在追求變成一張紙而不是一本書。
港片不是現在才劃上句號，回歸前後港片已經死掉了，曾經有段時間我們都沒有電影上映的。我覺得香港人的一個局限在於他其實不太明白有什麼人看電影，經常聽到人說這個電影題材好，來來去去重重複複就是梁祝，還要拍多少次，什麼時候去拍一個間諜梁祝呢？其實，大家去電影院原因很複雜，如果你不了解就更沒法滿足。而香港人又是推崇簡單，我們的電視節目和專欄，拒絕一切他們認為長、深奧、尖酸的東西，好萊塢即使那麼工業化，但他還是有小說、文學這些元素一起和他成長，甚至有人懷疑好萊塢暑期檔大片總是三年前策劃好的續集。我認為，只要在這個工業裡面不能夠全方位多角度去思考誰是看電影的人，那麼港片就永遠都會陷于一個為拍而拍的旋渦之中。
好奇心讓人主動
《中國經營報》：你對香港文化評價那麼負面，但是香港十大文化因素還是很多內地人的慾望符號，而且，至少香港的藝術創作還是比較自由的吧？
林奕華：是有自由，但這個自由有沒有被好好利用是值得推究的。我在內地做《生活和生存》、《包法利夫人們》，包括出書，常常覺得大家對香港那麼多慾望，其實很多都是“多情的投射”，你必須要瞭解香港為什麼生產這些慾望符號，再拿那些認知來對照自己的經驗，那才不是純粹的“多情的投射”。
《中國經營報》：你常說香港只有明星沒有演員，因為明星關乎慾望，你的劇作很多也是探討現代人的慾望，你自己是怎麼來看待慾望的？
林奕華：我常常說，藝術的本源是什麼，無非就是慾望，無論你承認與否，很多藝術作品裡面最重要的因素都是慾望——無論是隱藏還是張揚的。但是香港很多藝術家的作品就讓人完全感受不到慾望，我覺得這說明你的生命力非常微弱。香港始終是被動的，而好奇心則可以讓我們主動，也就是說慾望可以讓一個人感覺到自己的主體性，我對慾望的態度是必須要認識、實踐、比較，實際上和做一個實驗沒什麼分別。
《中國經營報》：說到被動，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你批判香港意識就是被動的集體無意識，你如此憎恨被動嗎？
林奕華： 有可能我是覺得我們已經夠被動了，而不是“我們不是被動，我們只是害怕陷入被動”這種情況。在歷史上，我們已經很被動了，我們是殖民地，但也不是我們自己願意成為殖民地的。所以，當你從殖民地的身份回歸到跟你的MOTHERLAND也就是你的祖國要有一個關係的時候，你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法去完成這個轉變呢？如果你還是被動的話，那麼就是別人告訴你怎麼走，你就怎麼走。我們做創作的人在內地，就要思考自己在香港以及在海外的經驗怎麼來呈現，使得與內地的同胞有一個情感上的連接。
鏡像林奕華
一場人生的實驗劇
林奕華是不折不扣的弄潮兒。
每當藝術風雲變幻時，林奕華總宛立潮頭，如果你驚嘆他走得前衛，他會嗔怪是環境平庸。
3個人的工作室，編導40余部，超過10萬觀衆，每天一到四五篇專欄。這就是邁克所謂“蠟燭兩頭燒”的林奕華，確實大河奔流，他麾下“非常林奕華”工作室成立于1991年，雖然先鋒依舊，卻也以高產和高上座率為人熟知，“我從來不覺得自己不是一個俗人，我一直以一個俗人的觀點與經驗來和大家分享：俗，其實可以有很多層次。”
林奕華最早的一場戲是在1989年，他獨自做了《教我如何愛四個不愛我的男人》，這部一開始就注明是同性戀的劇目在能容納1600位觀衆的香港大會堂演出，一連演了5場，場場全滿。他認為同性戀在這部劇中不過是美學的觀點，並不是故事或者題材，通過舞台一幕幕呈現給觀衆其實是一個被邊緣化的人對世界的自我想象。也正是那年，林奕華在第一屆香港同志電影節上賦予“同志”這個漢語新的意義。
與此同時，大時代的風潮也曾在香港燃燒，時局變動讓林奕華意識到自己內心深處的民族情感，但是他並沒有止步于此。對生命中的人或事，林奕華態度始終是保留距離，但始終為彼此在前方留有空間。從1990年到1996年，他始終在英國香港之間漂流，用他的話說“他並沒有被上世紀90年代消極氛圍吃下去。” 在90年代中期，他曾經申請到英國的藝術家護照，但他卻選擇回到香港。
觀衆的熱切反應激勵著林奕華，他醒悟到作為創作人，他的某些思想情感乃至美學觀點與大衆緊密聯繫，因此他不管做同志劇場和學生劇場，始終還是關注同一個問題：香港人到底是怎麼樣形成的？“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我想其實是可以和所有人來分享，我要在大劇場做小劇場，要在大舞台做實驗劇，我不要在小劇場做實驗劇。”
相比同儕，林奕華來內地雖然起得不早，卻趕上了不錯的時機，近年香港娛樂工業的霸權弱化或許為實驗藝術打開新的輸出空間。“內地觀衆的幽默感、戲劇感、情感和香港都不一樣，比如《港男港女》里對人魚公主的態度是質疑反諷的，這是因為香港人只相信辛德瑞拉式童話，但內地應該還是有不少人相信人魚公主這個童話。
對話陳冠中
粵語文化：何處見方舟？
談香港文化，陳冠中當仁不讓，從《號外》創辦人到如今的都市文化先行者，他為人們詳解香港從CAN DO（搞定）精神到CANKONG (粵港)身份的變遷。
CANKONG
《中國經營報》：你覺得現在香港流行文化輸出式微的原因是什麼？
陳冠中：現在香港各大流行媒體目前確實都面臨壓力，電視只有一家TVB獨霸，並且他們只做經常做的而不想創新；網絡媒體出現又影響了流行音樂產業發行推廣；再說電影，現在只有跟全國合拍的大型電影以及小成本的本土電影，而香港以前主要的電影是中型電影，好萊塢也是。如果可以用廣東話拍片在廣東發行每年就可以再養活50部香港電影。但是現在不行，一定要通過全國，那麼只能成龍、劉德華來主演了，於是一定要5000萬元以上製作費，1000萬元的就沒有了，於是本來資金可以拍200部電影，變成幾十部電影。
《中國經營報》：電影兩極化確實比較典型，香港金像獎後大家討論出要麼是北上要麼是等死這是個結論，但是有些人就說北上也是找死，他們擔憂港片北上以後就會失去港片精神，事實上現在合拍片也越來越不像港片，爾冬升前段時間來上海，他就說如果合拍片越來越多的話，真正的香港電影可能就沒有了。
陳冠中：也有可能的，香港身份可能弱一點，但也會有新身份出現，所以我很支持北上去廣東建立香港的文化城。現在合拍片拍得確實很辛苦，有很多題材限制，所以基本上只能拍幾種電影，搞得香港人非常累，因為真的拍不過內地好的導演。但是，有一種電影叫做粵港電影對不對？這種片子很有粵港特色。如果只拍廣東人自己的電影，那就可以不管全國演不演，我們只要自己演就好了，這樣一來香港就可以拍一些粵港特色的電影。現在這個問題只差一關，那就是開放廣東，但現在被利益集團拿著這個進口權不放而已。
《中國經營報》：你一直支持建立廣東和香港的粵語文化區，但廣東和香港分開那麼久，其實也有文化隔膜，接受上有沒有問題？
陳冠中：其實1949年前，廣東人和香港人沒區別，但是香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要建立身份認同，於是只能通過電影、電視劇來取笑廣東移民以及廣東人，以此來區分身份，現在我們又是一家人。我覺得在文化領域香港必須調整心態來和廣東結合起來，否則兩邊都被邊緣化。你想，其實光是結合廣東和香港就不得了，幾千萬人相當于兩個韓國。我想以後會出現CANKONG（粵港）文化，這個新概念的實現需要兩邊市場相通。廣東是中國唯一的稱為雙向的地區，既理解香港又理解內地，能把兩邊都結合起來。
《中國經營報》：就是粵港合則兩利。
陳冠中：對，現在很多外國朋友都很久不去香港了，每年來中國只去上海跟北京，他們沒聽過廣州，也把香港都忘掉了，因為你沒有新印象給人家，怎麼能讓人家注意呢？在歐洲也出現過同樣的情況，荷蘭的兩個大城市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一直鬥來鬥去，後來它們發現新興的東歐、西班牙、德國都在搶它們的注意力，於是兩邊文化界發表了一個共同宣言，就是以後要結合在一起，爭取人家對它們的注意。所以如果廣東、香港的文化界這樣去做，就會讓雙方變強。
《中國經營報》：梁文道曾經說過香港這一代文化人，他們都是看著《號外》長大的，但是他們現在不可避免的要面臨一個問題就是他們要不要來內地發展，梁就覺得自己這代人可能是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了，你覺得是這樣嗎？
陳冠中：我們其實在香港是沒有選擇權的，他們其實有更多的選擇權，他們可以來內地，為什麼不能考慮來內地？我覺得香港文化界有時眼光過高，他們的分類就是香港跟內地，我一直在提醒他們不是香港跟內地，是香港跟廣東。內地多大？誰都監控不了，如果能和廣東結合就已經很好很好了，優勢互補更方便。
《中國經營報》：那以後是不是就沒有過去的香港文化人了呢？最多可能只有這種躋身于粵語文化圈的人。
陳冠中：比如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現在也不見得它們兩個原來的身份會消失。以後每一個地方都要有自己的身份，有大一點地區的身份，都是要這樣子重疊，不能尋求一種純粹的自己身份，這就是整個世界好玩的地方。全世界來說大部分人都是共同的，但是大家也有一點點不一樣，差異是有趣的，所以我們會製造雙方的共同點又保持一些各自原有的特點，比如說香港人有香港文化，香港跟廣東結合的CANKONG又是一種文化，都是有可能的。再比如，北京人跟天津人都覺得彼此不一樣，但他們同時又是環渤海地域的。所以我們不要用他人的思維，兩個身份，甚至多個身份都可能同時保留。
《中國經營報》：但也有人很擔心出現香港內地化。
陳冠中：某些方面會內地化，但我覺得不用太擔心的，就是不要有這種非此即彼的心態，我們真的是要有兼容心態。我不太擔心香港會消失，香港已經夠強了，香港過去30年建立的身份已經非常鮮明瞭。你說上海會消失嗎，這麼多外地人進去？也不會。這些說法一直有，用他者的定義來區分自己，一些香港人就說我們不要香港文化要融入中國，其實融入中國不需要把自己的身份抹掉的；而一方面有些人覺得我們現在要堅定本土抗衡外來，這個是保守主義的做法，一定是沒用的，一定會失敗。我不是說香港無所謂，我覺得本土很重要，我們一方面是香港人，一方面是廣東人，一方面是中國人，這些身份都是可以並存的。
下一個十年
《中國經營報》：剛剛過去的十幾年，對於香港文化的發展來說，林奕華覺得是最壞的時候，一些人也有相同看法。現在最壞的時候是不是已經過去了呢？
陳冠中：1997年到2007年是一個不確定的年代，因為香港老的方法好像都不適用了，但是也不知道新的方法是怎麼樣，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應該怎麼辦。這10年有點可惜的是社會沒有找到一個共識，從政治、經濟、文化上大家都好像是扯來扯去。現在是有變化，也就是各方面的人都比較清楚地知道我們應該是怎麼樣，現在香港政府很多事情不敢做，但並不是表示不可調和。其實，私下大家都比較清楚香港應該怎麼做，然後經濟、文化界都在做新的事情，我覺得以後10年要比前面的10年好很多。
《中國經營報》：從非典、天星碼頭事件後普遍感覺香港特別是年輕一代在變化，你覺得現在是形成新的共識嗎？
陳冠中：2003年到天星碼頭前前後後，我感覺又回到上世紀70年代，就是物質不是很豐富，但是在精神上探索意識很強烈，年輕人條件沒有我們那一代人好，但並不意味著他們沒有我們優秀。共識已經在逐漸形成了，就是還要和內地進一步結合起來，大家都明白需要轉型，現在連政府都知道不能只靠金融就能搞定，這是吸收歷史教訓。應該早點就明白，我們上世紀80年代就應該做很多事情，但是那時我們真的是什麼都不想做，我們就想炒股票、炒樓就好了，如果以前就開動，那麼香港現在真的會成為非常綜合的地區中心了。
《中國經營報》：你曾經在書中期待香港下一個十年有可能成為光榮年代的十年，那麼我們能看到什麼？
陳冠中：這句話我寫在2007年，應該到2017年可以看到。現在已經悄悄有改變了，比如幾年前還把天星碼頭拆掉，但最近曾蔭權也說他是很主張保護香港的舊房子、文物的。天星碼頭是個重大的教訓，之後全社會都知道其實我們應該保留我們很少的文物和房子，這個也是個進步，這也是今年和去年才開始，經過這麼多年才知道這個很可惜，但是終於也可以說這是社會共識了。我所謂光榮的十年，是希望我們很多不光榮的東西都可以解決，我們需要新的想象新的故事，裡面不一定只有香港的故事，有可能是CANKONG的故事。
呂莎菲亦有貢獻
鏡像陳冠中
“我城”困境
陳冠中常常說他們這代人並不天生那麼聰明，只是運氣比較好。
這代人往往出生在1949年之後的香港，所謂嬰兒潮一代，天生把香港粵語作為母語，香港開始真正成為他們口中的“我城”。上世紀60年代他們迎來青春期，見識了披頭士與香港股市起浮，內地開始成為徹底的“他者”；等到70年代進入社會，香港經濟起飛，作為第一代受教育的華人員工，滿地是機會，他們不管哪個行業都是很快就學會賺到錢；80年代後，又是這代人把股票、地產、財技的想象發揮到極致；到了今天，他們更是香港社會政商各界的中流砥柱……
一句話，從小到大，從環境到歷史，從家庭到社會，這代人與經濟轉型相輔相成，鑄就了幾十年香港傳奇，於是這代人“開始以為自己有多厲害、多靈活、多有才華了”，成就“我城”“幾十年的富貴與浮華”與他這一代人的“燦爛與飛揚”。
但香港的轉型今天仍舊在繼續，往日的天仙局並非萬年必殺技。陳冠中並未沾沾自喜，他自認這一代是名符其實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們現在的問題所在。香港的好與壞我們都要負上絕大責任。” 他的自我檢討，甚至帶動了香港新一輪的回潮熱，比如同屬於嬰兒潮一代的香港社會學家呂大樂也直言這代人信奉“只談效益，不講理想”，沉重的中環價值讓下面一兩代人出頭無日，沉重不堪。
其實，雖然他口口聲聲我們這代人，陳冠中是有理由為自己驕傲的。偏偏是他，始終汲取領銜時代風尚，卻又能夠蟬蛻于當下局限：上世紀70年代香港本土文化發蒙，他在1976年創辦香港文化界最有影響力的雜誌《號外》、80年代新浪潮頗為規模，他寫劇本：《烈火青春》、《等待黎明》、《不是冤家不聚頭》出手不俗；90年代，別人流行移民，他先去台北，後來索性北上，在北京朝陽區買房長居，日日宴客，跨界運作各類媒體，比如三聯複刊；如今，離港日久，回歸書寫，卻大多關涉香港集體記憶：《半唐番城市筆記》、《香港未完成的實驗》、《香港三部曲》、《我這一代香港人》。
我們回頭檢點，每一場潮流他都沒錯過，即使守到曲終人散也絲毫沒影響他的符號意義。到了今天，他仍對下幾代文化信心滿滿，仍舊很香港地宣稱聰明人到哪裡都能搞得定。而他自己，穿插于香港人、中國人、文化人、小說家等等身份始終優容有餘，在游離之外與遠觀之中，不斷提出新的城市美學和空間想象，也許秘訣正在於那逝去的、對文化“只會貪吃濫食”的70年代，造就他的雜種精神和世界主義。
對話梁文道
小衆文化：一路向北
“就像盧梭說的，社會要有分工，有小衆，也應該有流行，我堅信這一大幫人是可以做好分工的，以前在香港幾乎所有人都在做同樣事情。我做《讀書好》，就是希望能夠為《字花》、《讀品》這樣刊物努力培養讀者甚至作者。”上海錦江飯店里，梁文道抬頭，略微沉吟。
香港二次現代化
《中國經營報》：你多次談到北島的一句話：“只有在香港做一個詩人才算一個真正的詩人，”你也說過在香港做文化人是習慣失敗的，但是這幾年香港流行工業日漸式微的同時，小衆文化卻有些復興姿態，比如最近兩年香港文化人爆髮型地在內地出書。
梁文道：是的，是有變化，在2003年之前，小衆文化的狀態沒人關注，主流文化都不能接受。2003年對我們來說是明顯的變化，也可以說是我們開始幹的一年，大家做了那麼多年，也可以說開始變得聰明瞭，學會用大衆的語言來表達溝通，比如我在做讀書節目，做讀書雜誌。另一方面，香港也開始變化，開始關注價值觀和心靈，大概在2001年之後才開始有香港記者來採訪我，他們也不知道我當時的身份應該算什麼，所以我算是香港第一批文化評論員。
《中國經營報》：談到變化，很有趣的一點就是在2003年非典以及天星碼頭等事件中，大家才更多看到香港公民社會的特質。你也都參加了，還說過時間站在你們這邊，能說說感觸嗎？
梁文道：沒錯，最早是非典。當時很有趣就是兩岸三地不同的醫護人員不同反應，醫生護士是最容易受到感染的，所以在台灣有些醫生護士就逃走了，並用“我們也是普通人”來辯解，內地則是集體宣誓來留守，但是香港呢，很多醫生護士的表現和平時一樣，有人問一個醫生為什麼這樣，他就說：“這就是我的工作，否則平時拿那麼多錢幹嗎？”這是很靈巧的答案，不像內地那麼高調，也不像台灣那麼懦弱，就是很簡單。香港人天性中有一種小市民的正義感，所以往往看到別人遭受災難痛苦時候，他們就忍受不了。
《中國經營報》：這種天性應該最早來自移民社會的市井之心吧，上海其實也是這樣。
梁文道：有可能，但我覺得香港人的天性也在變化。現在香港的本土運動說明大家開始不僅僅把香港當做購物方便、賺錢容易的地方，我認為香港正在經歷德國社會學家貝克所謂“第二次現代化”，第一次現代化往往是講科學、理性等等，但過度發展之後往往產生很多後遺症，甚至不利於人的解放自由。於是，二次現代化就是對第一次現代化的反思與改正。
借力北上
《中國經營報》：你曾經寫過你們屬於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都面臨去留的選擇，影響頗大。事實上近年香港文化人不斷北上，甚至密集型在內地出書。不過，後來胡恩威反駁說，香港文化人永遠存在。
梁文道：其實我和他意思並不矛盾，我更強調我們這代文化人開始，並不僅僅立足于香港。做一個香港文化人，也可以是中國文化人。以前大家會覺得我們和內地不一樣，說我是香港人，但現在有人會說我是長沙人，也有人會打電話問我對文懷沙的看法，這說明內地人開始把我看做是自己人，是他們的一部分，我要做的就是讓區別最小化，我也希望在公衆的活動範圍內證明香港還是具有創造力。不一定香港文化界人人都要去內地，但是你的活動區域、視野應該與內地更密切。
《中國經營報》：你說的文化身份重疊與陳冠中不謀而合，他們一直提出粵語文化圈的看法，甚至是CANHONG文化。在兩岸隔閡那麼久之後，這能夠為香港文化帶來新的想象嗎？
梁文道：這種隔閡的歷史並不久。其實，香港人以前挺看重廣州，經常說省城，黃飛鴻以前不就說打遍省港澳嗎？現在香港人活動半徑已經大很多，往往中午在香港上班，下午回內地，今後閩南的珠三角地區生活來往頻密，我希望能夠形成一個理想狀態。至於說到語言，現在上海還在報紙上爭論該不該說上海話，但是在粵語地區從來都有自己的流行音樂、電視劇、電影等等，這說明始終存在粵語的文化意識。所以，一旦政策放行，以市場之大，我覺得中國是除了印度之外，在電影工業可能是唯一能夠抗衡好萊塢的國家。
《中國經營報》：你是北上人中比較成功的，但是你自己也沒著力于廣東，主要還是在京滬。
梁文道：我最開始來內地，為《南方都市報》和《南方周末》寫評論，並沒有強調我的香港身份，甚至是一個人來內地闖蕩，我寫的文章都是從內地人的角度，但是我接下來會強調我的南方身份和南方中國的概念，這是不同的階段。
《中國經營報》：說到流行工業，現在香港的流行工業很萎靡，不過一兩年內香港文化人卻在內地密集出書。流行霸權式微，會不會為小衆文化帶來機會？
梁文道：這個問題涉及對香港一個掌握問題，以前大家都覺得只有流行，現在開始意識到香港還有其他。但流行音樂的確是需要有，電影的確是需要有，但我覺得並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現代化教育，可以生成基本的生活價值觀。
《中國經營報》：價值觀還是涉及香港社會轉型，在大背景下面肯定與內地息息相關。現在大家都在談內地香港化和香港內地化的不同趨勢，你怎麼來看呢？
梁文道：香港是在變化，中國也在變化，有些東西你一輩子都沒想到，你看全世界都在下滑，但是中國在成長，局限于香港不是我的理想和理念，來內地是我的理念。我跟隨榮念曾多年，學到很重要一個東西就是“借力打力”。我在內地的影響力，可以提升我在香港的話語權，比如《蘋果日報》也開始邀請我寫一些長的書評，地產公司也開始來贊助我們的讀書雜誌，這是以前沒法想象的，我希望可以通過影響內地來改變香港，我更希望我邁出這一步之後，更多的文化人能夠繼續。
鏡像梁文道
“小衆”的堅持
當年的梁文道一定看不起今天的梁文道。
盡管以《號外》、新浪潮為標誌的文化繁榮時代開始消散，上世紀90年代出道的梁文道，仍舊延續著維園遊行的氣勢，大張旗鼓邁入動物凶猛的青年時代，一邊談福柯，一邊說粗話，顧盼之間，據說很登對。
“90年代我都在辦《字花》、《讀品》。”對座錦江飯店，如今有一半時間花在內地的梁文道對自己做了如是介紹。“在香港，一家家雜誌倒，一家家書店關，早習慣了。”梁文道笑了笑，繼續捲煙絲，神色如夜，沉靜蕭條。摸爬滾打多年，他看慣了世道炎涼：資本主義發達的地方，投入產出最大是不二王道，辦文化雜誌開藝術書店也許並不虧錢，但如果八卦娛樂回報更高，老闆自然毫不猶豫改轅易轍。於是，梁好像成為摩登時代的抒情詩人，香港的小衆亦是，就像他說的，有人依然寫詩，盡管你在樓下聽不到。
時代在變，香港在變，梁文道和他的同儕們也在變，據說原本避世的小說家董啓章開始興致勃勃為社會運動寫各類宣傳冊，而歐陽應霽也開始談生活品位。“一方面我們終於找到一種方法與大衆溝通的技巧，另外，我們也不滿足僅僅影響小衆，需要介入。當然，香港社會也逐漸意識到文化的重要性。”於是，邊緣抒情詩人也變成知名文化評論員，如今經費對於他已不是問題，他實驗《開卷八分鐘》等各類讀書節目，此前他甚至開創了在商業電台播熱門讀書節目的典範。
如今，他打理一份《讀書好》的讀書刊物，走進社區，免費發放，目前發行量在7萬冊，據說還供不應求，這意味著，至少有1%的香港人在閱讀這本雜誌。意識到推廣的意義，梁文道甚至也不介意誤讀。“談福柯也有不同的方式，過去我會寫5000字的文章，越艱深越好，讀者都是已經喜歡看福柯的人；如今，我會儘量在1000字裡寫得有趣，吸引更多人去看，也許10個讀者10個不知道，但說不定就有一個人還看得進去。”梁文道吐了口煙圈，補充說道： “我一直覺得于丹了不起，因為她能影響那麼多人。1000人因她知道孔子，裡面也許有人誤讀，但只要有幾十個肯去多瞭解，這就是功德。”
長日流痕，梁文道從當年的文藝青年逐漸回歸閱讀，他的出鏡率日漸高漲，也愈發頻密往來內地，但他仍舊號稱立場不改，“雖然我在做大部分人的工作，但是我仍然要守住一個知識分子的要求，這是底線。”
十二年一輪回。
被張愛玲稱作邊城的香港，在被“掠走”的歷史中，書寫了自己的成功與失敗。而回歸後，被動也罷，曖昧也罷，鄉土與家國、東方與西方的拉鋸使得她至今仍顯得是中國城市中的異數，套用李志超的話說，香港仍舊很SUSIE WONG（指舊香港風情）。
“九七前，香港故事不易講。九七之後，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作為地道港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的本土觀察一向犀利，他最為人熟知的“四代香港人”分類，為我們理解香港打開新的視角：第一代是因戰亂而來，香港只是客居之地；隨後是戰後嬰兒潮一代，這代人占盡天時地利；第三代則是以《香港的鬱悶》為代表的三十出頭的年輕人，飽受金融危機、經濟停滯之苦；第四代則是80後一代，他們能否接棒備受質疑。
十二年來，香港未必一直如過去那麼好運，自身社會的跨代結構交接不順，加之面臨外部轉型之時，使得社會問題愈加多面複雜。青年學者嚴飛曾經旅居香港，他在《讀品》沙龍上曾將回歸以來香港社會的矛盾與焦慮總結為“四愛三怕”：愛本土文化、愛集體記憶、愛同舟共濟的精神、愛逆境堅韌的意志；怕變化太快、怕被邊緣化、怕社會下流化趨勢。
兩年前，十周年回歸之際，萬方矚目。在我們的觀察報道中，亦覺察香港流行工業的嬗變，當時期待香港能夠找回那失去的十年。如今來看，大勢當前，香港不變也難以維持：本土意識再度崛起，集體記憶開始風行，社會運動潛滋暗長，小衆文化北上成風……這會形成公民社會的變奏嗎，抑或一個時代的開始或者結束？所謂社會共識能否推進？二次現代化前景幾多？截止到目前，這場變化的深遠意義或許我們仍未洞悉。
香江名句，還是留待港人開講。於是，我們選取了陳冠中、林奕華、梁文道三位不同時代的香港文化人來談香港文化，說出曾經勇敢的過往。
沒有傾城之戀的香港，仍舊值得等待。這口深井，如你凝視，或許能夠照見我們的未來。
對話林奕華
港片，被遺忘的時光
“希望有一日，你終於會明白什麼叫做‘勇氣’。”
這是不斷戀愛不斷失戀的林奕華1998年所寫情書中最後一句話，既是寫給當年執意分手的愛人，也像是寫給他眼中那個天生聰明而無智慧的孩子：香港。十一年了，這仍舊是他對香港的情與愛：有“恨鐵不成鋼”的恨，也有等待戈多一般的不舍不棄。
港片沒有培養觀衆
《中國經營報》：林生你好，你在內地新書《等待香港》中曾列舉香港十大文化基因，從王家衛到王晶，從無線到商台都有列入。很有趣的是，他們中不少和你也曾經很熟稔，如今卻都成為你的批判對象，而你的批評觀點又和大多數人不太一樣。
林奕華：是蠻有趣，我猜你給我那樣的機會我也不要成為他們。如果我是所謂電影從業人員，即便是港產片，我也不會做他們那樣的東西。要不是香港這些人用這些方式去處理他們最擅長的事的話，也許今天香港就會是另一個香港。很有趣的是，絕大部分香港文化研究學者都吸收擁抱了我批判的東西，其實他們看周星馳、王晶都是從粉絲的角度，自然看不見他們電影中的男性沙文主義，而正是這種沙文主義扼殺了香港電影很多其他的可能性。
《中國經營報》：在娛樂工業化下，他們成為他們或許是一種必然吧。
林奕華：對對對，所以我才會要重新分析他們對香港做了些什麼。他們之所以成為他們，香港之所以成為香港，這是一環扣一環的關係，他們共通性在於只看眼前，用一切資源頭腦去謀劃爭取，這就是香港人的特性，鼓勵每個人都有野心（ambition），但不要視野（VISION）。從來沒有香港的電台負責人敢於大膽地打開年輕人的視野，鼓勵他們思考，釋放他們的想象力，而只會倡導消費主義，或宣教口號。所以到今天網絡代替了電視，無線只能拍些師奶或無知婦孺愛看的節目來贏得廣告。但是，不能用商業精神來合理化這些沒有視野的人，老實說，為什麼英國或者美國電視台沒有像我們這樣，就因為英國或者美國有很多成功的文化產業家，他們很早就擁有大視野，今天才能站得住。
《中國經營報》：談到創意產業或者就是文化產業，港產片可以作為縮影，港片的江河日下有目共睹，有人擔憂目前流行的合拍片會喪失港片精神，但是你好像更擔憂港片內在創作枯竭。
林奕華：是，因為電影作為一個工業，香港優勢從來不在於內容，而是在於包裝和品牌，但是現在也不得不交棒。我們從沒想過如何講好一個故事，拍來拍去還是《倩女幽魂》或者《功夫》，所以他根本沒建立什麼，港片精神早就不存在了，早就已經賣完 ，香港電影人最重要的缺失在於他們都只看眼前，所以他們沒有培養觀衆——這意味著你沒有提升觀衆，所以這個工業當然失去了前瞻性，注定要被潮流拋棄，現在香港電視也是這樣。在你比較能夠改變的時候，你不追求更變化多端更立體更神奇，反而把自己棱角削削削，最後你越來越扁越來越扁，到最後就破了，這也就是香港人的現狀，他們一直在追求變成一張紙而不是一本書。
港片不是現在才劃上句號，回歸前後港片已經死掉了，曾經有段時間我們都沒有電影上映的。我覺得香港人的一個局限在於他其實不太明白有什麼人看電影，經常聽到人說這個電影題材好，來來去去重重複複就是梁祝，還要拍多少次，什麼時候去拍一個間諜梁祝呢？其實，大家去電影院原因很複雜，如果你不了解就更沒法滿足。而香港人又是推崇簡單，我們的電視節目和專欄，拒絕一切他們認為長、深奧、尖酸的東西，好萊塢即使那麼工業化，但他還是有小說、文學這些元素一起和他成長，甚至有人懷疑好萊塢暑期檔大片總是三年前策劃好的續集。我認為，只要在這個工業裡面不能夠全方位多角度去思考誰是看電影的人，那麼港片就永遠都會陷于一個為拍而拍的旋渦之中。
好奇心讓人主動
《中國經營報》：你對香港文化評價那麼負面，但是香港十大文化因素還是很多內地人的慾望符號，而且，至少香港的藝術創作還是比較自由的吧？
林奕華：是有自由，但這個自由有沒有被好好利用是值得推究的。我在內地做《生活和生存》、《包法利夫人們》，包括出書，常常覺得大家對香港那麼多慾望，其實很多都是“多情的投射”，你必須要瞭解香港為什麼生產這些慾望符號，再拿那些認知來對照自己的經驗，那才不是純粹的“多情的投射”。
《中國經營報》：你常說香港只有明星沒有演員，因為明星關乎慾望，你的劇作很多也是探討現代人的慾望，你自己是怎麼來看待慾望的？
林奕華：我常常說，藝術的本源是什麼，無非就是慾望，無論你承認與否，很多藝術作品裡面最重要的因素都是慾望——無論是隱藏還是張揚的。但是香港很多藝術家的作品就讓人完全感受不到慾望，我覺得這說明你的生命力非常微弱。香港始終是被動的，而好奇心則可以讓我們主動，也就是說慾望可以讓一個人感覺到自己的主體性，我對慾望的態度是必須要認識、實踐、比較，實際上和做一個實驗沒什麼分別。
《中國經營報》：說到被動，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你批判香港意識就是被動的集體無意識，你如此憎恨被動嗎？
林奕華： 有可能我是覺得我們已經夠被動了，而不是“我們不是被動，我們只是害怕陷入被動”這種情況。在歷史上，我們已經很被動了，我們是殖民地，但也不是我們自己願意成為殖民地的。所以，當你從殖民地的身份回歸到跟你的MOTHERLAND也就是你的祖國要有一個關係的時候，你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法去完成這個轉變呢？如果你還是被動的話，那麼就是別人告訴你怎麼走，你就怎麼走。我們做創作的人在內地，就要思考自己在香港以及在海外的經驗怎麼來呈現，使得與內地的同胞有一個情感上的連接。
鏡像林奕華
一場人生的實驗劇
林奕華是不折不扣的弄潮兒。
每當藝術風雲變幻時，林奕華總宛立潮頭，如果你驚嘆他走得前衛，他會嗔怪是環境平庸。
3個人的工作室，編導40余部，超過10萬觀衆，每天一到四五篇專欄。這就是邁克所謂“蠟燭兩頭燒”的林奕華，確實大河奔流，他麾下“非常林奕華”工作室成立于1991年，雖然先鋒依舊，卻也以高產和高上座率為人熟知，“我從來不覺得自己不是一個俗人，我一直以一個俗人的觀點與經驗來和大家分享：俗，其實可以有很多層次。”
林奕華最早的一場戲是在1989年，他獨自做了《教我如何愛四個不愛我的男人》，這部一開始就注明是同性戀的劇目在能容納1600位觀衆的香港大會堂演出，一連演了5場，場場全滿。他認為同性戀在這部劇中不過是美學的觀點，並不是故事或者題材，通過舞台一幕幕呈現給觀衆其實是一個被邊緣化的人對世界的自我想象。也正是那年，林奕華在第一屆香港同志電影節上賦予“同志”這個漢語新的意義。
與此同時，大時代的風潮也曾在香港燃燒，時局變動讓林奕華意識到自己內心深處的民族情感，但是他並沒有止步于此。對生命中的人或事，林奕華態度始終是保留距離，但始終為彼此在前方留有空間。從1990年到1996年，他始終在英國香港之間漂流，用他的話說“他並沒有被上世紀90年代消極氛圍吃下去。” 在90年代中期，他曾經申請到英國的藝術家護照，但他卻選擇回到香港。
觀衆的熱切反應激勵著林奕華，他醒悟到作為創作人，他的某些思想情感乃至美學觀點與大衆緊密聯繫，因此他不管做同志劇場和學生劇場，始終還是關注同一個問題：香港人到底是怎麼樣形成的？“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我想其實是可以和所有人來分享，我要在大劇場做小劇場，要在大舞台做實驗劇，我不要在小劇場做實驗劇。”
相比同儕，林奕華來內地雖然起得不早，卻趕上了不錯的時機，近年香港娛樂工業的霸權弱化或許為實驗藝術打開新的輸出空間。“內地觀衆的幽默感、戲劇感、情感和香港都不一樣，比如《港男港女》里對人魚公主的態度是質疑反諷的，這是因為香港人只相信辛德瑞拉式童話，但內地應該還是有不少人相信人魚公主這個童話。
對話陳冠中
粵語文化：何處見方舟？
談香港文化，陳冠中當仁不讓，從《號外》創辦人到如今的都市文化先行者，他為人們詳解香港從CAN DO（搞定）精神到CANKONG (粵港)身份的變遷。
CANKONG
《中國經營報》：你覺得現在香港流行文化輸出式微的原因是什麼？
陳冠中：現在香港各大流行媒體目前確實都面臨壓力，電視只有一家TVB獨霸，並且他們只做經常做的而不想創新；網絡媒體出現又影響了流行音樂產業發行推廣；再說電影，現在只有跟全國合拍的大型電影以及小成本的本土電影，而香港以前主要的電影是中型電影，好萊塢也是。如果可以用廣東話拍片在廣東發行每年就可以再養活50部香港電影。但是現在不行，一定要通過全國，那麼只能成龍、劉德華來主演了，於是一定要5000萬元以上製作費，1000萬元的就沒有了，於是本來資金可以拍200部電影，變成幾十部電影。
《中國經營報》：電影兩極化確實比較典型，香港金像獎後大家討論出要麼是北上要麼是等死這是個結論，但是有些人就說北上也是找死，他們擔憂港片北上以後就會失去港片精神，事實上現在合拍片也越來越不像港片，爾冬升前段時間來上海，他就說如果合拍片越來越多的話，真正的香港電影可能就沒有了。
陳冠中：也有可能的，香港身份可能弱一點，但也會有新身份出現，所以我很支持北上去廣東建立香港的文化城。現在合拍片拍得確實很辛苦，有很多題材限制，所以基本上只能拍幾種電影，搞得香港人非常累，因為真的拍不過內地好的導演。但是，有一種電影叫做粵港電影對不對？這種片子很有粵港特色。如果只拍廣東人自己的電影，那就可以不管全國演不演，我們只要自己演就好了，這樣一來香港就可以拍一些粵港特色的電影。現在這個問題只差一關，那就是開放廣東，但現在被利益集團拿著這個進口權不放而已。
《中國經營報》：你一直支持建立廣東和香港的粵語文化區，但廣東和香港分開那麼久，其實也有文化隔膜，接受上有沒有問題？
陳冠中：其實1949年前，廣東人和香港人沒區別，但是香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要建立身份認同，於是只能通過電影、電視劇來取笑廣東移民以及廣東人，以此來區分身份，現在我們又是一家人。我覺得在文化領域香港必須調整心態來和廣東結合起來，否則兩邊都被邊緣化。你想，其實光是結合廣東和香港就不得了，幾千萬人相當于兩個韓國。我想以後會出現CANKONG（粵港）文化，這個新概念的實現需要兩邊市場相通。廣東是中國唯一的稱為雙向的地區，既理解香港又理解內地，能把兩邊都結合起來。
《中國經營報》：就是粵港合則兩利。
陳冠中：對，現在很多外國朋友都很久不去香港了，每年來中國只去上海跟北京，他們沒聽過廣州，也把香港都忘掉了，因為你沒有新印象給人家，怎麼能讓人家注意呢？在歐洲也出現過同樣的情況，荷蘭的兩個大城市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一直鬥來鬥去，後來它們發現新興的東歐、西班牙、德國都在搶它們的注意力，於是兩邊文化界發表了一個共同宣言，就是以後要結合在一起，爭取人家對它們的注意。所以如果廣東、香港的文化界這樣去做，就會讓雙方變強。
《中國經營報》：梁文道曾經說過香港這一代文化人，他們都是看著《號外》長大的，但是他們現在不可避免的要面臨一個問題就是他們要不要來內地發展，梁就覺得自己這代人可能是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了，你覺得是這樣嗎？
陳冠中：我們其實在香港是沒有選擇權的，他們其實有更多的選擇權，他們可以來內地，為什麼不能考慮來內地？我覺得香港文化界有時眼光過高，他們的分類就是香港跟內地，我一直在提醒他們不是香港跟內地，是香港跟廣東。內地多大？誰都監控不了，如果能和廣東結合就已經很好很好了，優勢互補更方便。
《中國經營報》：那以後是不是就沒有過去的香港文化人了呢？最多可能只有這種躋身于粵語文化圈的人。
陳冠中：比如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現在也不見得它們兩個原來的身份會消失。以後每一個地方都要有自己的身份，有大一點地區的身份，都是要這樣子重疊，不能尋求一種純粹的自己身份，這就是整個世界好玩的地方。全世界來說大部分人都是共同的，但是大家也有一點點不一樣，差異是有趣的，所以我們會製造雙方的共同點又保持一些各自原有的特點，比如說香港人有香港文化，香港跟廣東結合的CANKONG又是一種文化，都是有可能的。再比如，北京人跟天津人都覺得彼此不一樣，但他們同時又是環渤海地域的。所以我們不要用他人的思維，兩個身份，甚至多個身份都可能同時保留。
《中國經營報》：但也有人很擔心出現香港內地化。
陳冠中：某些方面會內地化，但我覺得不用太擔心的，就是不要有這種非此即彼的心態，我們真的是要有兼容心態。我不太擔心香港會消失，香港已經夠強了，香港過去30年建立的身份已經非常鮮明瞭。你說上海會消失嗎，這麼多外地人進去？也不會。這些說法一直有，用他者的定義來區分自己，一些香港人就說我們不要香港文化要融入中國，其實融入中國不需要把自己的身份抹掉的；而一方面有些人覺得我們現在要堅定本土抗衡外來，這個是保守主義的做法，一定是沒用的，一定會失敗。我不是說香港無所謂，我覺得本土很重要，我們一方面是香港人，一方面是廣東人，一方面是中國人，這些身份都是可以並存的。
下一個十年
《中國經營報》：剛剛過去的十幾年，對於香港文化的發展來說，林奕華覺得是最壞的時候，一些人也有相同看法。現在最壞的時候是不是已經過去了呢？
陳冠中：1997年到2007年是一個不確定的年代，因為香港老的方法好像都不適用了，但是也不知道新的方法是怎麼樣，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應該怎麼辦。這10年有點可惜的是社會沒有找到一個共識，從政治、經濟、文化上大家都好像是扯來扯去。現在是有變化，也就是各方面的人都比較清楚地知道我們應該是怎麼樣，現在香港政府很多事情不敢做，但並不是表示不可調和。其實，私下大家都比較清楚香港應該怎麼做，然後經濟、文化界都在做新的事情，我覺得以後10年要比前面的10年好很多。
《中國經營報》：從非典、天星碼頭事件後普遍感覺香港特別是年輕一代在變化，你覺得現在是形成新的共識嗎？
陳冠中：2003年到天星碼頭前前後後，我感覺又回到上世紀70年代，就是物質不是很豐富，但是在精神上探索意識很強烈，年輕人條件沒有我們那一代人好，但並不意味著他們沒有我們優秀。共識已經在逐漸形成了，就是還要和內地進一步結合起來，大家都明白需要轉型，現在連政府都知道不能只靠金融就能搞定，這是吸收歷史教訓。應該早點就明白，我們上世紀80年代就應該做很多事情，但是那時我們真的是什麼都不想做，我們就想炒股票、炒樓就好了，如果以前就開動，那麼香港現在真的會成為非常綜合的地區中心了。
《中國經營報》：你曾經在書中期待香港下一個十年有可能成為光榮年代的十年，那麼我們能看到什麼？
陳冠中：這句話我寫在2007年，應該到2017年可以看到。現在已經悄悄有改變了，比如幾年前還把天星碼頭拆掉，但最近曾蔭權也說他是很主張保護香港的舊房子、文物的。天星碼頭是個重大的教訓，之後全社會都知道其實我們應該保留我們很少的文物和房子，這個也是個進步，這也是今年和去年才開始，經過這麼多年才知道這個很可惜，但是終於也可以說這是社會共識了。我所謂光榮的十年，是希望我們很多不光榮的東西都可以解決，我們需要新的想象新的故事，裡面不一定只有香港的故事，有可能是CANKONG的故事。
呂莎菲亦有貢獻
鏡像陳冠中
“我城”困境
陳冠中常常說他們這代人並不天生那麼聰明，只是運氣比較好。
這代人往往出生在1949年之後的香港，所謂嬰兒潮一代，天生把香港粵語作為母語，香港開始真正成為他們口中的“我城”。上世紀60年代他們迎來青春期，見識了披頭士與香港股市起浮，內地開始成為徹底的“他者”；等到70年代進入社會，香港經濟起飛，作為第一代受教育的華人員工，滿地是機會，他們不管哪個行業都是很快就學會賺到錢；80年代後，又是這代人把股票、地產、財技的想象發揮到極致；到了今天，他們更是香港社會政商各界的中流砥柱……
一句話，從小到大，從環境到歷史，從家庭到社會，這代人與經濟轉型相輔相成，鑄就了幾十年香港傳奇，於是這代人“開始以為自己有多厲害、多靈活、多有才華了”，成就“我城”“幾十年的富貴與浮華”與他這一代人的“燦爛與飛揚”。
但香港的轉型今天仍舊在繼續，往日的天仙局並非萬年必殺技。陳冠中並未沾沾自喜，他自認這一代是名符其實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們現在的問題所在。香港的好與壞我們都要負上絕大責任。” 他的自我檢討，甚至帶動了香港新一輪的回潮熱，比如同屬於嬰兒潮一代的香港社會學家呂大樂也直言這代人信奉“只談效益，不講理想”，沉重的中環價值讓下面一兩代人出頭無日，沉重不堪。
其實，雖然他口口聲聲我們這代人，陳冠中是有理由為自己驕傲的。偏偏是他，始終汲取領銜時代風尚，卻又能夠蟬蛻于當下局限：上世紀70年代香港本土文化發蒙，他在1976年創辦香港文化界最有影響力的雜誌《號外》、80年代新浪潮頗為規模，他寫劇本：《烈火青春》、《等待黎明》、《不是冤家不聚頭》出手不俗；90年代，別人流行移民，他先去台北，後來索性北上，在北京朝陽區買房長居，日日宴客，跨界運作各類媒體，比如三聯複刊；如今，離港日久，回歸書寫，卻大多關涉香港集體記憶：《半唐番城市筆記》、《香港未完成的實驗》、《香港三部曲》、《我這一代香港人》。
我們回頭檢點，每一場潮流他都沒錯過，即使守到曲終人散也絲毫沒影響他的符號意義。到了今天，他仍對下幾代文化信心滿滿，仍舊很香港地宣稱聰明人到哪裡都能搞得定。而他自己，穿插于香港人、中國人、文化人、小說家等等身份始終優容有餘，在游離之外與遠觀之中，不斷提出新的城市美學和空間想象，也許秘訣正在於那逝去的、對文化“只會貪吃濫食”的70年代，造就他的雜種精神和世界主義。
對話梁文道
小衆文化：一路向北
“就像盧梭說的，社會要有分工，有小衆，也應該有流行，我堅信這一大幫人是可以做好分工的，以前在香港幾乎所有人都在做同樣事情。我做《讀書好》，就是希望能夠為《字花》、《讀品》這樣刊物努力培養讀者甚至作者。”上海錦江飯店里，梁文道抬頭，略微沉吟。
香港二次現代化
《中國經營報》：你多次談到北島的一句話：“只有在香港做一個詩人才算一個真正的詩人，”你也說過在香港做文化人是習慣失敗的，但是這幾年香港流行工業日漸式微的同時，小衆文化卻有些復興姿態，比如最近兩年香港文化人爆髮型地在內地出書。
梁文道：是的，是有變化，在2003年之前，小衆文化的狀態沒人關注，主流文化都不能接受。2003年對我們來說是明顯的變化，也可以說是我們開始幹的一年，大家做了那麼多年，也可以說開始變得聰明瞭，學會用大衆的語言來表達溝通，比如我在做讀書節目，做讀書雜誌。另一方面，香港也開始變化，開始關注價值觀和心靈，大概在2001年之後才開始有香港記者來採訪我，他們也不知道我當時的身份應該算什麼，所以我算是香港第一批文化評論員。
《中國經營報》：談到變化，很有趣的一點就是在2003年非典以及天星碼頭等事件中，大家才更多看到香港公民社會的特質。你也都參加了，還說過時間站在你們這邊，能說說感觸嗎？
梁文道：沒錯，最早是非典。當時很有趣就是兩岸三地不同的醫護人員不同反應，醫生護士是最容易受到感染的，所以在台灣有些醫生護士就逃走了，並用“我們也是普通人”來辯解，內地則是集體宣誓來留守，但是香港呢，很多醫生護士的表現和平時一樣，有人問一個醫生為什麼這樣，他就說：“這就是我的工作，否則平時拿那麼多錢幹嗎？”這是很靈巧的答案，不像內地那麼高調，也不像台灣那麼懦弱，就是很簡單。香港人天性中有一種小市民的正義感，所以往往看到別人遭受災難痛苦時候，他們就忍受不了。
《中國經營報》：這種天性應該最早來自移民社會的市井之心吧，上海其實也是這樣。
梁文道：有可能，但我覺得香港人的天性也在變化。現在香港的本土運動說明大家開始不僅僅把香港當做購物方便、賺錢容易的地方，我認為香港正在經歷德國社會學家貝克所謂“第二次現代化”，第一次現代化往往是講科學、理性等等，但過度發展之後往往產生很多後遺症，甚至不利於人的解放自由。於是，二次現代化就是對第一次現代化的反思與改正。
借力北上
《中國經營報》：你曾經寫過你們屬於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都面臨去留的選擇，影響頗大。事實上近年香港文化人不斷北上，甚至密集型在內地出書。不過，後來胡恩威反駁說，香港文化人永遠存在。
梁文道：其實我和他意思並不矛盾，我更強調我們這代文化人開始，並不僅僅立足于香港。做一個香港文化人，也可以是中國文化人。以前大家會覺得我們和內地不一樣，說我是香港人，但現在有人會說我是長沙人，也有人會打電話問我對文懷沙的看法，這說明內地人開始把我看做是自己人，是他們的一部分，我要做的就是讓區別最小化，我也希望在公衆的活動範圍內證明香港還是具有創造力。不一定香港文化界人人都要去內地，但是你的活動區域、視野應該與內地更密切。
《中國經營報》：你說的文化身份重疊與陳冠中不謀而合，他們一直提出粵語文化圈的看法，甚至是CANHONG文化。在兩岸隔閡那麼久之後，這能夠為香港文化帶來新的想象嗎？
梁文道：這種隔閡的歷史並不久。其實，香港人以前挺看重廣州，經常說省城，黃飛鴻以前不就說打遍省港澳嗎？現在香港人活動半徑已經大很多，往往中午在香港上班，下午回內地，今後閩南的珠三角地區生活來往頻密，我希望能夠形成一個理想狀態。至於說到語言，現在上海還在報紙上爭論該不該說上海話，但是在粵語地區從來都有自己的流行音樂、電視劇、電影等等，這說明始終存在粵語的文化意識。所以，一旦政策放行，以市場之大，我覺得中國是除了印度之外，在電影工業可能是唯一能夠抗衡好萊塢的國家。
《中國經營報》：你是北上人中比較成功的，但是你自己也沒著力于廣東，主要還是在京滬。
梁文道：我最開始來內地，為《南方都市報》和《南方周末》寫評論，並沒有強調我的香港身份，甚至是一個人來內地闖蕩，我寫的文章都是從內地人的角度，但是我接下來會強調我的南方身份和南方中國的概念，這是不同的階段。
《中國經營報》：說到流行工業，現在香港的流行工業很萎靡，不過一兩年內香港文化人卻在內地密集出書。流行霸權式微，會不會為小衆文化帶來機會？
梁文道：這個問題涉及對香港一個掌握問題，以前大家都覺得只有流行，現在開始意識到香港還有其他。但流行音樂的確是需要有，電影的確是需要有，但我覺得並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現代化教育，可以生成基本的生活價值觀。
《中國經營報》：價值觀還是涉及香港社會轉型，在大背景下面肯定與內地息息相關。現在大家都在談內地香港化和香港內地化的不同趨勢，你怎麼來看呢？
梁文道：香港是在變化，中國也在變化，有些東西你一輩子都沒想到，你看全世界都在下滑，但是中國在成長，局限于香港不是我的理想和理念，來內地是我的理念。我跟隨榮念曾多年，學到很重要一個東西就是“借力打力”。我在內地的影響力，可以提升我在香港的話語權，比如《蘋果日報》也開始邀請我寫一些長的書評，地產公司也開始來贊助我們的讀書雜誌，這是以前沒法想象的，我希望可以通過影響內地來改變香港，我更希望我邁出這一步之後，更多的文化人能夠繼續。
鏡像梁文道
“小衆”的堅持
當年的梁文道一定看不起今天的梁文道。
盡管以《號外》、新浪潮為標誌的文化繁榮時代開始消散，上世紀90年代出道的梁文道，仍舊延續著維園遊行的氣勢，大張旗鼓邁入動物凶猛的青年時代，一邊談福柯，一邊說粗話，顧盼之間，據說很登對。
“90年代我都在辦《字花》、《讀品》。”對座錦江飯店，如今有一半時間花在內地的梁文道對自己做了如是介紹。“在香港，一家家雜誌倒，一家家書店關，早習慣了。”梁文道笑了笑，繼續捲煙絲，神色如夜，沉靜蕭條。摸爬滾打多年，他看慣了世道炎涼：資本主義發達的地方，投入產出最大是不二王道，辦文化雜誌開藝術書店也許並不虧錢，但如果八卦娛樂回報更高，老闆自然毫不猶豫改轅易轍。於是，梁好像成為摩登時代的抒情詩人，香港的小衆亦是，就像他說的，有人依然寫詩，盡管你在樓下聽不到。
時代在變，香港在變，梁文道和他的同儕們也在變，據說原本避世的小說家董啓章開始興致勃勃為社會運動寫各類宣傳冊，而歐陽應霽也開始談生活品位。“一方面我們終於找到一種方法與大衆溝通的技巧，另外，我們也不滿足僅僅影響小衆，需要介入。當然，香港社會也逐漸意識到文化的重要性。”於是，邊緣抒情詩人也變成知名文化評論員，如今經費對於他已不是問題，他實驗《開卷八分鐘》等各類讀書節目，此前他甚至開創了在商業電台播熱門讀書節目的典範。
如今，他打理一份《讀書好》的讀書刊物，走進社區，免費發放，目前發行量在7萬冊，據說還供不應求，這意味著，至少有1%的香港人在閱讀這本雜誌。意識到推廣的意義，梁文道甚至也不介意誤讀。“談福柯也有不同的方式，過去我會寫5000字的文章，越艱深越好，讀者都是已經喜歡看福柯的人；如今，我會儘量在1000字裡寫得有趣，吸引更多人去看，也許10個讀者10個不知道，但說不定就有一個人還看得進去。”梁文道吐了口煙圈，補充說道： “我一直覺得于丹了不起，因為她能影響那麼多人。1000人因她知道孔子，裡面也許有人誤讀，但只要有幾十個肯去多瞭解，這就是功德。”
長日流痕，梁文道從當年的文藝青年逐漸回歸閱讀，他的出鏡率日漸高漲，也愈發頻密往來內地，但他仍舊號稱立場不改，“雖然我在做大部分人的工作，但是我仍然要守住一個知識分子的要求，這是底線。”
2010/09/08
「八十後」的精神面貌：東方VS西方 轉載《傳媒透視》
八十後是指在一九八零年後出生的年青人，他們一直在我們周遭生活着，但香港人似乎在近幾個月才突然發現他們的存在，然後天天都在談論他們。
根據慧科新聞搜索 (WiseSearch)，由去年十一月初至今年二月底為止，本港中文媒體報道八十後的文章，共一千九百 六十七篇之多。但在十一月之前，極少有關報道，只有呂大樂教授寫的《四代香港人》認真地提到他們。
這篇文章探討香港傳媒建構的八十後形象，並且將之與亞洲及歐美其他地區的年輕人特性作比較。
香港八十後的「激青」形象
在近期約二千篇的世代問題文章中，對於八十後的報道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 (參看附表) ，但在數量上負面報道遠遠居多。
一般媒體對八十後並無偏見，它們不會拒絕刋登向八十後致敬的文章。記者亦會訪問一些支持八十後的社會知名人士，引述他們如何欣賞這群青年人勇於說不和敢於為時代發聲。
不過，媒體基於新聞價值、市場導向及組織因素，會在不知不覺間運用更多的篇幅去為八十後加上負面標籤。八十後引起傳媒關注是他們在反高鐵示威及元旦遊行中與警方發生衝突，傳媒向來重視激烈場面，基於「新聞價值」，自然大篇幅報道他們衝擊中聯辦及立法會的激進表現，並以「激青」及「憤青」來形容他們，令八十後這個稱謂帶有貶意。
有些傳媒由於走市場導向路線，特意用誇張手法報道八十後，甚至侵入一些八十後的私人空間，偷拍他們的照片。陳巧文是其中一個被追蹤報道的八十後代表，她被形容為一名「前途迷惘」的年青人。如果我們在谷歌的圖片搜尋器輸入「陳巧」兩個字，得到的提示依次是「陳巧文終極噴血照」、「陳巧文東方新地」、「陳巧文的內衣照」、「陳巧文流傳網絡的泳裝照」和「陳巧文的私人照」。這個情況反映陳巧文的八十後形象被歪曲及負面化。
而一些支持建制的報章雜誌，又會比較偏重介紹八十後的激進和怨氣，指出八十後是時下憤怒青年的代名詞，認為年青人可透過不同渠道發表意見，毋須上街示威與警方衝突。
總體來說，傳媒賦予八十後的負面標籤蓋過了正面評價。香港市民雖然每天都跟八十後接觸，但他們似乎都接受了傳媒建構八十後的「激青」定型 (stereotype) 和「淺薄」定型。
亞洲地區的頹廢八十後
湊巧的是中國、台灣及日本的八十後，同樣被冠上負面標籤。內地多個媒體最近聯合舉行八十後調查，發現近七成的八十後表示幸福感不強，更不滿意社會加諸他們的負面形象。中國的八十後被形容為垮掉的一代、叛逆、自私、脆弱、另類、頹廢、宅男和富二代。在台灣，年輕世代則被指患上「草莓族症候群」，不能接受壓力，一壓就扁。
日本人老早就關注八十後問題，不過他們並不用八十後這個詞而已。他們對年輕人的評價同樣是負面的。三浦展在《下流社會》一書中討論的新社會階層，其實也包括了年輕的八十後，他們被形容是積極性低、能力低的「下流人」。三浦展指出這些「新人類」的出現，象徵「新貧時代的來臨」。他們凡事嫌麻煩，個性散漫，不介意收入微薄，只想輕輕鬆鬆的過生活。
大前研一的新作《低IQ時代》為日本的年輕人進一步輕嘆。他分析時下的年青人沒有欲望和學力低下，沒有奮發向上的鬥志，抱著無所謂的態度打理著生活。他們不會拚命賺錢，不期望出人頭地，不打算自己買房子、汽車及個人電腦，只要拿著萬用手機就能過活，所以稱之為「手機世代」。大前研一指出他們的世界觀「非常內向」及狹隘，只著意身邊的朋友是否能提供暖烘烘的幸福。而其他日本著作如《為甚麽年輕人只想在半徑一公尺之內生活》和《任性絕望的年輕人》也反映同樣憂慮。
西方的活力Ｙ世代
西方社會對八十後的研究似乎最為深入及科學化，他們稱呼這批人為「Ｙ世代」或「網絡世代」。其中以塔史葛(Don Tapscott) 的研究和分析最為詳盡。他去年的新作《成長了的數碼世代》(Grown Up Digital) 對新一代有非常精采的分析。他的新書是根據一個大型研究計劃《網絡世代：一個策略性調查》的結果而寫成，研究計劃的對象主要是歐美國家的年輕人。
這個研究計劃的結果對Ｙ世代有十分正面的評價，與亞洲地區的負面標籤相映成趣。西方Ｙ世代的特性是生活在網上、愛自由、反權威、反財團、反霸權、有正義感、具全球化意識、不喜歡被灌輸資訊，愛自行探索知識、喜歡玩樂、喜歡協作分享、樂於参與、熱愛創新、追求獨特生活品味和媒體使用多面化 (media multitasking)。
一些西方學者及家長對新一代也提出很多批評，例如指責他們淺薄無知、沉迷網絡、自大、道德意識低及有暴力傾向 (玩暴力遊戲太多)。塔史葛說其實這些暗淡的景象都不是真相，根據調查結果Ｙ世代是重要的社會改革動力，他們將為人類社會作出重大貢獻。
首先，他們會改革職場，打破科層制約、鼓勵協作。第二，他們會改革市場，Ｙ世代不僅是消費新力量，還是「製作消費者」(prosumers) ，喜歡與供應商共同創製產品。第三，改革教室，徹底推翻填鴨式教育，鼓吹協作式學習及探索式學習。第四，改革政治，建設互動民主架構，他們討厭污穢政治，但追求社會公義，是積極的社會運動家。
東方及西方的八十後形象差異
東方社會及西方社會建構的八十後形象差距極大。在新世代問題上，亞洲視角展示了悲觀的圖象，相信有其社會根源。日本重視經濟發展，日本年青一代却沒有賺錢拚勁，所以被視為「下流人」。中國新一代是「一個孩子政策」下的產物，故此被看作是寵壞了的「富二代」。香港的情況更加特別，由於八十後近期站出來積極投身社會運動，他們偶爾的一些激進示威行為，經過傳媒的誇大建構，令他們變成「激青」。反而西方社會，能貫徹科學精神，比較認真和客觀地研究新一代，掀開他們的面紗，欣賞他們的優點。 香港近期雖然有大量文章報道及評論八十後，但究竟有多少篇是建基於實証研究？我們對八十後的瞭解正確嗎？如果我們繼續以主觀視角標籤及抨擊他們，對香港社會的未來發展又有甚麼好處呢？
■李月蓮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20100315_76_122573.html
根據慧科新聞搜索 (WiseSearch)，由去年十一月初至今年二月底為止，本港中文媒體報道八十後的文章，共一千九百 六十七篇之多。但在十一月之前，極少有關報道，只有呂大樂教授寫的《四代香港人》認真地提到他們。
這篇文章探討香港傳媒建構的八十後形象，並且將之與亞洲及歐美其他地區的年輕人特性作比較。
香港八十後的「激青」形象
在近期約二千篇的世代問題文章中，對於八十後的報道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 (參看附表) ，但在數量上負面報道遠遠居多。
一般媒體對八十後並無偏見，它們不會拒絕刋登向八十後致敬的文章。記者亦會訪問一些支持八十後的社會知名人士，引述他們如何欣賞這群青年人勇於說不和敢於為時代發聲。
不過，媒體基於新聞價值、市場導向及組織因素，會在不知不覺間運用更多的篇幅去為八十後加上負面標籤。八十後引起傳媒關注是他們在反高鐵示威及元旦遊行中與警方發生衝突，傳媒向來重視激烈場面，基於「新聞價值」，自然大篇幅報道他們衝擊中聯辦及立法會的激進表現，並以「激青」及「憤青」來形容他們，令八十後這個稱謂帶有貶意。
有些傳媒由於走市場導向路線，特意用誇張手法報道八十後，甚至侵入一些八十後的私人空間，偷拍他們的照片。陳巧文是其中一個被追蹤報道的八十後代表，她被形容為一名「前途迷惘」的年青人。如果我們在谷歌的圖片搜尋器輸入「陳巧」兩個字，得到的提示依次是「陳巧文終極噴血照」、「陳巧文東方新地」、「陳巧文的內衣照」、「陳巧文流傳網絡的泳裝照」和「陳巧文的私人照」。這個情況反映陳巧文的八十後形象被歪曲及負面化。
而一些支持建制的報章雜誌，又會比較偏重介紹八十後的激進和怨氣，指出八十後是時下憤怒青年的代名詞，認為年青人可透過不同渠道發表意見，毋須上街示威與警方衝突。
總體來說，傳媒賦予八十後的負面標籤蓋過了正面評價。香港市民雖然每天都跟八十後接觸，但他們似乎都接受了傳媒建構八十後的「激青」定型 (stereotype) 和「淺薄」定型。
亞洲地區的頹廢八十後
湊巧的是中國、台灣及日本的八十後，同樣被冠上負面標籤。內地多個媒體最近聯合舉行八十後調查，發現近七成的八十後表示幸福感不強，更不滿意社會加諸他們的負面形象。中國的八十後被形容為垮掉的一代、叛逆、自私、脆弱、另類、頹廢、宅男和富二代。在台灣，年輕世代則被指患上「草莓族症候群」，不能接受壓力，一壓就扁。
日本人老早就關注八十後問題，不過他們並不用八十後這個詞而已。他們對年輕人的評價同樣是負面的。三浦展在《下流社會》一書中討論的新社會階層，其實也包括了年輕的八十後，他們被形容是積極性低、能力低的「下流人」。三浦展指出這些「新人類」的出現，象徵「新貧時代的來臨」。他們凡事嫌麻煩，個性散漫，不介意收入微薄，只想輕輕鬆鬆的過生活。
大前研一的新作《低IQ時代》為日本的年輕人進一步輕嘆。他分析時下的年青人沒有欲望和學力低下，沒有奮發向上的鬥志，抱著無所謂的態度打理著生活。他們不會拚命賺錢，不期望出人頭地，不打算自己買房子、汽車及個人電腦，只要拿著萬用手機就能過活，所以稱之為「手機世代」。大前研一指出他們的世界觀「非常內向」及狹隘，只著意身邊的朋友是否能提供暖烘烘的幸福。而其他日本著作如《為甚麽年輕人只想在半徑一公尺之內生活》和《任性絕望的年輕人》也反映同樣憂慮。
西方的活力Ｙ世代
西方社會對八十後的研究似乎最為深入及科學化，他們稱呼這批人為「Ｙ世代」或「網絡世代」。其中以塔史葛(Don Tapscott) 的研究和分析最為詳盡。他去年的新作《成長了的數碼世代》(Grown Up Digital) 對新一代有非常精采的分析。他的新書是根據一個大型研究計劃《網絡世代：一個策略性調查》的結果而寫成，研究計劃的對象主要是歐美國家的年輕人。
這個研究計劃的結果對Ｙ世代有十分正面的評價，與亞洲地區的負面標籤相映成趣。西方Ｙ世代的特性是生活在網上、愛自由、反權威、反財團、反霸權、有正義感、具全球化意識、不喜歡被灌輸資訊，愛自行探索知識、喜歡玩樂、喜歡協作分享、樂於参與、熱愛創新、追求獨特生活品味和媒體使用多面化 (media multitasking)。
一些西方學者及家長對新一代也提出很多批評，例如指責他們淺薄無知、沉迷網絡、自大、道德意識低及有暴力傾向 (玩暴力遊戲太多)。塔史葛說其實這些暗淡的景象都不是真相，根據調查結果Ｙ世代是重要的社會改革動力，他們將為人類社會作出重大貢獻。
首先，他們會改革職場，打破科層制約、鼓勵協作。第二，他們會改革市場，Ｙ世代不僅是消費新力量，還是「製作消費者」(prosumers) ，喜歡與供應商共同創製產品。第三，改革教室，徹底推翻填鴨式教育，鼓吹協作式學習及探索式學習。第四，改革政治，建設互動民主架構，他們討厭污穢政治，但追求社會公義，是積極的社會運動家。
東方及西方的八十後形象差異
東方社會及西方社會建構的八十後形象差距極大。在新世代問題上，亞洲視角展示了悲觀的圖象，相信有其社會根源。日本重視經濟發展，日本年青一代却沒有賺錢拚勁，所以被視為「下流人」。中國新一代是「一個孩子政策」下的產物，故此被看作是寵壞了的「富二代」。香港的情況更加特別，由於八十後近期站出來積極投身社會運動，他們偶爾的一些激進示威行為，經過傳媒的誇大建構，令他們變成「激青」。反而西方社會，能貫徹科學精神，比較認真和客觀地研究新一代，掀開他們的面紗，欣賞他們的優點。 香港近期雖然有大量文章報道及評論八十後，但究竟有多少篇是建基於實証研究？我們對八十後的瞭解正確嗎？如果我們繼續以主觀視角標籤及抨擊他們，對香港社會的未來發展又有甚麼好處呢？
■李月蓮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20100315_76_122573.html
2010/09/06
肥醫生： 請特首回答我
2009-10-18 明報 P01, 封面
親愛的曾特首：
當有中環工作的女醫生向你提及，與律師男友在一起也未能在港島置業時，你可能未曾想過，她的故事會引起我們第四代香港人的強烈共鳴。
曾特首，你可知道第四代香港人買樓置業的艱難？不少屋宇這半年的樓價已經升了三分之一！就算是租金也升了兩三成。特首你教我們要「睇餸食飯」量力而為，但我想告訴你，今日的年輕人根本無樓可置，無飯可食！買樓要首期：今天很多年輕人仍然為償還大學學費以及持續進修的開支，為各大高等教育機構打工；就算讓你儲到首期，但很快你會發覺，你所預備的首期永遠追不上樓價的升幅。能夠做九成五按揭的，往往是動輒二三百萬的物業，並非月入五萬的兩口子家庭所能負擔，就算選購看似較便宜的舊樓，也找不到銀行提供足夠的按揭。當你用一年時間儲多十萬元之際，該單位的樓價又豈止升多三十萬。
我不明白，當你拿九七年的樓價力證現在樓市不存在泡沫時，究竟你是說風涼話，抑或正在逃避問題：九七年的樓價根本就是瘋狂，拿最瘋狂的時間去證明樓市正常，那和借希特勒屠殺百萬猶太人去證明拉登普渡眾生無異——都是瘋言瘋語！
曾特首，如果你還是一位有遠景的政治家，請解決第四代港人的住屋問題：當第四代中產也感受到置業困難時，你可以想像我們同年紀的同學朋友，包括當年響應你上司董伯伯選修泡沫學科而走上冤枉路的同學，會是如何的徬徨無助。我認識一對拍拖十年的朋友，今天均為人師表，但他們只能負擔得起遠離學校超過一小時車程邊陲地區的物業，所以要把結婚大計無限期押後；有結婚多年，熱愛家庭的年輕夫婦，因為供樓已經透不過氣，而無法響應特首你的生兒大計！
說實句，我無疑嚮往新界的綠野，但新界的樓價，又何嘗不是貼近市區？當東涌線的地鐵可以等上十分鐘才有一輛列車，但某富商樓盤卻可以坐擁自己的專線地鐵站，這是什麼樣的交通配套？東鐵的班次比十年前沒有寸進，但新界北區的人口已經倍增，你的施政報告可曾回應過此問題？難道你想鼓勵年輕一族晉身有車階級，以應付如此硬膠的交通配套？
曾特首，當你建議醫生律師情侶搬入新界作新婚居所，你可知道，很多年輕人正在擔心，你是否打算把他們趕往深圳河以北！不過，就算是深圳河以北也有什麼問題？這幾年來，香港所興建的新樓，還打算給香港的新一代居住嗎？我不想住什麼宮殿或皇庭，但發展商卻硬要我權充君臨天下富甲一方的氣勢。我一個月的薪金恐怕也買不起其中一個單位的馬桶！重建區的發展項目根本無助改善原區居民的生活質素，因為呎價往往與豪宅地段無異：貧民區醫院門外有一座以紐約自居的重建項目，頂樓呎價竟然達一萬元一呎，但兩步之隔就是劉德華吳彥祖拍《門徒》這犯毒臥底故事的場景，難怪仍有三十五元一呎的板間房出租！這些新樓，把新一代香港人趕盡殺絕。當香港的土地不再屬於香港的新一代，你教我們怎會對這城市有歸屬感？
請特首告訴我，今天香港，至少是獅子山以南，是否已經成為內地投資者的殖民地？對我們不符合資格申請公屋，也沒有機會買居屋或夾屋的一代，在獅子山以南建立安樂窩難道已是遙不可及的夢想？連在中環工作的醫生和律師，特首都建議他們搬入新界，那麼，對其他缺乏經濟實力的年輕朋友，特首是否打算建議我們搬往深圳河以北，退出廣東省而住在廣西呢？成長於舊區的第四代香港人，長大後竟然買不起那些重建區，特首還打算唱什麼「本土社區文化」的曲調？特首早前回應綠色和平步行上班一天，你可會願意搬入新界，每天嘗試乘港鐵回中環上班一個月，去感受普通市民面對交通問題之苦？今天港鐵還能承載上數百萬人每天因上班上學所帶來的人流遷移嗎？
我記得回歸後的財政預算案，以「利民紓困自強不息」作為主題。金融風暴下，你亦曾推出計劃減輕置業人士的負擔，亦寄語港人面對困難仍須自強。致電給你的醫生和律師，當日也曾響應你的呼籲，努力讀書學習， 「運用本身的才智能力，自強不息」，所以才有今天的專業成就。他們可能在香港島成長，在香港島肆業，結果換來的，竟然就是撤出香港島搬入新界的呼籲。我明白男兒志在四方，以四海為根，以全球為家，你甚或會嫌我們欠缺像你在外國讀醫兒子一樣的國際視野，但在土生土長的地方建立一個安樂窩，在繁重工作過後能夠休養生息，在風雨飄搖的日子有瓦遮頭，究竟有什麼錯？這個個平凡且卑微的願望，難道與獅子山下的第四代香港人無緣？連有經濟能力的第四代專業中產，也淪得如此下場，我們一眾年輕人，還可以對明天有什麼期盼？對未來有什麼憧憬？請你亮起慳電膽，用你的筆回答我們！
親愛的曾特首：
當有中環工作的女醫生向你提及，與律師男友在一起也未能在港島置業時，你可能未曾想過，她的故事會引起我們第四代香港人的強烈共鳴。
曾特首，你可知道第四代香港人買樓置業的艱難？不少屋宇這半年的樓價已經升了三分之一！就算是租金也升了兩三成。特首你教我們要「睇餸食飯」量力而為，但我想告訴你，今日的年輕人根本無樓可置，無飯可食！買樓要首期：今天很多年輕人仍然為償還大學學費以及持續進修的開支，為各大高等教育機構打工；就算讓你儲到首期，但很快你會發覺，你所預備的首期永遠追不上樓價的升幅。能夠做九成五按揭的，往往是動輒二三百萬的物業，並非月入五萬的兩口子家庭所能負擔，就算選購看似較便宜的舊樓，也找不到銀行提供足夠的按揭。當你用一年時間儲多十萬元之際，該單位的樓價又豈止升多三十萬。
我不明白，當你拿九七年的樓價力證現在樓市不存在泡沫時，究竟你是說風涼話，抑或正在逃避問題：九七年的樓價根本就是瘋狂，拿最瘋狂的時間去證明樓市正常，那和借希特勒屠殺百萬猶太人去證明拉登普渡眾生無異——都是瘋言瘋語！
曾特首，如果你還是一位有遠景的政治家，請解決第四代港人的住屋問題：當第四代中產也感受到置業困難時，你可以想像我們同年紀的同學朋友，包括當年響應你上司董伯伯選修泡沫學科而走上冤枉路的同學，會是如何的徬徨無助。我認識一對拍拖十年的朋友，今天均為人師表，但他們只能負擔得起遠離學校超過一小時車程邊陲地區的物業，所以要把結婚大計無限期押後；有結婚多年，熱愛家庭的年輕夫婦，因為供樓已經透不過氣，而無法響應特首你的生兒大計！
說實句，我無疑嚮往新界的綠野，但新界的樓價，又何嘗不是貼近市區？當東涌線的地鐵可以等上十分鐘才有一輛列車，但某富商樓盤卻可以坐擁自己的專線地鐵站，這是什麼樣的交通配套？東鐵的班次比十年前沒有寸進，但新界北區的人口已經倍增，你的施政報告可曾回應過此問題？難道你想鼓勵年輕一族晉身有車階級，以應付如此硬膠的交通配套？
曾特首，當你建議醫生律師情侶搬入新界作新婚居所，你可知道，很多年輕人正在擔心，你是否打算把他們趕往深圳河以北！不過，就算是深圳河以北也有什麼問題？這幾年來，香港所興建的新樓，還打算給香港的新一代居住嗎？我不想住什麼宮殿或皇庭，但發展商卻硬要我權充君臨天下富甲一方的氣勢。我一個月的薪金恐怕也買不起其中一個單位的馬桶！重建區的發展項目根本無助改善原區居民的生活質素，因為呎價往往與豪宅地段無異：貧民區醫院門外有一座以紐約自居的重建項目，頂樓呎價竟然達一萬元一呎，但兩步之隔就是劉德華吳彥祖拍《門徒》這犯毒臥底故事的場景，難怪仍有三十五元一呎的板間房出租！這些新樓，把新一代香港人趕盡殺絕。當香港的土地不再屬於香港的新一代，你教我們怎會對這城市有歸屬感？
請特首告訴我，今天香港，至少是獅子山以南，是否已經成為內地投資者的殖民地？對我們不符合資格申請公屋，也沒有機會買居屋或夾屋的一代，在獅子山以南建立安樂窩難道已是遙不可及的夢想？連在中環工作的醫生和律師，特首都建議他們搬入新界，那麼，對其他缺乏經濟實力的年輕朋友，特首是否打算建議我們搬往深圳河以北，退出廣東省而住在廣西呢？成長於舊區的第四代香港人，長大後竟然買不起那些重建區，特首還打算唱什麼「本土社區文化」的曲調？特首早前回應綠色和平步行上班一天，你可會願意搬入新界，每天嘗試乘港鐵回中環上班一個月，去感受普通市民面對交通問題之苦？今天港鐵還能承載上數百萬人每天因上班上學所帶來的人流遷移嗎？
我記得回歸後的財政預算案，以「利民紓困自強不息」作為主題。金融風暴下，你亦曾推出計劃減輕置業人士的負擔，亦寄語港人面對困難仍須自強。致電給你的醫生和律師，當日也曾響應你的呼籲，努力讀書學習， 「運用本身的才智能力，自強不息」，所以才有今天的專業成就。他們可能在香港島成長，在香港島肆業，結果換來的，竟然就是撤出香港島搬入新界的呼籲。我明白男兒志在四方，以四海為根，以全球為家，你甚或會嫌我們欠缺像你在外國讀醫兒子一樣的國際視野，但在土生土長的地方建立一個安樂窩，在繁重工作過後能夠休養生息，在風雨飄搖的日子有瓦遮頭，究竟有什麼錯？這個個平凡且卑微的願望，難道與獅子山下的第四代香港人無緣？連有經濟能力的第四代專業中產，也淪得如此下場，我們一眾年輕人，還可以對明天有什麼期盼？對未來有什麼憧憬？請你亮起慳電膽，用你的筆回答我們！
「第四代人」與「置業在港島」的迷思
2009-11-05 明報 A30, MP+觀點, 精裝君王論, 蔡子強
日前，曾蔭權出席電台「烽煙」節目為《施政報告》「解畫」，有一位任職醫生的女聽衆致電向他訴苦，說正準備和律師男朋友結婚，但卻發現在港島區根本難以置業，投訴現時港島區樓價連專業人士都無可能供得起，她說：「你話（我）買得起都是那些新界的豪宅，但我返工在中環。」
一石擊起千重浪，這段說話剎那間點燃起很多「第四代人」的共鳴，不單在各大討論區爆發，亦有投稿到報章和應，例如10月18日，《明報》便刊登了肥醫生（@西九龍貧民區）的文章，控訴「第四代香港人買樓置業的艱難」。
落葉歸根，置業安居，我想這是每一個市民的心願，大家都能理解，而很多人亦認同政府有責任為此提供政策環境，讓市民可以圓夢。但為何一定要在港島區置業，這卻是我不能苟同的地方，這更反映一種思維方式的問題。
香港的交通配套已經與10年前大大不同，鐵路和高速公路四通八達，青衣、將軍澳、元朗和屯門等，再不是昔日交通隔涉的鄉郊。大家坐港鐵由將軍澳又或者青衣到港島，往往三四十分鐘已經可以，所以即使在港島工作，我也看不到有何原因一定要住在港島。
為何要在港島買樓？
到了今天，堅持要在港島置業，我想只有兩個理由：
一、在港島有樓，是作為中上階層的一個status symbol；又或者，
二、港島樓最保值，亦最有升值潛力。
這也很自然，因為很多第四代人，由細到大目睹過不少第二代人，透過在港島買樓，因而賺得人生「第一桶金」，晉身中上階層，亦因而成了自己的模範。但當人人都這樣想的話，港島樓價居高不下，便是自然不過的事情。你想買，因為它最保值，也因為它最保值，所以你亦很難低價買。
肥醫生說的，我不少也贊同，如「東湧線的地鐵可以等上10 分鐘才有一輛列車，但某富商樓盤卻可以坐擁自己的專線地鐵站」等，這都是政府應該改善的地方。我所不同意的是，他把搬入新界住說成一個很委屈、很無奈的選擇。
《M 型社會》批判傳統「購屋信仰」
我也明白，如今年輕一代，受到董建華、羅範椒芬等那個年代，大專教育私營化的錯誤政策所累，導致負債累累，再加上經濟結構轉型，社會階層向上流動機會大大放緩，導致他們經濟狀況與上一代的大學畢業生，根本無法相比，所以曾蔭權要拿現時的樓價與97 年相比，來論證年輕一代的供樓能力，是一個大大的謬誤。但這些都不等於，年輕一代要繼續擁抱傳統「置業在港島」的「購屋信仰」。
除了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之外，三浦展的《下流社會》、大前研一的《M 型社會》，都是不少第四代人朗朗上口、訴說自己坎坷處境的經典書籍。但你估他們又是如何看待新一代的置業買樓的問題呢？
大前研一在《M 型社會》（中譯本，台灣商周出版）（第146-148 頁）中是如此寫的：
「這種執著的『購屋信仰』，其實就是人人都認為自己是社會的中堅階層此一意識下的產物。年輕時薪水低無所謂，反正在年功序列的制度下，自然會加薪、會升職，所以就算日子會過得拮据些，在35 歲至45 歲的時候，都一定編列房貸預算，買一棟屬於自己的房子……不過，這種人生規劃現在已經無法成立。因為累積年資、默默埋頭苦幹就會加薪、升職的時代已經結束……總之，以加薪、升職為前提而設定的房貸預算，已讓大家叫苦連天，所以，這根本就是不合邏輯的規劃。」
大前研一的結論，是建議大家租房子或在市郊購屋，總之拋開傳統世俗買屋的框框和迷思，為自已設計一種全新的住家和生活風格，把資源釋放出來，讓自己生活得更充實、更精彩。
錢可以花在更有意義的地方，例如旅遊增廣見聞，又或者發展自己的興趣。人生到了黃昏時回望，可能覺得此生活得更快樂、更有意義。
我明白很多年輕朋友仍然想置業安居，但至少，我會建議大家不要執著于港島區買樓。我不是想以第二代尾、第三代頭的身分講風涼話，事實上，我也沒有在港島區置業買樓，我的老家在港島東，現時家住青衣，每個禮拜往往也要不止一次進出中環、金鐘，但一樣生活得悠然自得。
第四代人應思索新生活方式的可能
我只是想說，很多年輕人接收了「第四代人」、「下流社會」、「M 型社會」等概念，但卻沒有認真消化當中的反思，仍舊以「第二代人」的行事邏輯、遊戲規則，以至成功指標等，來審視和衡量自己的生活，結果只會弄到自己活得不開心，滿肚牢騷，甚至挑起一場世代戰爭。
周日，湯禎兆在《明報》的一篇訪問中說：「（第四代人）太多人喜歡跟遊戲規則走，遊戲規則人家幫你寫好了，你自然不能超越前人。」
我想，要在港島區買樓，何嘗不是如此一個例子。撰寫本文，絕對不是想為大家應不應該在港島置業中環買樓，指指點點，而是想透過寫作這一題目，帶出前述書籍的其中一個中心思想： 「每一個人也都需要有足以因應社會結構變化的生活方式。」
我想呂大樂撰寫《四代香港人》，原意也不是想激化世代之間的仇恨，挑起一場世代戰爭，而是想大家對自己身處的環境、生活方式以及局限，有多一點自省而已。
日前，曾蔭權出席電台「烽煙」節目為《施政報告》「解畫」，有一位任職醫生的女聽衆致電向他訴苦，說正準備和律師男朋友結婚，但卻發現在港島區根本難以置業，投訴現時港島區樓價連專業人士都無可能供得起，她說：「你話（我）買得起都是那些新界的豪宅，但我返工在中環。」
一石擊起千重浪，這段說話剎那間點燃起很多「第四代人」的共鳴，不單在各大討論區爆發，亦有投稿到報章和應，例如10月18日，《明報》便刊登了肥醫生（@西九龍貧民區）的文章，控訴「第四代香港人買樓置業的艱難」。
落葉歸根，置業安居，我想這是每一個市民的心願，大家都能理解，而很多人亦認同政府有責任為此提供政策環境，讓市民可以圓夢。但為何一定要在港島區置業，這卻是我不能苟同的地方，這更反映一種思維方式的問題。
香港的交通配套已經與10年前大大不同，鐵路和高速公路四通八達，青衣、將軍澳、元朗和屯門等，再不是昔日交通隔涉的鄉郊。大家坐港鐵由將軍澳又或者青衣到港島，往往三四十分鐘已經可以，所以即使在港島工作，我也看不到有何原因一定要住在港島。
為何要在港島買樓？
到了今天，堅持要在港島置業，我想只有兩個理由：
一、在港島有樓，是作為中上階層的一個status symbol；又或者，
二、港島樓最保值，亦最有升值潛力。
這也很自然，因為很多第四代人，由細到大目睹過不少第二代人，透過在港島買樓，因而賺得人生「第一桶金」，晉身中上階層，亦因而成了自己的模範。但當人人都這樣想的話，港島樓價居高不下，便是自然不過的事情。你想買，因為它最保值，也因為它最保值，所以你亦很難低價買。
肥醫生說的，我不少也贊同，如「東湧線的地鐵可以等上10 分鐘才有一輛列車，但某富商樓盤卻可以坐擁自己的專線地鐵站」等，這都是政府應該改善的地方。我所不同意的是，他把搬入新界住說成一個很委屈、很無奈的選擇。
《M 型社會》批判傳統「購屋信仰」
我也明白，如今年輕一代，受到董建華、羅範椒芬等那個年代，大專教育私營化的錯誤政策所累，導致負債累累，再加上經濟結構轉型，社會階層向上流動機會大大放緩，導致他們經濟狀況與上一代的大學畢業生，根本無法相比，所以曾蔭權要拿現時的樓價與97 年相比，來論證年輕一代的供樓能力，是一個大大的謬誤。但這些都不等於，年輕一代要繼續擁抱傳統「置業在港島」的「購屋信仰」。
除了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之外，三浦展的《下流社會》、大前研一的《M 型社會》，都是不少第四代人朗朗上口、訴說自己坎坷處境的經典書籍。但你估他們又是如何看待新一代的置業買樓的問題呢？
大前研一在《M 型社會》（中譯本，台灣商周出版）（第146-148 頁）中是如此寫的：
「這種執著的『購屋信仰』，其實就是人人都認為自己是社會的中堅階層此一意識下的產物。年輕時薪水低無所謂，反正在年功序列的制度下，自然會加薪、會升職，所以就算日子會過得拮据些，在35 歲至45 歲的時候，都一定編列房貸預算，買一棟屬於自己的房子……不過，這種人生規劃現在已經無法成立。因為累積年資、默默埋頭苦幹就會加薪、升職的時代已經結束……總之，以加薪、升職為前提而設定的房貸預算，已讓大家叫苦連天，所以，這根本就是不合邏輯的規劃。」
大前研一的結論，是建議大家租房子或在市郊購屋，總之拋開傳統世俗買屋的框框和迷思，為自已設計一種全新的住家和生活風格，把資源釋放出來，讓自己生活得更充實、更精彩。
錢可以花在更有意義的地方，例如旅遊增廣見聞，又或者發展自己的興趣。人生到了黃昏時回望，可能覺得此生活得更快樂、更有意義。
我明白很多年輕朋友仍然想置業安居，但至少，我會建議大家不要執著于港島區買樓。我不是想以第二代尾、第三代頭的身分講風涼話，事實上，我也沒有在港島區置業買樓，我的老家在港島東，現時家住青衣，每個禮拜往往也要不止一次進出中環、金鐘，但一樣生活得悠然自得。
第四代人應思索新生活方式的可能
我只是想說，很多年輕人接收了「第四代人」、「下流社會」、「M 型社會」等概念，但卻沒有認真消化當中的反思，仍舊以「第二代人」的行事邏輯、遊戲規則，以至成功指標等，來審視和衡量自己的生活，結果只會弄到自己活得不開心，滿肚牢騷，甚至挑起一場世代戰爭。
周日，湯禎兆在《明報》的一篇訪問中說：「（第四代人）太多人喜歡跟遊戲規則走，遊戲規則人家幫你寫好了，你自然不能超越前人。」
我想，要在港島區買樓，何嘗不是如此一個例子。撰寫本文，絕對不是想為大家應不應該在港島置業中環買樓，指指點點，而是想透過寫作這一題目，帶出前述書籍的其中一個中心思想： 「每一個人也都需要有足以因應社會結構變化的生活方式。」
我想呂大樂撰寫《四代香港人》，原意也不是想激化世代之間的仇恨，挑起一場世代戰爭，而是想大家對自己身處的環境、生活方式以及局限，有多一點自省而已。
第四代公式系列 假如周秀娜是第四代學者……
2009-11-08 明報 P02,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沈旭暉
上月，筆者在中文大學一個高桌晚宴演講，題目是「香港威尼斯化的未來」，席間難免觸及第四代香港人的灰暗前路。有同學問目前有誰在第四代能另辟蹊徑，我沖口而出，倒不如研究周秀娜。當夜，和中大一名高層聊天，他說不少改革派同僚真的十分欣賞「周秀娜精神」。於是，報章安排了這個對談。我原來並不知道她怎樣家傳戶曉，直到友人得悉這對談後反應空前，女友在Facebook 看見對談照片而發脾氣中，我才知道「周秀娜」這符號確實充滿可塑性。既然媒體把她梳理了千百遍，她的intensive moment 又不屬於你我他，大家倒不如去除她的藝人身分，幻想她是一個掙扎求存的第四代學者。那樣我們會恍然，她做的暗合社會科學章法，同時也在嘗試建構新規範。也就是和我們嘗試做的一樣。
文 沈旭暉 攝影葉漢華
建構規範（Norm Construction）「經濟差了，我們的生存空間才大了」
周秀娜（Chrissie）是十歲來港的新移民，沒有特別家庭背景，身高不足以當傳統模特兒，中五畢業，第一份工作是售貨員。今天，她卻成了「?模」這個品種的代言人，過程不可能沒有計算。問她這品種的來由，她出乎意料地學術，第一句就說出「結構性原因」： 「其實這個品種一直存在，不過應該因為去年開始經濟差了，我們的生存空間才大了。」問題是，這個一直存在的品種，以往產生不了周秀娜。用學術話語包裝，她懂得建構規範：由於加入娛樂圈的舊平台被壟斷了，唯有?模是生態尚待開發的處女地，但她們不是正統模特兒， 「大家做的東西不同，受注目程度不高，我們以往不受media 注意的。」由於她的背景只能當?模，?模偏偏「以往不受media 注視」（即她不能入門），於是，她唯有改造社會規範，讓社會注視?模，結果她不但入了門，更開始明白只要通過行動取得定義成功?模的話語權，短期內，她就可以設定遊戲規則。這些規範不但讓後來者效法，也能防止傳統模特兒「降呢」競爭，對此她也有意識： 「其實我哋無得爭嘅，正統貴吖嘛，呵呵。」
——按同一邏輯，假如Chrissie 是學者，她大概會因為自己的先天背景選擇研究新移民來入門，命名這門研究為「田野新移民學」，以「身為新移民」和「第一人稱參與」為規範，再以在街道飾演新移民非法勞工來觀察社會反應等出位行徑為個案研究，讓主流學術人難以競爭。
市場壁壘（Entry Barrier）「如果早知道這麼多人閙，我會照出，而且double」
製造規範後，她有清晰意志保持市場優勢，為後來者製造市場壁壘——我們應這樣理解牙膏寫真、攬枕和科大演講。「寫真其實在日本很流行。大家認識我，因為水著、比堅尼封面、旅遊書，問我介不介意，我當然不介意。我覺得性感可以分好多種，我一定要自己過到自己嗰關，也要食到大家的潮流。」她意識到要不斷嘗試新元素，但不知道哪些新元素會成功，直到出現攬枕： 「我沒想過這麼多人出來閙咯，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如果一早知道這麼多人閙，我一定會照出，而且程度double。」有人以為門檻就是寫真、攬枕，就是AV 與偶像之間俘虜宅男的灰色地帶，其實，她成功製造的門檻，應是社會回響。「寫真、攬枕之後，很奇怪，我才發現做了這些以後，做什麼也有人閙。我到科大講talk，我預了，無論講得多好、多差，都一定有人勁閙，有了既定形象，覺得：你就是這樣啦。」換句話說，這些都是計算之內。她目前似乎還在提高門檻，於是她會crossover 不同行業的人，把她引起的爭議燃燒到不同行頭——直到自己轉型成功。
——假如她是學者，她大概會在入行後搞一個國際新移民性工作研討會，以公共知識分子身分挺身而出控訴資本主義全球化壓逼各地新移民，把與會者組織起來，得到媒體注視後，婦女團體和國際左翼基金會會開始賞識提供經費。有了經費，再集團式請助手做個案訪談，後來者只有投靠門下，開始「屈機」，正統學界會另眼相看。
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我怕之後的路，會因為其他人知道而更加難行」
媒體眼中的Chrissie 十分強硬，但她身上反映的，還有一股不安全感，因為她明白?模之路不能持久。「數年後仲用攬枕？Out 咗啦！」她坦言現在已開始轉型，特別是拍電影： 「人人都有野心的。當你做一份工作的時候，認識的人愈多，工作範疇愈多，你就希望不會永遠停留在這個位，否則再做下去也沒有意思。」她強調入行無心插柳，現在卻變得有部署，因為她覺得「這個圈子比大家所接觸到的更講求速度感（學界可考慮加入「速度感」為專有名詞），成件事情太快，大家認識我，才短短一年」，令她有危機感。「其實，我怕的不是別人不認識我。我怕的是之後的路，會因為其他人認識我而更加難行。」二十四歲的人意識到這個危機，並不簡單，不少身邊四、五十歲的前輩曾經風光，不懂知所進退，就是不能看穿。她自言會以兩、三年確定自己能否轉型成功， 「如果我真的做了一段時間，自己也覺得不進步、不適合，我不會留，不會在這裡『藕』。」至於什麼是成功， 「如果有一日我在街，人家不是話周秀娜你好靚，而是說你做戲很掂，我就覺得成功了。」然後，她以kawaii 聲說了一句「我真系好中意睇你做戲㗎」，闡明自己「神級」的終極追求。
——她對答很懂避重就輕，例如問她是否覺得走紅增加權力，她立刻補充說「恰恰相反，不會揀飲擇食」。但自言假如不是藝人也一定以同樣心態工作的她，不像沒有權力欲： 「就算單是做waitress，或者sales，我都一定要做最top 嗰個，然後我要做經理，然後入股份入間公司，我要做老細！呵呵。」假如她是學者，到了這階段，她大概會出版田野新移民研究期刊鞏固實力，轉型為與國際接軌的學院派，然後參與管理層、公民社會、媒體運作；假如不久她發現能力不足以當國際學者，則會全身轉型到其他身分，而把學術主次更換。
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我喜歡娛樂圈夠虛偽」
相對於不少娛樂圈中人，Chrissie 主打的形象，是真。她坐下來第一句單刀直入， 「可唔可以唔好咁深」，似乎科大陰影猶在，笑說「佢咁講嘢令我一時load 唔到」。問她喜歡娛樂圈什麼，她直接的說「我鍾意娛樂圈夠虛偽」：「其實我沒有你們說的這麼強悍、堅強，大佬啊，我二十四歲咋，你估我三十四咩。但我行出來，都要虛偽地行出來，開心面對大家，這就是娛樂圈。」然而，她的真，當然也是規範內的真：畢竟她承認最初入行時，不時被壓榨，很多東西都「啃了」，這和她的形象是矛盾的。她也承認這點。
有文化界朋友打趣說， 「我欣賞周秀娜，因為她是偉大的思想家，在香港一百年也沒有出一個！面對批評她露肉的指摘時，她曾經表示：女人就應該以成為男人性幻想為目的。短短一句，包含的信息量已經是壓倒性的了，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 清楚明白； 宏大敘事（GrandNarrative）的完整程度，更在第二、三代香港人中都是罕見的。李小良沒有讀懂周秀娜。」當然，這是戲謔，但她起碼對自己的定位和理念，都完全清晰。她明白界別首要功能是帶給人娛樂，潛台詞是私人生活也要為別人帶來娛樂。她的死忠粉絲，不少是被上司或老師責罵半句就要在MSN 狀況欄公告天下的宅男，她自己則成熟得多： 「我明白到被批評、被騷擾是娛樂圈生存必經的，一定不能避免，唯有接受，只是希望保護身邊人。如果喊，點解要睇你？娛樂圈要娛樂啊！」
——我們不會期待Chrissie 說關注達爾富爾饑荒或高鐵。但這不代表她沒有個人思想。假如她捍衛娛樂專業，也足以成為一家之言。假如她是學者，到了穩固事業基礎後，大概是組織專業學會的理想人選，從而提倡社會科學學術研究精神，那樣的一生，也可算修成正果。如此目標自然距離現狀極遠，大家不知道她數年後會否打回原型，她自己也知道「現在不是成功，只是在跑道上on yourmark」。所以她的最後承諾，雖然明顯是line to take，但感覺倒也比特區政府的政綱踏實： 「我一定會讓大家看到周秀娜的另外一面。」
第四代的軀殼．第二代的靈魂
經理人Roy 被稱為「周秀娜的製造人」，但他倆都強調一切以Chrissie 本人性格為藍本，她不是扯線公仔。想不到的是，Roy 也是《四代香港人》讀者，對自己製造的周秀娜現象，也有世代論的見解： 「許多人都說，現在的年輕人沒有想法。我信他們確實沒有以前那麼艱苦，但我看到他們也有自己的東西，只不過不是以前的那一套方式、不是呂大樂說的第二、第三代那些。他們沒有很宏大的藍圖，不是要改變世界，因為沒有了空間給他們改變世界。 所以我們要給他們support，只要我們給他們幫助，他們便能帶很多自己的想法出來。」諷刺的是，周秀娜的圈子還能遇上Roy，更多第四代香港人碰上的，卻是曹仁超一類「我要你們一世打我工」的人。
其實不提上述公式，不斷創新轉型、目標為本、不輕易抱怨、工餘情願進修日文而不休息娛樂、知所進退而又充滿危機感，這些，曾幾何時是香港人的成功之道。但時至今日，第四代香港人一方面面對種種結構性困局，不獲上代人理解，產生種種怨憤，另一方面又沒有同樣的EQ 與AQ，周秀娜才顯得突出。和她對談前一小時，剛收到美國智庫Brookings 當訪問學者的邀請，這對我而言的感覺，大概像她拍一部國際電影。在這思維下聽周秀娜的話，忽然發現其實把她的東西decode 為學術語言後，竟是似曾相識。由是觀之，Chrissie 雖然擁有第四代的軀殼，卻裝著第二和第四代的靈魂。當她剛告訴我明年月歷以「時代女性」為主軸，而且會把德蘭修女、戴安娜王妃、瑪麗蓮夢露等名女人金句印在她身旁，我起先想：「唔系呀化」。但在今天世代失衡的香港，其實她比官場、社交界常見的樣板傑出女性更有條件這樣做，因為她有如此自覺： 「我覺得要令人們認識，就要有自己獨特的一套。雖然出來做嘢，要顧及社會和其他人感受，但希望在這個範疇裡面可以堅持自己想法，而不是跟從別人的羊群心理。」這樣的視野，加上年輕的特權，才是第四代應有的人生。
上月，筆者在中文大學一個高桌晚宴演講，題目是「香港威尼斯化的未來」，席間難免觸及第四代香港人的灰暗前路。有同學問目前有誰在第四代能另辟蹊徑，我沖口而出，倒不如研究周秀娜。當夜，和中大一名高層聊天，他說不少改革派同僚真的十分欣賞「周秀娜精神」。於是，報章安排了這個對談。我原來並不知道她怎樣家傳戶曉，直到友人得悉這對談後反應空前，女友在Facebook 看見對談照片而發脾氣中，我才知道「周秀娜」這符號確實充滿可塑性。既然媒體把她梳理了千百遍，她的intensive moment 又不屬於你我他，大家倒不如去除她的藝人身分，幻想她是一個掙扎求存的第四代學者。那樣我們會恍然，她做的暗合社會科學章法，同時也在嘗試建構新規範。也就是和我們嘗試做的一樣。
文 沈旭暉 攝影葉漢華
建構規範（Norm Construction）「經濟差了，我們的生存空間才大了」
周秀娜（Chrissie）是十歲來港的新移民，沒有特別家庭背景，身高不足以當傳統模特兒，中五畢業，第一份工作是售貨員。今天，她卻成了「?模」這個品種的代言人，過程不可能沒有計算。問她這品種的來由，她出乎意料地學術，第一句就說出「結構性原因」： 「其實這個品種一直存在，不過應該因為去年開始經濟差了，我們的生存空間才大了。」問題是，這個一直存在的品種，以往產生不了周秀娜。用學術話語包裝，她懂得建構規範：由於加入娛樂圈的舊平台被壟斷了，唯有?模是生態尚待開發的處女地，但她們不是正統模特兒， 「大家做的東西不同，受注目程度不高，我們以往不受media 注意的。」由於她的背景只能當?模，?模偏偏「以往不受media 注視」（即她不能入門），於是，她唯有改造社會規範，讓社會注視?模，結果她不但入了門，更開始明白只要通過行動取得定義成功?模的話語權，短期內，她就可以設定遊戲規則。這些規範不但讓後來者效法，也能防止傳統模特兒「降呢」競爭，對此她也有意識： 「其實我哋無得爭嘅，正統貴吖嘛，呵呵。」
——按同一邏輯，假如Chrissie 是學者，她大概會因為自己的先天背景選擇研究新移民來入門，命名這門研究為「田野新移民學」，以「身為新移民」和「第一人稱參與」為規範，再以在街道飾演新移民非法勞工來觀察社會反應等出位行徑為個案研究，讓主流學術人難以競爭。
市場壁壘（Entry Barrier）「如果早知道這麼多人閙，我會照出，而且double」
製造規範後，她有清晰意志保持市場優勢，為後來者製造市場壁壘——我們應這樣理解牙膏寫真、攬枕和科大演講。「寫真其實在日本很流行。大家認識我，因為水著、比堅尼封面、旅遊書，問我介不介意，我當然不介意。我覺得性感可以分好多種，我一定要自己過到自己嗰關，也要食到大家的潮流。」她意識到要不斷嘗試新元素，但不知道哪些新元素會成功，直到出現攬枕： 「我沒想過這麼多人出來閙咯，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如果一早知道這麼多人閙，我一定會照出，而且程度double。」有人以為門檻就是寫真、攬枕，就是AV 與偶像之間俘虜宅男的灰色地帶，其實，她成功製造的門檻，應是社會回響。「寫真、攬枕之後，很奇怪，我才發現做了這些以後，做什麼也有人閙。我到科大講talk，我預了，無論講得多好、多差，都一定有人勁閙，有了既定形象，覺得：你就是這樣啦。」換句話說，這些都是計算之內。她目前似乎還在提高門檻，於是她會crossover 不同行業的人，把她引起的爭議燃燒到不同行頭——直到自己轉型成功。
——假如她是學者，她大概會在入行後搞一個國際新移民性工作研討會，以公共知識分子身分挺身而出控訴資本主義全球化壓逼各地新移民，把與會者組織起來，得到媒體注視後，婦女團體和國際左翼基金會會開始賞識提供經費。有了經費，再集團式請助手做個案訪談，後來者只有投靠門下，開始「屈機」，正統學界會另眼相看。
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我怕之後的路，會因為其他人知道而更加難行」
媒體眼中的Chrissie 十分強硬，但她身上反映的，還有一股不安全感，因為她明白?模之路不能持久。「數年後仲用攬枕？Out 咗啦！」她坦言現在已開始轉型，特別是拍電影： 「人人都有野心的。當你做一份工作的時候，認識的人愈多，工作範疇愈多，你就希望不會永遠停留在這個位，否則再做下去也沒有意思。」她強調入行無心插柳，現在卻變得有部署，因為她覺得「這個圈子比大家所接觸到的更講求速度感（學界可考慮加入「速度感」為專有名詞），成件事情太快，大家認識我，才短短一年」，令她有危機感。「其實，我怕的不是別人不認識我。我怕的是之後的路，會因為其他人認識我而更加難行。」二十四歲的人意識到這個危機，並不簡單，不少身邊四、五十歲的前輩曾經風光，不懂知所進退，就是不能看穿。她自言會以兩、三年確定自己能否轉型成功， 「如果我真的做了一段時間，自己也覺得不進步、不適合，我不會留，不會在這裡『藕』。」至於什麼是成功， 「如果有一日我在街，人家不是話周秀娜你好靚，而是說你做戲很掂，我就覺得成功了。」然後，她以kawaii 聲說了一句「我真系好中意睇你做戲㗎」，闡明自己「神級」的終極追求。
——她對答很懂避重就輕，例如問她是否覺得走紅增加權力，她立刻補充說「恰恰相反，不會揀飲擇食」。但自言假如不是藝人也一定以同樣心態工作的她，不像沒有權力欲： 「就算單是做waitress，或者sales，我都一定要做最top 嗰個，然後我要做經理，然後入股份入間公司，我要做老細！呵呵。」假如她是學者，到了這階段，她大概會出版田野新移民研究期刊鞏固實力，轉型為與國際接軌的學院派，然後參與管理層、公民社會、媒體運作；假如不久她發現能力不足以當國際學者，則會全身轉型到其他身分，而把學術主次更換。
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我喜歡娛樂圈夠虛偽」
相對於不少娛樂圈中人，Chrissie 主打的形象，是真。她坐下來第一句單刀直入， 「可唔可以唔好咁深」，似乎科大陰影猶在，笑說「佢咁講嘢令我一時load 唔到」。問她喜歡娛樂圈什麼，她直接的說「我鍾意娛樂圈夠虛偽」：「其實我沒有你們說的這麼強悍、堅強，大佬啊，我二十四歲咋，你估我三十四咩。但我行出來，都要虛偽地行出來，開心面對大家，這就是娛樂圈。」然而，她的真，當然也是規範內的真：畢竟她承認最初入行時，不時被壓榨，很多東西都「啃了」，這和她的形象是矛盾的。她也承認這點。
有文化界朋友打趣說， 「我欣賞周秀娜，因為她是偉大的思想家，在香港一百年也沒有出一個！面對批評她露肉的指摘時，她曾經表示：女人就應該以成為男人性幻想為目的。短短一句，包含的信息量已經是壓倒性的了，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 清楚明白； 宏大敘事（GrandNarrative）的完整程度，更在第二、三代香港人中都是罕見的。李小良沒有讀懂周秀娜。」當然，這是戲謔，但她起碼對自己的定位和理念，都完全清晰。她明白界別首要功能是帶給人娛樂，潛台詞是私人生活也要為別人帶來娛樂。她的死忠粉絲，不少是被上司或老師責罵半句就要在MSN 狀況欄公告天下的宅男，她自己則成熟得多： 「我明白到被批評、被騷擾是娛樂圈生存必經的，一定不能避免，唯有接受，只是希望保護身邊人。如果喊，點解要睇你？娛樂圈要娛樂啊！」
——我們不會期待Chrissie 說關注達爾富爾饑荒或高鐵。但這不代表她沒有個人思想。假如她捍衛娛樂專業，也足以成為一家之言。假如她是學者，到了穩固事業基礎後，大概是組織專業學會的理想人選，從而提倡社會科學學術研究精神，那樣的一生，也可算修成正果。如此目標自然距離現狀極遠，大家不知道她數年後會否打回原型，她自己也知道「現在不是成功，只是在跑道上on yourmark」。所以她的最後承諾，雖然明顯是line to take，但感覺倒也比特區政府的政綱踏實： 「我一定會讓大家看到周秀娜的另外一面。」
第四代的軀殼．第二代的靈魂
經理人Roy 被稱為「周秀娜的製造人」，但他倆都強調一切以Chrissie 本人性格為藍本，她不是扯線公仔。想不到的是，Roy 也是《四代香港人》讀者，對自己製造的周秀娜現象，也有世代論的見解： 「許多人都說，現在的年輕人沒有想法。我信他們確實沒有以前那麼艱苦，但我看到他們也有自己的東西，只不過不是以前的那一套方式、不是呂大樂說的第二、第三代那些。他們沒有很宏大的藍圖，不是要改變世界，因為沒有了空間給他們改變世界。 所以我們要給他們support，只要我們給他們幫助，他們便能帶很多自己的想法出來。」諷刺的是，周秀娜的圈子還能遇上Roy，更多第四代香港人碰上的，卻是曹仁超一類「我要你們一世打我工」的人。
其實不提上述公式，不斷創新轉型、目標為本、不輕易抱怨、工餘情願進修日文而不休息娛樂、知所進退而又充滿危機感，這些，曾幾何時是香港人的成功之道。但時至今日，第四代香港人一方面面對種種結構性困局，不獲上代人理解，產生種種怨憤，另一方面又沒有同樣的EQ 與AQ，周秀娜才顯得突出。和她對談前一小時，剛收到美國智庫Brookings 當訪問學者的邀請，這對我而言的感覺，大概像她拍一部國際電影。在這思維下聽周秀娜的話，忽然發現其實把她的東西decode 為學術語言後，竟是似曾相識。由是觀之，Chrissie 雖然擁有第四代的軀殼，卻裝著第二和第四代的靈魂。當她剛告訴我明年月歷以「時代女性」為主軸，而且會把德蘭修女、戴安娜王妃、瑪麗蓮夢露等名女人金句印在她身旁，我起先想：「唔系呀化」。但在今天世代失衡的香港，其實她比官場、社交界常見的樣板傑出女性更有條件這樣做，因為她有如此自覺： 「我覺得要令人們認識，就要有自己獨特的一套。雖然出來做嘢，要顧及社會和其他人感受，但希望在這個範疇裡面可以堅持自己想法，而不是跟從別人的羊群心理。」這樣的視野，加上年輕的特權，才是第四代應有的人生。
堵塞於中產隧道中的「失落第四代」?
2009-11-13 明報加西版(溫哥華) D13, 世紀, 世紀．文字江湖
自社會學者呂大樂提出了四代香港人論之後，關於下一代能否上位，即他們能否踏上社會流動的康莊大道，出人頭地，便成了人們視野中世代之爭的支配性意象。然而，自己常常狐疑，這套源自戰後嬰兒，且散發濃厚經濟上位意識的世代哲學，到底在何程度上，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近年此起彼伏的新世代不滿之聲呢？有趣是，近月兩場討論告訴我們，新世代之形貌仍不容易掌握。倒曾行動和蔡子強的文章都是好例子。
話說，有報章以「失落第四代」形容發起倒曾的年輕行動者。所謂「失落第四代」，指的是在新經濟形勢下生計不穩、職業前景茫茫和難以上向流動的一代。有趣是，一位倒曾行動者對此形容感到渾身不自在。在phone-in節目中，他說：「唔好講到我咁慘，我有工做」 。節目中，年輕人提出了許多不滿和訴求：曾蔭權下台、普選、菜園村和高鐵問題等，但唯獨重申一點：行動和本人飯碗無關。啼笑皆非的是，一輪牛頭馬嘴之後、談話結束之際，主持人劉佩瓊再度忠告：「無論如何，都希望你盡快搵番份工啦」，而後生仔只能重申：「我有工返㗎！」難以否認，後工業社會底下的年輕打工仔面臨許多問題，但這不等於是那些年輕行動者的自我想像和訴求。同樣的誤解再次出現在蔡子強《第四代人與置業在港島的迷思》一文。話說，在《請特首回答我》一文中，西九龍肥醫生（第四代博客評論人）嘗試替那一phone-in上電台向特首投訴、於中環工作卻未能在港島置業的年輕女醫生（和律師男友）鳴不平。及後，蔡氏發表了批評，重點有二：一，今天交通配套不若從前，人們往還新界和港島理應十分方便，故不必執著於港島置業（所謂迷思）； 其次，彈性資本主義下，新一代收入難以長期穩定，故年輕人不該繼續懷抱花大筆收入供樓的「購屋信仰」。然而，鳴不平的肥醫生真的懷抱這套「信仰」嗎？
也許蔡先生不知道，《請特首回答我》在第四代人中間引發強烈共鳴。文章沒有把家的問題窄化為純粹「能否置業」或「是否交通方便」的面向，這兩者訴諸的不過是收入和速度。恰恰相反，文章挖深一層，詰問城市空間資源的分配是否公平，以及人們為何不在自己長大及工作的地方紮根。跟蔡文著眼的不同，文章提出了社會公平、土地情感和停留紮根等視野。他寫道：「他們可能在香港島成長，在香港島肄業，結果換來的，竟然就是撤出香港島搬入新界的呼籲。我明白男兒志在四方，以四海為根，以全球為家……但在土生土長的地方建立一個安樂窩……究竟有什麼錯？」又一次，面對新世代，人們總是捉錯用神。
話說回頭， 強調上位、流動及個人成就等元素的世代論，其邏輯根本就是一套中產階級意識形態。世代論的原型其實是一條隧道，讀者可在《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一書中找到。此一邏輯把社會想像成一條隧道，而正在塞車的司機由於看到另一條行車線的汽車可以向前移動，遂感到有希望，並產生自己也可以走出隧道的樂觀情緒。正因這份容忍，社會在面對差距和裂縫時才不致陷於敵對。說穿了，今天人們根據的正是這一流動理論，故人們的不滿和怒吼當然是源於隧道遭堵塞了，所謂「失落第四代」是也。因此，要聽清楚第四代人的聲音，就得先去除那套以上位為中心的中產投射。
如果社會仍被想像為隧道的話，那正在堵塞的第四代行動者所關心的並非流不流動，而是詰問：為什麼不搭公車而使道路面積可以更公平地分配、減少廢氣排放？何以隧道口設在豪宅區？何以這條隧道寸草不生、缺乏社區和歷史關懷？為什麼我們不團結起來抵抗而重訂遊戲規則？
自社會學者呂大樂提出了四代香港人論之後，關於下一代能否上位，即他們能否踏上社會流動的康莊大道，出人頭地，便成了人們視野中世代之爭的支配性意象。然而，自己常常狐疑，這套源自戰後嬰兒，且散發濃厚經濟上位意識的世代哲學，到底在何程度上，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近年此起彼伏的新世代不滿之聲呢？有趣是，近月兩場討論告訴我們，新世代之形貌仍不容易掌握。倒曾行動和蔡子強的文章都是好例子。
話說，有報章以「失落第四代」形容發起倒曾的年輕行動者。所謂「失落第四代」，指的是在新經濟形勢下生計不穩、職業前景茫茫和難以上向流動的一代。有趣是，一位倒曾行動者對此形容感到渾身不自在。在phone-in節目中，他說：「唔好講到我咁慘，我有工做」 。節目中，年輕人提出了許多不滿和訴求：曾蔭權下台、普選、菜園村和高鐵問題等，但唯獨重申一點：行動和本人飯碗無關。啼笑皆非的是，一輪牛頭馬嘴之後、談話結束之際，主持人劉佩瓊再度忠告：「無論如何，都希望你盡快搵番份工啦」，而後生仔只能重申：「我有工返㗎！」難以否認，後工業社會底下的年輕打工仔面臨許多問題，但這不等於是那些年輕行動者的自我想像和訴求。同樣的誤解再次出現在蔡子強《第四代人與置業在港島的迷思》一文。話說，在《請特首回答我》一文中，西九龍肥醫生（第四代博客評論人）嘗試替那一phone-in上電台向特首投訴、於中環工作卻未能在港島置業的年輕女醫生（和律師男友）鳴不平。及後，蔡氏發表了批評，重點有二：一，今天交通配套不若從前，人們往還新界和港島理應十分方便，故不必執著於港島置業（所謂迷思）； 其次，彈性資本主義下，新一代收入難以長期穩定，故年輕人不該繼續懷抱花大筆收入供樓的「購屋信仰」。然而，鳴不平的肥醫生真的懷抱這套「信仰」嗎？
也許蔡先生不知道，《請特首回答我》在第四代人中間引發強烈共鳴。文章沒有把家的問題窄化為純粹「能否置業」或「是否交通方便」的面向，這兩者訴諸的不過是收入和速度。恰恰相反，文章挖深一層，詰問城市空間資源的分配是否公平，以及人們為何不在自己長大及工作的地方紮根。跟蔡文著眼的不同，文章提出了社會公平、土地情感和停留紮根等視野。他寫道：「他們可能在香港島成長，在香港島肄業，結果換來的，竟然就是撤出香港島搬入新界的呼籲。我明白男兒志在四方，以四海為根，以全球為家……但在土生土長的地方建立一個安樂窩……究竟有什麼錯？」又一次，面對新世代，人們總是捉錯用神。
話說回頭， 強調上位、流動及個人成就等元素的世代論，其邏輯根本就是一套中產階級意識形態。世代論的原型其實是一條隧道，讀者可在《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一書中找到。此一邏輯把社會想像成一條隧道，而正在塞車的司機由於看到另一條行車線的汽車可以向前移動，遂感到有希望，並產生自己也可以走出隧道的樂觀情緒。正因這份容忍，社會在面對差距和裂縫時才不致陷於敵對。說穿了，今天人們根據的正是這一流動理論，故人們的不滿和怒吼當然是源於隧道遭堵塞了，所謂「失落第四代」是也。因此，要聽清楚第四代人的聲音，就得先去除那套以上位為中心的中產投射。
如果社會仍被想像為隧道的話，那正在堵塞的第四代行動者所關心的並非流不流動，而是詰問：為什麼不搭公車而使道路面積可以更公平地分配、減少廢氣排放？何以隧道口設在豪宅區？何以這條隧道寸草不生、缺乏社區和歷史關懷？為什麼我們不團結起來抵抗而重訂遊戲規則？
第四代公式系列 「到了日本研究參與香港的時候了」
2009-11-15 明報加西版(溫哥華) D02, 周日話題, 沈旭暉
無論湯禎兆是否願意承認，客觀事實是，我小時候已開始看他的書。
印象中，他出道以來，和種種香港常規的關係，都是若即若離﹕寫的都是日本，卻曾在最本土的媒體工作﹔有能力在大學教學，卻情願棲身中學；正職為孩子師表，校長卻容許他寫封套說「可能會令人不安」的《AV現場》；雖然被我們視為長輩，依然能輕易擊退一眾少男宅男，月前迎娶周秀娜年齡的湯夫人。
直到《日本中毒》，我們終於發現他開始讓思想走光，說的依然是日本，部分主體，卻偷偷換作了香港。
文 沈旭暉 攝影 陳智良借日諷港﹕七一後，我的空間終於出現「批判性強了很多？我想，這是錯覺來的。只是香港社會多了怨氣，已到了必須借鑑其他知識的時候。」湯禎兆很懂得市場運作，明白就算他一直有意「借日諷港」，也需要市場配合，否則只能一如既往，繼續談自己喜歡的電影、漫畫﹕「坦白說，要是在五、六年前寫這個題目，出版社會說，睬你都傻。你說我什麽時候開始想做這題目？其實很簡單的，有這個機會，我才會去想。直到這些年，香港愈來愈似日本的寄生時期，再談日本比較黑暗的一面，就有大眾市場，因為大家有共鳴。」對他而言，這不叫「諷刺」，而叫「預警」﹕「日本現在已進入下流社會，香港是否一樣？太多日本人在自己的社會缺乏支援，社會制度隨之崩潰，出現很多寄生蟲，香港是否也一樣？」要深入掌握他的預警，還得買他的書；但要讀懂他對香港的隱喻，卻必須先了解他何以認為香港社會氣氛轉型，香港人——特別是他那一代香港人——的積極性愈來愈低。值得思考的是，他那代人一般通過六四參與社會，但讓他真正按捺不住的，卻是七一。
沉淪社會﹕「我們都是共犯」「七一後，我們驚醒了，不知道大陸的support可以提供到何時，還有多少機會讓我們的優勢延續下去。香港很有機會向下滑，大學的沉淪也發生了，但走勢又未能完全確定……」於是，他要通過已下滑的日本作對照。
「是的，民間多了活動，皇后碼頭什麼的，想為香港找出不同道路，但一般人都無動於中。身邊很多有相當年紀的朋友會說，拆就拆啦，對他們來說，這些是non-sense……」於是，他又想到日本秋葉園的保育案例。
「香港遇上問題，只有靠烽煙節目消氣，大家一起吹吹水。但現在連吹水節目也不行了，因為大家都知道互相沒什麽準備，上去都是靠今天見到的什麽，吹完就算……」於是，他又想到日本「一有問題就要兩秒內開一個conference解決」的社會格局……聽來，香港發展已完全停滯。從前還不知道他有這麼多怨氣﹕「坦白說，我們都是共犯社會，大家某程度上，都一起幫香港這樣運作，不要那麽偽善去逃避。」既然香港社會沒有出路，「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從外頭參考，尋找一些刺激我們的想法。」老師越界﹕公式不再適用於第四代人這些觀察其實很尖銳，也很宏觀，卻和第四代香港人天天掛在口邊的置業、?模，大相逕庭。畢竟，在我這一代人的眼中，湯禎兆自己製造了一道獨特的公式，有助逃離種種問題﹕他以中學教師為正業，有穩定收入、工作量也相對穩定，又有容許他公餘建構文化身分的管理層，還有他從前在媒體工作建立的人脈網絡與江湖地位。這道公式，讓不少我身邊想當文化人的大學生，都自言要「搵份hea工，然後寫文」。
面對這樣的天真和傻，湯禎兆哭笑不得﹕「其實這不可以是一個模型，這是行不通的。不少文化界的中學老師教着教着，也教不下去，因為學校沒有空間給你，你也沒有時間兼顧那些，一點也不hea。」何况公式的落實，少不了背人垂淚﹕「一般喜歡創作的人，都不太守遊戲規則，中學卻是極需要守遊戲規則的地方。搞那麽多東西，家長又投訴，一般人逐漸就會覺得，何苦呢。」這些困局在香港可能出現不久，但日本卻走前十數年，令他明白興趣和職業不應相提並論。難怪他坦言從第一天開始，就沒有想過教書，只是從事媒體後，「發覺媒體比教學更封閉，我們做副刊的這些會死得很快」，才誤打誤撞的走進中學。最重要的，當然還是這一句﹕「我上司和我的互信，是異數。」遊戲規則﹕為何第四代人只懂墨守成規？
根據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湯禎兆屬於二代末、三代頭，但也明白第四代的苦况。「傳媒、娛樂圈的大哥大姐，都是很有義氣的，兄弟出問題，就會照顧，有些人要out的了，也會安排位置去照顧他們，怎麼也會有份工。第四代真的很慘，不要說上不上位，而是找份工作都很困難，而且明知被人欺負。在你上面的上司，你做的東西可能他全部都不認識，但他拿你三倍人工，that's why他才會這樣封殺你們這代人，所以曹仁超才敢說﹕你們永遠都要為我打工。」與此同時，他認為解決第四代的困局不能單靠等待，這代人自己也缺乏反思﹕「也許第四代的出身太順利了，太多人喜歡跟遊戲規則走，遊戲規則人家幫你寫好了，你自然不能超越前人。今天學生覺得拿高分數是應該的，但以前我們是覺得﹕高分？shit！我會shame of自己寫的東西，除非教授真的很厲害。」他從日本文化研究，學到要自己嘗試建構自己的空間，不要依靠別人，也不要盲目跟隨遊戲規則。「怎麼找？舉例說，要是我寫國際關係，而你已經涵蓋了所有男性的視角，我就只能建構一個女性觀察國際關係的視角，例如從購物角度，評論津巴布韋總統夫人在香港購物打人事件。香港實在缺乏女性作家，只要有懂得善用女性偏見的人，保證能夠成為真正的才女。」於是，他在自己的公式中不斷擴闊市場佔有率，一輪遠交近攻、突圍南巡，終於修成正果，從中產下流的日本，回到君臨天下的香港。「要是我當年真的跟隨遊戲規則stay behind，等運到，我不可能出那麽多書，頂多能出XX那些三百字、五百字專欄串在一起的東西。那些是想出的書？我不想。」「我是一個作家。」
問﹕沈旭暉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研究國際關係，並於顧問公司工作，Roundtable理事會主席
答﹕湯禎兆
日本文化研究者，全職於中學工作，剛出版著作《日本中毒》
後記﹕跨代婚姻
湯禎兆是第三代人的典範案例，而天天面對備受壓迫的第四代夫人，我一直暗中疑惑，究竟這段跨代婚姻有沒有代溝。
「壓力？當然有，正常人聽到我們在一起，第一句都會說，有距離哦。家人壓力，最初當然有少許，也有誤會，但認識了我的為人，就消除了。無論是我那代人還是她那代人，都只會談我們的共同興趣，而且，我們兩家都很family-oriented，呵呵。」想起月前曾探訪新婚的湯先生夫人，見證着新婚夫婦停不了的打情罵俏，想起湯夫人連續一百日每天都在Facebook張貼的新婚生活硬照，我開始從另一個角度明白，為何他會浪子回頭，正面面對他的香港。
無論湯禎兆是否願意承認，客觀事實是，我小時候已開始看他的書。
印象中，他出道以來，和種種香港常規的關係，都是若即若離﹕寫的都是日本，卻曾在最本土的媒體工作﹔有能力在大學教學，卻情願棲身中學；正職為孩子師表，校長卻容許他寫封套說「可能會令人不安」的《AV現場》；雖然被我們視為長輩，依然能輕易擊退一眾少男宅男，月前迎娶周秀娜年齡的湯夫人。
直到《日本中毒》，我們終於發現他開始讓思想走光，說的依然是日本，部分主體，卻偷偷換作了香港。
文 沈旭暉 攝影 陳智良借日諷港﹕七一後，我的空間終於出現「批判性強了很多？我想，這是錯覺來的。只是香港社會多了怨氣，已到了必須借鑑其他知識的時候。」湯禎兆很懂得市場運作，明白就算他一直有意「借日諷港」，也需要市場配合，否則只能一如既往，繼續談自己喜歡的電影、漫畫﹕「坦白說，要是在五、六年前寫這個題目，出版社會說，睬你都傻。你說我什麽時候開始想做這題目？其實很簡單的，有這個機會，我才會去想。直到這些年，香港愈來愈似日本的寄生時期，再談日本比較黑暗的一面，就有大眾市場，因為大家有共鳴。」對他而言，這不叫「諷刺」，而叫「預警」﹕「日本現在已進入下流社會，香港是否一樣？太多日本人在自己的社會缺乏支援，社會制度隨之崩潰，出現很多寄生蟲，香港是否也一樣？」要深入掌握他的預警，還得買他的書；但要讀懂他對香港的隱喻，卻必須先了解他何以認為香港社會氣氛轉型，香港人——特別是他那一代香港人——的積極性愈來愈低。值得思考的是，他那代人一般通過六四參與社會，但讓他真正按捺不住的，卻是七一。
沉淪社會﹕「我們都是共犯」「七一後，我們驚醒了，不知道大陸的support可以提供到何時，還有多少機會讓我們的優勢延續下去。香港很有機會向下滑，大學的沉淪也發生了，但走勢又未能完全確定……」於是，他要通過已下滑的日本作對照。
「是的，民間多了活動，皇后碼頭什麼的，想為香港找出不同道路，但一般人都無動於中。身邊很多有相當年紀的朋友會說，拆就拆啦，對他們來說，這些是non-sense……」於是，他又想到日本秋葉園的保育案例。
「香港遇上問題，只有靠烽煙節目消氣，大家一起吹吹水。但現在連吹水節目也不行了，因為大家都知道互相沒什麽準備，上去都是靠今天見到的什麽，吹完就算……」於是，他又想到日本「一有問題就要兩秒內開一個conference解決」的社會格局……聽來，香港發展已完全停滯。從前還不知道他有這麼多怨氣﹕「坦白說，我們都是共犯社會，大家某程度上，都一起幫香港這樣運作，不要那麽偽善去逃避。」既然香港社會沒有出路，「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從外頭參考，尋找一些刺激我們的想法。」老師越界﹕公式不再適用於第四代人這些觀察其實很尖銳，也很宏觀，卻和第四代香港人天天掛在口邊的置業、?模，大相逕庭。畢竟，在我這一代人的眼中，湯禎兆自己製造了一道獨特的公式，有助逃離種種問題﹕他以中學教師為正業，有穩定收入、工作量也相對穩定，又有容許他公餘建構文化身分的管理層，還有他從前在媒體工作建立的人脈網絡與江湖地位。這道公式，讓不少我身邊想當文化人的大學生，都自言要「搵份hea工，然後寫文」。
面對這樣的天真和傻，湯禎兆哭笑不得﹕「其實這不可以是一個模型，這是行不通的。不少文化界的中學老師教着教着，也教不下去，因為學校沒有空間給你，你也沒有時間兼顧那些，一點也不hea。」何况公式的落實，少不了背人垂淚﹕「一般喜歡創作的人，都不太守遊戲規則，中學卻是極需要守遊戲規則的地方。搞那麽多東西，家長又投訴，一般人逐漸就會覺得，何苦呢。」這些困局在香港可能出現不久，但日本卻走前十數年，令他明白興趣和職業不應相提並論。難怪他坦言從第一天開始，就沒有想過教書，只是從事媒體後，「發覺媒體比教學更封閉，我們做副刊的這些會死得很快」，才誤打誤撞的走進中學。最重要的，當然還是這一句﹕「我上司和我的互信，是異數。」遊戲規則﹕為何第四代人只懂墨守成規？
根據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湯禎兆屬於二代末、三代頭，但也明白第四代的苦况。「傳媒、娛樂圈的大哥大姐，都是很有義氣的，兄弟出問題，就會照顧，有些人要out的了，也會安排位置去照顧他們，怎麼也會有份工。第四代真的很慘，不要說上不上位，而是找份工作都很困難，而且明知被人欺負。在你上面的上司，你做的東西可能他全部都不認識，但他拿你三倍人工，that's why他才會這樣封殺你們這代人，所以曹仁超才敢說﹕你們永遠都要為我打工。」與此同時，他認為解決第四代的困局不能單靠等待，這代人自己也缺乏反思﹕「也許第四代的出身太順利了，太多人喜歡跟遊戲規則走，遊戲規則人家幫你寫好了，你自然不能超越前人。今天學生覺得拿高分數是應該的，但以前我們是覺得﹕高分？shit！我會shame of自己寫的東西，除非教授真的很厲害。」他從日本文化研究，學到要自己嘗試建構自己的空間，不要依靠別人，也不要盲目跟隨遊戲規則。「怎麼找？舉例說，要是我寫國際關係，而你已經涵蓋了所有男性的視角，我就只能建構一個女性觀察國際關係的視角，例如從購物角度，評論津巴布韋總統夫人在香港購物打人事件。香港實在缺乏女性作家，只要有懂得善用女性偏見的人，保證能夠成為真正的才女。」於是，他在自己的公式中不斷擴闊市場佔有率，一輪遠交近攻、突圍南巡，終於修成正果，從中產下流的日本，回到君臨天下的香港。「要是我當年真的跟隨遊戲規則stay behind，等運到，我不可能出那麽多書，頂多能出XX那些三百字、五百字專欄串在一起的東西。那些是想出的書？我不想。」「我是一個作家。」
問﹕沈旭暉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研究國際關係，並於顧問公司工作，Roundtable理事會主席
答﹕湯禎兆
日本文化研究者，全職於中學工作，剛出版著作《日本中毒》
後記﹕跨代婚姻
湯禎兆是第三代人的典範案例，而天天面對備受壓迫的第四代夫人，我一直暗中疑惑，究竟這段跨代婚姻有沒有代溝。
「壓力？當然有，正常人聽到我們在一起，第一句都會說，有距離哦。家人壓力，最初當然有少許，也有誤會，但認識了我的為人，就消除了。無論是我那代人還是她那代人，都只會談我們的共同興趣，而且，我們兩家都很family-oriented，呵呵。」想起月前曾探訪新婚的湯先生夫人，見證着新婚夫婦停不了的打情罵俏，想起湯夫人連續一百日每天都在Facebook張貼的新婚生活硬照，我開始從另一個角度明白，為何他會浪子回頭，正面面對他的香港。
What went wrong? Do you hear me?
2009-11-16 明報 A28, MP+觀點, 思潮, 沈旭暉
特區政府連串疑似醜聞成為話題，真是管治失效的老生常談嗎？要回答這問題，我們應先了解醜聞政治的理論規範。這可以由一宗國際案例談起：
重構法國的中非人肉鑽石醜聞
1979 年，法國媒體披露總統德斯坦早年擔任財政部長時，曾接受中非暴君博卡薩送贈兩枚鑽石，沒有申報利益；到了他任總統時力挺博卡薩，被視為利益輸送。當時博卡薩形象之差，冠絕全球：傳說他嗜吃人肉，會命廚子把政敵煎成烙餅，曾親自屠殺兒童犯，又自行稱帝，加冕護衛隊正是德斯坦派遣的法軍。1981 年法國大選，德斯坦敗予左翼挑戰者密特朗，醜聞是關鍵之一。
但深入觀察，這和燈膽醜聞一樣充滿懸念。法國政壇並不特別清廉，剛去世的加蓬總統邦戈在法有大量資產，美英即明言他是巴黎庇祐的貪污犯。就是博卡薩，密特朗也容許他以退休軍官身分在法定居，德斯坦的政敵更與他結盟，好讓前總統繼續出醜。德斯坦以「鑽石只是政府間的碎鑽紀念品、已將之變賣捐出」開脫也四平八穩，同樣收取博卡薩鑽石的基辛格就安然無恙。然則醜聞何以炒熱？
權力、聲譽、信任鐵三角
就此我們應參考英國社會學者湯普森（John Thompson）著的《政治醜聞：媒體時代的權力與能見度》。作者通過英美案例提出「社會醜聞論」，以權力、（制度或個人）聲譽、群眾信任這鐵三角互動為主導醜聞的公式。媒體雖然通過醜聞傷害政府或政客聲譽，影響後者權力、提升自身話語權，但也受「信任」這元素規範；信任對象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例如美國人多認定前副總統切尼的公司在伊拉克戰爭獲暴利，但相信利益整合潛規則，不作深究；尼克遜破壞憲法對行政權力的規範，民眾卻集體反彈。當台灣民眾不信任制度，行政院長與黑幫頭子共遊就不受安全閥保護；如南方朔言，美國人卻不會深究甘迺迪的黑幫聯繫。
法國政客搭上非洲暴君原是受信任的，前提是對巴黎有利。德斯坦出事，因為規範被打破：博卡薩一度倒向當時的公敵利比亞，後雖反悔，警號已生；德斯坦就兒童屠殺干涉不果，大失面子；他最終推翻博卡薩，擁戴復位的達科不久又倒台，外交顯得有心無力。其時法國經濟低迷，群眾對花費不菲的法非關係反彈，歐洲整合呼聲湧現，醜聞反映的正是範式轉移。德斯坦下台後沒有糾纏於醜聞，不再碰非洲，改以先驅身分鼓吹歐洲融合，贏回一些尊重。
香港制度聲譽深獲第二代信任
將社會醜聞論應用到香港，對近期醜聞的主流解釋似乎都難以自圓其說。假如困局主因是金融海嘯，而海嘯主要衝擊中產，為何積極回應的是青年？假如這是政改危機，如何解釋港人對北京持續增加信任？假如媒體有力單獨製造議題，何以無人理會甘乃威事件？正如法國人在國家利益無損下默許領袖搭上暴君，香港制度依然獲第二代港人信任：無論立場如何，他們信任經濟制度健康、社會階梯公平、公共道德合理，對醜聞反應有限。早前某老牌青年機構負責人發表一篇由上而下的訓誨，堪為樣板。
但通過將青年常駐的網絡信息解碼，卻能發現制度聲譽正失去第四代信任。筆者曾以Christopher Hughes 的論述研究框架，解構不同群體為愛國論述賦予的內涵；以此論剖析第四代對醜聞的回應，多是對現制度不信任的借題發揮，是為「權力——聲譽——信任」三角關係的警號。這些結構包括經濟社會，更包括文化倫理，放在第二代（精英）是好的，對今日的他們也是好的，對第四代卻不好。這就是跨世代制度失衡。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論在知識界影響甚廣，上一代卻難得共鳴。他說「作者已死」，筆者唯有嘗試深化世代論的6 個結構困局如下：
世代論衍生的六大結構困局
1. 1970 年代末開始，香港教育成了世上最社會主義的制度之一，經濟卻還是最資本主義的經濟，不同於上一代的教育是稀有品、社會是高淘汰制的一條龍。受教育人口大幅增加，金字塔階梯被打破，社會沒有相應流動，這不是「升呢」，而是明升暗降。大學畢業生只能找從前中學生的工作，卻有了國際大學生的期望；以往中學畢業不一定置業，如今很難說服大學生不以此為目標。政府不解決期望落差，卻拆毁過來人的階梯，再以副學士、私立大學等延緩泡沫爆破，結果第四代集體代入左翼理論，失去對教育制度的信任。
2. 新自由主義革命出現於1980 年代，自此終生合約變成短期合約，固定職位變成臨時工，這是全球趨勢。問題是97 前的移民潮令社會出現斷層，兩種制度並存的時間大幅延長。因移民潮上位的，屬於合約革命前最後一代。假如沒有移民潮， 最後受益人已退休，不同世代可共同打拼。但現在上層正當盛年，缺乏保障的命運由第四代開始。他們不理解為什麼早出道5 年的有保障，自己卻不能規劃，失去人生的可測性， 以及對社會制度的信任。
3. 先代人早年生活比當下青年艱辛，但當時存在無窮可能性，可創富、可革命，從商從政門檻甚低，制定規則可望可即。現在一切行頭規範極多，充滿上代人設定的規則與保護機制，失去第四代創業者的信任。尚有破立精神的人懂得機會在規範未完備的北方。
4. 從前香港社會尊重高知識、高道德，這其實和社會階梯相輔相成。但從前來港的是精英，近年精英紛紛離港，新移民（10 年將達50 萬） 大多是低技術階層。倫敦、紐約持續有優質人口流入，香港人口質素整體則成負增長，無論在家庭、學校，新一代都缺乏外圍環境的發憤目標。但第二代無意改變道德觀，反而滋生了明光社。當周秀娜一類受制於英語的新移民以另類方式打拼而受道德規範，舊價值被看成為上一代服務。
5. 香港已湧現大量高質素退休人士，他們足以工作至80 歲，卻被迫於60 歲退休。主導社會價值觀、解決青年問題，成為他們發揮餘力的中介。以禁毒為例，政府能打動的不是只聽過《一事無成》的青年，而是「天造之才皆有其用」歌詞中成長的家長。假如社會暗中以青年問題解決老人問題，第二代關愛倫理會失去第四代信任。
6. 青年問題不應單歸咎政府，在西方，這屬民間第三部門責任。激進青年哪裏都存在，青年組織不應是和諧工具，而應疏導宣泄，否則政府何不乾脆兼營？但香港主流青年組織過分倚賴政府，領袖視組織為鞏固地位的基石。西方青年組織不怕離經叛道的引領思考， 「為什麼克林頓、布殊、奧巴馬吸食大麻不上癮兼當總統？」但香港青年組織會組織青年喊口號，帶領憶苦思甜，導致整個第三部門失去第四代信任。
這六大困局，遠比上代思維設定的六大產業深入青年民心。政府不可能解決結構問題，但有力拆牆鬆綁，讓第四代在規範以外建構新一套。假如論述和制度被上一代繼續壟斷，第四代除了被迫借用民主vs.建制的套話借題發揮，還可怎樣？德斯坦從醜聞轉型，港英從六七暴動建構香港節，值得特首參考。深究醜聞則不必，一來清者自清，二來濁者自濁，三來清濁無常，其實亦irrelevant。
世代失衡如一斷章，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特區政府連串疑似醜聞成為話題，真是管治失效的老生常談嗎？要回答這問題，我們應先了解醜聞政治的理論規範。這可以由一宗國際案例談起：
重構法國的中非人肉鑽石醜聞
1979 年，法國媒體披露總統德斯坦早年擔任財政部長時，曾接受中非暴君博卡薩送贈兩枚鑽石，沒有申報利益；到了他任總統時力挺博卡薩，被視為利益輸送。當時博卡薩形象之差，冠絕全球：傳說他嗜吃人肉，會命廚子把政敵煎成烙餅，曾親自屠殺兒童犯，又自行稱帝，加冕護衛隊正是德斯坦派遣的法軍。1981 年法國大選，德斯坦敗予左翼挑戰者密特朗，醜聞是關鍵之一。
但深入觀察，這和燈膽醜聞一樣充滿懸念。法國政壇並不特別清廉，剛去世的加蓬總統邦戈在法有大量資產，美英即明言他是巴黎庇祐的貪污犯。就是博卡薩，密特朗也容許他以退休軍官身分在法定居，德斯坦的政敵更與他結盟，好讓前總統繼續出醜。德斯坦以「鑽石只是政府間的碎鑽紀念品、已將之變賣捐出」開脫也四平八穩，同樣收取博卡薩鑽石的基辛格就安然無恙。然則醜聞何以炒熱？
權力、聲譽、信任鐵三角
就此我們應參考英國社會學者湯普森（John Thompson）著的《政治醜聞：媒體時代的權力與能見度》。作者通過英美案例提出「社會醜聞論」，以權力、（制度或個人）聲譽、群眾信任這鐵三角互動為主導醜聞的公式。媒體雖然通過醜聞傷害政府或政客聲譽，影響後者權力、提升自身話語權，但也受「信任」這元素規範；信任對象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例如美國人多認定前副總統切尼的公司在伊拉克戰爭獲暴利，但相信利益整合潛規則，不作深究；尼克遜破壞憲法對行政權力的規範，民眾卻集體反彈。當台灣民眾不信任制度，行政院長與黑幫頭子共遊就不受安全閥保護；如南方朔言，美國人卻不會深究甘迺迪的黑幫聯繫。
法國政客搭上非洲暴君原是受信任的，前提是對巴黎有利。德斯坦出事，因為規範被打破：博卡薩一度倒向當時的公敵利比亞，後雖反悔，警號已生；德斯坦就兒童屠殺干涉不果，大失面子；他最終推翻博卡薩，擁戴復位的達科不久又倒台，外交顯得有心無力。其時法國經濟低迷，群眾對花費不菲的法非關係反彈，歐洲整合呼聲湧現，醜聞反映的正是範式轉移。德斯坦下台後沒有糾纏於醜聞，不再碰非洲，改以先驅身分鼓吹歐洲融合，贏回一些尊重。
香港制度聲譽深獲第二代信任
將社會醜聞論應用到香港，對近期醜聞的主流解釋似乎都難以自圓其說。假如困局主因是金融海嘯，而海嘯主要衝擊中產，為何積極回應的是青年？假如這是政改危機，如何解釋港人對北京持續增加信任？假如媒體有力單獨製造議題，何以無人理會甘乃威事件？正如法國人在國家利益無損下默許領袖搭上暴君，香港制度依然獲第二代港人信任：無論立場如何，他們信任經濟制度健康、社會階梯公平、公共道德合理，對醜聞反應有限。早前某老牌青年機構負責人發表一篇由上而下的訓誨，堪為樣板。
但通過將青年常駐的網絡信息解碼，卻能發現制度聲譽正失去第四代信任。筆者曾以Christopher Hughes 的論述研究框架，解構不同群體為愛國論述賦予的內涵；以此論剖析第四代對醜聞的回應，多是對現制度不信任的借題發揮，是為「權力——聲譽——信任」三角關係的警號。這些結構包括經濟社會，更包括文化倫理，放在第二代（精英）是好的，對今日的他們也是好的，對第四代卻不好。這就是跨世代制度失衡。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論在知識界影響甚廣，上一代卻難得共鳴。他說「作者已死」，筆者唯有嘗試深化世代論的6 個結構困局如下：
世代論衍生的六大結構困局
1. 1970 年代末開始，香港教育成了世上最社會主義的制度之一，經濟卻還是最資本主義的經濟，不同於上一代的教育是稀有品、社會是高淘汰制的一條龍。受教育人口大幅增加，金字塔階梯被打破，社會沒有相應流動，這不是「升呢」，而是明升暗降。大學畢業生只能找從前中學生的工作，卻有了國際大學生的期望；以往中學畢業不一定置業，如今很難說服大學生不以此為目標。政府不解決期望落差，卻拆毁過來人的階梯，再以副學士、私立大學等延緩泡沫爆破，結果第四代集體代入左翼理論，失去對教育制度的信任。
2. 新自由主義革命出現於1980 年代，自此終生合約變成短期合約，固定職位變成臨時工，這是全球趨勢。問題是97 前的移民潮令社會出現斷層，兩種制度並存的時間大幅延長。因移民潮上位的，屬於合約革命前最後一代。假如沒有移民潮， 最後受益人已退休，不同世代可共同打拼。但現在上層正當盛年，缺乏保障的命運由第四代開始。他們不理解為什麼早出道5 年的有保障，自己卻不能規劃，失去人生的可測性， 以及對社會制度的信任。
3. 先代人早年生活比當下青年艱辛，但當時存在無窮可能性，可創富、可革命，從商從政門檻甚低，制定規則可望可即。現在一切行頭規範極多，充滿上代人設定的規則與保護機制，失去第四代創業者的信任。尚有破立精神的人懂得機會在規範未完備的北方。
4. 從前香港社會尊重高知識、高道德，這其實和社會階梯相輔相成。但從前來港的是精英，近年精英紛紛離港，新移民（10 年將達50 萬） 大多是低技術階層。倫敦、紐約持續有優質人口流入，香港人口質素整體則成負增長，無論在家庭、學校，新一代都缺乏外圍環境的發憤目標。但第二代無意改變道德觀，反而滋生了明光社。當周秀娜一類受制於英語的新移民以另類方式打拼而受道德規範，舊價值被看成為上一代服務。
5. 香港已湧現大量高質素退休人士，他們足以工作至80 歲，卻被迫於60 歲退休。主導社會價值觀、解決青年問題，成為他們發揮餘力的中介。以禁毒為例，政府能打動的不是只聽過《一事無成》的青年，而是「天造之才皆有其用」歌詞中成長的家長。假如社會暗中以青年問題解決老人問題，第二代關愛倫理會失去第四代信任。
6. 青年問題不應單歸咎政府，在西方，這屬民間第三部門責任。激進青年哪裏都存在，青年組織不應是和諧工具，而應疏導宣泄，否則政府何不乾脆兼營？但香港主流青年組織過分倚賴政府，領袖視組織為鞏固地位的基石。西方青年組織不怕離經叛道的引領思考， 「為什麼克林頓、布殊、奧巴馬吸食大麻不上癮兼當總統？」但香港青年組織會組織青年喊口號，帶領憶苦思甜，導致整個第三部門失去第四代信任。
這六大困局，遠比上代思維設定的六大產業深入青年民心。政府不可能解決結構問題，但有力拆牆鬆綁，讓第四代在規範以外建構新一套。假如論述和制度被上一代繼續壟斷，第四代除了被迫借用民主vs.建制的套話借題發揮，還可怎樣？德斯坦從醜聞轉型，港英從六七暴動建構香港節，值得特首參考。深究醜聞則不必，一來清者自清，二來濁者自濁，三來清濁無常，其實亦irrelevant。
世代失衡如一斷章，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我們，誰都替代不了
2009-11-17 信報財經新聞 P43, YZ世代, 80後博客, 姚永發
早陣子在《亞洲星光大道》看見來自台灣年僅十一歲的徐杰，在舞台上獻唱張韶涵的《遺失的美好》：我始終帶着你愛的微笑 一路上尋找我遺失的美好不小心當淚滑落嘴角 就用你握過的手抹掉再多的風景也從不停靠 只一心尋找我遺失的美好有的人說不清哪裏好 但就是誰都替代不了……這幾分鐘的演唱牢牢地吸引着我，開始的時候還不知道為何會令人感動得雞皮疙瘩。正如評判周國豐先生所說：「在徐杰身上找到的就是那一份童真，很多人可能已經忘記用心去投入表演的重要，而用心表演往往能夠感動觀眾。」是啊，徐杰提醒我們，大家每天彷彿只將金錢利益充斥於生命，我們的生活卻好像遺失了什麼美好的東西。
遺失了的理想
呂大樂老師在《四代香港人》形容80後我們的個性是奢侈品：「不要問他們喜歡些什麼，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大難題。他們知道別人喜歡他們喜歡什麼，也知道自己不喜歡些什麼，卻不能輕易講出內心真正的最喜歡。」在香港生活，我們說出真正喜歡的確並不容易，從小開始受到社會功利主義的薰陶，勞勞役役的所謂學習，只不過是為將來成為上流階層的台階。
「理想」，我們好像都忘記得一乾二淨。我們現在擁有最多的，本就是青春，擁有最大的奢侈，就是有資格去燃燒青春；但是社會總是催促我們愈快能夠進入成人的金錢世界愈好。最近香港每間大學如火如荼地舉辦開放日，給各位準大學生提供學科的資訊。然而，大學開放日最人來人往，最受歡迎的總是商學院的攤位。相比其他地方，選擇大學學科的最大分別是，歐美地方的學生往往傾向選擇理工或歷史學科，着眼點通常只集中於個人興趣或理想；而我們卻傾向選擇商業學科，在乎的是這門學科將來有沒有「錢途」。
中學時代還是受到父母的「監視」，沒有資格選擇自己喜歡的；到了大學時代，又因應社會的「要求」而隨波逐流。說實話，身邊大部分的大學同學對自己的學科是沒有什麼好感，所選擇的只不過是因為「沒有什麼可以選擇」，這更談不上什麼理想。在三年的大學裏，原應是實踐理想的最佳地方，但現在卻恍如成為遺忘理想的地方，這是何等諷刺？
個性可以不是奢侈品
過往我相信社會上某些職業，譬如是教師、警察甚至是管治者，總得要有點抱負，對社會有點承擔。但我們看到今天的社會，選擇成為教師紀律部隊的，大都是被其薪金福利所吸引，對公務員職位趨之若鶩，甘心願意一生臣服於重複的官僚系統中平淡度過。或者應該這樣說，其實沒有什麼對與錯，因為大家總有為自己選擇的權利，但最想說的是，我們是否應該停一停，想一想，什麼才是自己所喜歡的？
前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曾經說過：「我們仍然是自己命途和靈魂的掌舵手。（We are still masters of our fate. We are still captains of our souls.）」那些胸懷大志，對抗主流價值的反叛，被生活的追追趕趕、功利的社會蠶食得乾淨利落，大家都甘願麻木地接受社會的統一模式。我們把理想興趣都拋諸腦後，遺忘了那一份青年的熱血，很久沒有全心全意想想究竟什麼才是我們所喜歡的。縱使現實如此，「想做」和「能做」是兩碼子的事情，但在僅餘的一絲嘆息裏，面對鏡子真實地反映的自己，是80後的我們此時此刻應為而為之的事情。
「有的人說不清哪裏好，但就是誰都替代不了。」當我們用力地呼出一口氣的時候，這還是暖暖的。人生的確沒有多少個十年，更何況是青春給我們的動力？個性可以不是奢侈品，我們要謹記，沒有人能夠說哪裏好，只有為自己說這裏好，才擲地有聲！
早陣子在《亞洲星光大道》看見來自台灣年僅十一歲的徐杰，在舞台上獻唱張韶涵的《遺失的美好》：我始終帶着你愛的微笑 一路上尋找我遺失的美好不小心當淚滑落嘴角 就用你握過的手抹掉再多的風景也從不停靠 只一心尋找我遺失的美好有的人說不清哪裏好 但就是誰都替代不了……這幾分鐘的演唱牢牢地吸引着我，開始的時候還不知道為何會令人感動得雞皮疙瘩。正如評判周國豐先生所說：「在徐杰身上找到的就是那一份童真，很多人可能已經忘記用心去投入表演的重要，而用心表演往往能夠感動觀眾。」是啊，徐杰提醒我們，大家每天彷彿只將金錢利益充斥於生命，我們的生活卻好像遺失了什麼美好的東西。
遺失了的理想
呂大樂老師在《四代香港人》形容80後我們的個性是奢侈品：「不要問他們喜歡些什麼，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大難題。他們知道別人喜歡他們喜歡什麼，也知道自己不喜歡些什麼，卻不能輕易講出內心真正的最喜歡。」在香港生活，我們說出真正喜歡的確並不容易，從小開始受到社會功利主義的薰陶，勞勞役役的所謂學習，只不過是為將來成為上流階層的台階。
「理想」，我們好像都忘記得一乾二淨。我們現在擁有最多的，本就是青春，擁有最大的奢侈，就是有資格去燃燒青春；但是社會總是催促我們愈快能夠進入成人的金錢世界愈好。最近香港每間大學如火如荼地舉辦開放日，給各位準大學生提供學科的資訊。然而，大學開放日最人來人往，最受歡迎的總是商學院的攤位。相比其他地方，選擇大學學科的最大分別是，歐美地方的學生往往傾向選擇理工或歷史學科，着眼點通常只集中於個人興趣或理想；而我們卻傾向選擇商業學科，在乎的是這門學科將來有沒有「錢途」。
中學時代還是受到父母的「監視」，沒有資格選擇自己喜歡的；到了大學時代，又因應社會的「要求」而隨波逐流。說實話，身邊大部分的大學同學對自己的學科是沒有什麼好感，所選擇的只不過是因為「沒有什麼可以選擇」，這更談不上什麼理想。在三年的大學裏，原應是實踐理想的最佳地方，但現在卻恍如成為遺忘理想的地方，這是何等諷刺？
個性可以不是奢侈品
過往我相信社會上某些職業，譬如是教師、警察甚至是管治者，總得要有點抱負，對社會有點承擔。但我們看到今天的社會，選擇成為教師紀律部隊的，大都是被其薪金福利所吸引，對公務員職位趨之若鶩，甘心願意一生臣服於重複的官僚系統中平淡度過。或者應該這樣說，其實沒有什麼對與錯，因為大家總有為自己選擇的權利，但最想說的是，我們是否應該停一停，想一想，什麼才是自己所喜歡的？
前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曾經說過：「我們仍然是自己命途和靈魂的掌舵手。（We are still masters of our fate. We are still captains of our souls.）」那些胸懷大志，對抗主流價值的反叛，被生活的追追趕趕、功利的社會蠶食得乾淨利落，大家都甘願麻木地接受社會的統一模式。我們把理想興趣都拋諸腦後，遺忘了那一份青年的熱血，很久沒有全心全意想想究竟什麼才是我們所喜歡的。縱使現實如此，「想做」和「能做」是兩碼子的事情，但在僅餘的一絲嘆息裏，面對鏡子真實地反映的自己，是80後的我們此時此刻應為而為之的事情。
「有的人說不清哪裏好，但就是誰都替代不了。」當我們用力地呼出一口氣的時候，這還是暖暖的。人生的確沒有多少個十年，更何況是青春給我們的動力？個性可以不是奢侈品，我們要謹記，沒有人能夠說哪裏好，只有為自己說這裏好，才擲地有聲！
《蝸居》與「小飛俠現象」
2009-12-20 星島日報 A14, 周日來論, 簡志偉
內地社會實況劇《蝸居》熱爆網絡，筆者仍未有機會看，但不得不承認，對社會民眾的敏感度，中國的電視台愈來愈敢挑戰底綫，反而香港繼續以「爭產內鬥」為主題，樂此不疲。
退後一萬步想，值得思考的除了是傳媒生存外，還有甚麼？
紐約、東京、台北、上海等，與香港有何不同？相對其他「國際城市」，香港「流動人口」比例明顯偏低。
本文所指的「流動人口」不是指菲傭(因他們有很多工作的限制)，比較接近本文討論的，是內地的「民工」或「打工妹」等，由較落後的鄉郊到城市，希望找到更好的經濟發展(相對菲傭，他們有更多就業選擇)。這現象並非中國獨家，每個國家的較發達地區，均有此現象。
「流動人口」刺激租務市場
當然，香港有先天的歷史因素，在人口政策有其獨特的天然屏障，我們奉行「嚴進嚴出」的政策，外來的勞工不易進來，而大部分的移民配額均以(官方稱)「家庭團聚」的理由來支配。
自由主義者當然支持「寬鬆」的「流動人口政策」，試想想，不同地方的「鄉下仔/打工妹」，除了帶來廉價的勞動力和本土市場競爭外，更帶來夢想、熱誠和欲望來城市，這亦是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香港的發迹模式。更重要的是，「流動人口」不是死板一塊，他們像「活塞」一樣，能混下去固然名成利就，站不住腳亦可下鄉求去，對於高呼「市場」的人而言，既保持城市經濟競爭力，可減輕對社會福利的依靠。
另一個較少人提及的觀點，是「流動人口」對房屋市場及本土年輕人的影響，均帶來「不可測的結果」。「流動人口」帶來租務需求，初來報到的打工仔/妹不要求豪裝別墅，只求有瓦遮頭，不要輕視這種「單身宿舍」影響，不只是刺激租務市場，更「曲綫地」提升本地年輕人口的競爭力。
我們熱愛的日韓劇，那些男女主角(除了大富大貴角色外)的愛慾生死，大多以「蝸居」為場景，一個狹小的居所，帶來的是獨立生活訓練(嶺南大學提倡的博雅教育，亦堅持學生有離家獨立的舍堂生活)、提供了有血有肉的人生(試想像一家四口擠在四百呎的公屋內，二十六歲的男生如何與女朋友溫存？)、更為輕飄飄的生活，帶來一點壓力、推動力(不食不穿仍要交租吧！)
老一輩盼仔女做「裙腳仔」
甚麼「啃老族」、「月光族」、「尼特族」等，都可稱為「小飛俠現象」，拒絕成長、不願獨立離開自己「安全地帶」，第四代香港人，面對近年的經濟滑落，社會流動性不足，工作沒保障，索性長居父母身邊，加上老一輩的香港人均對置業致富有「迷信」，寧願仔女留在自己身邊，慳租儲首期，亦不鼓勵他們獨立生活，帶來不少廿多歲的「裙腳仔女」。
除了這些「內部」因素，香港的租務市場亦欠缺年輕的「單身宿舍」。在私人房屋市場，所謂的「上車盤」都以二人單位為目標，上層影響下層，租住的單位亦是以二人「小家庭」為起步點。天方夜譚地想，如果香港有更多的「流動人口」比例，亦可「活化」這種單身居所的供應，降低門檻令更多青年人能一嘗青蔥的獨立生活。
可憐是我們年輕人，沒有客觀條件，亦沒有思想啟蒙，幾年美好的青春，未曾開始就胎死腹中。
內地社會實況劇《蝸居》熱爆網絡，筆者仍未有機會看，但不得不承認，對社會民眾的敏感度，中國的電視台愈來愈敢挑戰底綫，反而香港繼續以「爭產內鬥」為主題，樂此不疲。
退後一萬步想，值得思考的除了是傳媒生存外，還有甚麼？
紐約、東京、台北、上海等，與香港有何不同？相對其他「國際城市」，香港「流動人口」比例明顯偏低。
本文所指的「流動人口」不是指菲傭(因他們有很多工作的限制)，比較接近本文討論的，是內地的「民工」或「打工妹」等，由較落後的鄉郊到城市，希望找到更好的經濟發展(相對菲傭，他們有更多就業選擇)。這現象並非中國獨家，每個國家的較發達地區，均有此現象。
「流動人口」刺激租務市場
當然，香港有先天的歷史因素，在人口政策有其獨特的天然屏障，我們奉行「嚴進嚴出」的政策，外來的勞工不易進來，而大部分的移民配額均以(官方稱)「家庭團聚」的理由來支配。
自由主義者當然支持「寬鬆」的「流動人口政策」，試想想，不同地方的「鄉下仔/打工妹」，除了帶來廉價的勞動力和本土市場競爭外，更帶來夢想、熱誠和欲望來城市，這亦是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香港的發迹模式。更重要的是，「流動人口」不是死板一塊，他們像「活塞」一樣，能混下去固然名成利就，站不住腳亦可下鄉求去，對於高呼「市場」的人而言，既保持城市經濟競爭力，可減輕對社會福利的依靠。
另一個較少人提及的觀點，是「流動人口」對房屋市場及本土年輕人的影響，均帶來「不可測的結果」。「流動人口」帶來租務需求，初來報到的打工仔/妹不要求豪裝別墅，只求有瓦遮頭，不要輕視這種「單身宿舍」影響，不只是刺激租務市場，更「曲綫地」提升本地年輕人口的競爭力。
我們熱愛的日韓劇，那些男女主角(除了大富大貴角色外)的愛慾生死，大多以「蝸居」為場景，一個狹小的居所，帶來的是獨立生活訓練(嶺南大學提倡的博雅教育，亦堅持學生有離家獨立的舍堂生活)、提供了有血有肉的人生(試想像一家四口擠在四百呎的公屋內，二十六歲的男生如何與女朋友溫存？)、更為輕飄飄的生活，帶來一點壓力、推動力(不食不穿仍要交租吧！)
老一輩盼仔女做「裙腳仔」
甚麼「啃老族」、「月光族」、「尼特族」等，都可稱為「小飛俠現象」，拒絕成長、不願獨立離開自己「安全地帶」，第四代香港人，面對近年的經濟滑落，社會流動性不足，工作沒保障，索性長居父母身邊，加上老一輩的香港人均對置業致富有「迷信」，寧願仔女留在自己身邊，慳租儲首期，亦不鼓勵他們獨立生活，帶來不少廿多歲的「裙腳仔女」。
除了這些「內部」因素，香港的租務市場亦欠缺年輕的「單身宿舍」。在私人房屋市場，所謂的「上車盤」都以二人單位為目標，上層影響下層，租住的單位亦是以二人「小家庭」為起步點。天方夜譚地想，如果香港有更多的「流動人口」比例，亦可「活化」這種單身居所的供應，降低門檻令更多青年人能一嘗青蔥的獨立生活。
可憐是我們年輕人，沒有客觀條件，亦沒有思想啟蒙，幾年美好的青春，未曾開始就胎死腹中。
我們這代人
2010-01-05 信報財經新聞 P36, YZ世代, 小喱
「四代香港人」，呂大樂寫過、曹仁超講過，我也想分享我的一點看法。
這是一個什麼都有的年代。如果說上一代人只要拚了命讀書就能成功的話，這代人的遊戲規則已經轉變。
以前看書是學習，也是娛樂。孩子愛看書，正因為選擇太少。這代人物質太豐盛，娛樂方法也多。單說坐車，可以聽iPod、打PSP╱NDS、致電朋友「攝時間」。就是想靜下來看看書，也會有日本漫畫、無記劇集、PPStream等分散注意力。我從小就被媽媽說我「坐唔定」，我就奇怪，那麼多東西分散我的注意力，哪有可能坐得定。
面對着太多娛樂的方式，要抵擋誘惑，抽出身來，難。
總覺得，這代年輕人總少了點靈氣。中學讀到白先勇上課時偷看《琥珀》，也不理老師教什麼量球徑測長度，自看得津津有味。我不禁馳想，那年代的人，偷懶也偷得比我們瀟灑。
今日的中學生不偷懶嗎？不。上課玩PSP，偷看新一期EXAM連載，偷發諸如「BB我愛你」等肉麻短信，盡皆俗不可耐。
這不能全怪年輕人。我把以上種種「好東西」塞給白先勇，他也一定會覺得電腦遊戲比較吸引。我敢寫包單，愛文學的白先勇也一定為《金庸群俠傳online》着迷，誰都覺得「連機」打Winning Eleven緊張刺激，問題是少年人一定未夠慧黠看清事情的長遠價值，中伏是理所當然，要問的問題是我們今日要如何避免中伏。
我們這一代想要成功，先決條件是擁有抗誘能力。只有能夠抵抗眾多娛樂誘惑，我們才有最基本的、自我增值的籌碼。
從精煉到「派膠」
以往的人學一門學問，認真研究便足夠；這一代人，每日都被不同資訊轟炸，要先從眾多聲音中理清脈絡，才能開始認真研究。古人讀四書五經，聖賢之道，勝在字字珠璣。今人迷失在浩瀚網海，報章厚如枕頭，高登論壇淪陷在「膠已派」、「酒已賜」等無聊回覆之中。
人們一看到長上少許的文章，「好悶呀」、「嘩，咁長唔睇」等回覆此起彼落。於是我們變成了口號式的一代，只喜歡看point-form，只喜歡嬉笑怒罵，因為我笑你，我寸你，我鬧你，只需將自己放於道德高地，毋須跟你認認真真、實事求是地討論下去。
在眾多雜訊之中，要以理性認識世界，實事求是地獨立思考，又是一難。
改變遊戲規則
不是埋怨，不是自鳴清高，而是想指出一點：社會進步了，環境變化了，今天我們需要的是另一種能力，玩的是另一種遊戲規則。
從前有個共和國家，每年都要建不少高塔。這些高塔原本是由所有民眾合作建設的，大家無分彼此，一起思考，大家都會算角度，計重量，大家都能看到整座高塔的意義，大家都是偉大的工程師。但有一日暴君成功入侵，命令將所有工序細化，命令一班奴隸各自負責建築不同工序。於是擔泥的，只懂得擔泥，眼中也就自然只有那一坨泥。整套智慧集中在那一小撮最上層的建築師當中。
於是擔泥的繼續擔泥，他的兒子也將繼續擔泥，他的孫子也將繼續擔泥……今日，奴役我們的則是金錢、觀念、規則。
且看大學選科，單單商科已夠狹窄，還要分拆成各種主修如管理、市場營銷、金融、資訊系統、風險管理、計量分析……經濟上的效率是提升了，我們擁有更多所謂專才，但學生們要看到全局就更難，眼光也就更狹窄。
我認同division of labor與specialization的理念，但在這樣一套規則下，我們要做得更多，才能脫離奴隸的身份。
我們社會現代化了，現代化到了一個地步，由我們出生那天開始，已有太多既定的路讓我們走，已有太多細化的工作準備讓我們做：考好學能測驗、考名校、上大學、讀醫讀法讀商、進大公司、一步一步晉升。不像上一代，他們孑然一身地往香港闖，辛苦是辛苦，但他們是當年的規則設計者，有一份瀟灑，有一份豪氣，有一份遠見，是我們這一代要付出雙倍努力才能學到的。
我們活在太多看起來「設計得很好」的規則中，反而像那些只看到一坨泥的奴隸工人一樣，眼中只有會考、高考、GPA、iBanks……沒錯，一出來社會做事一定是由奴隸做起，這無可厚非，也是理所當然。但就算是奴隸的身份，我們也要有主人的意識——用主人的角度理解規則、改變規則、創造規則，直到有一日我們也變成主人。
主人意識，放在奴性特重的中國人社會中，又是一難。
噪音中尋找真相
上一代人說什麼「多勞多得」，離我們愈來愈遠。在抵達「多勞多得」的遊戲之前，我們得抵抗眾多的誘惑，在芸芸噪音中找到真相，還要用奴隸的身份活出主人的意識……這才僅僅擁有成功的資本而已。
除了語文能力、表達技巧、人際關係這些基本必備的soft skills外，我們更需要思維上的進步和突破。也不是要無病呻吟，我們只是認清形勢，讓我們還年輕、還有熱情的時候，發光發熱：男兒何不掛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 [信]
「四代香港人」，呂大樂寫過、曹仁超講過，我也想分享我的一點看法。
這是一個什麼都有的年代。如果說上一代人只要拚了命讀書就能成功的話，這代人的遊戲規則已經轉變。
以前看書是學習，也是娛樂。孩子愛看書，正因為選擇太少。這代人物質太豐盛，娛樂方法也多。單說坐車，可以聽iPod、打PSP╱NDS、致電朋友「攝時間」。就是想靜下來看看書，也會有日本漫畫、無記劇集、PPStream等分散注意力。我從小就被媽媽說我「坐唔定」，我就奇怪，那麼多東西分散我的注意力，哪有可能坐得定。
面對着太多娛樂的方式，要抵擋誘惑，抽出身來，難。
總覺得，這代年輕人總少了點靈氣。中學讀到白先勇上課時偷看《琥珀》，也不理老師教什麼量球徑測長度，自看得津津有味。我不禁馳想，那年代的人，偷懶也偷得比我們瀟灑。
今日的中學生不偷懶嗎？不。上課玩PSP，偷看新一期EXAM連載，偷發諸如「BB我愛你」等肉麻短信，盡皆俗不可耐。
這不能全怪年輕人。我把以上種種「好東西」塞給白先勇，他也一定會覺得電腦遊戲比較吸引。我敢寫包單，愛文學的白先勇也一定為《金庸群俠傳online》着迷，誰都覺得「連機」打Winning Eleven緊張刺激，問題是少年人一定未夠慧黠看清事情的長遠價值，中伏是理所當然，要問的問題是我們今日要如何避免中伏。
我們這一代想要成功，先決條件是擁有抗誘能力。只有能夠抵抗眾多娛樂誘惑，我們才有最基本的、自我增值的籌碼。
從精煉到「派膠」
以往的人學一門學問，認真研究便足夠；這一代人，每日都被不同資訊轟炸，要先從眾多聲音中理清脈絡，才能開始認真研究。古人讀四書五經，聖賢之道，勝在字字珠璣。今人迷失在浩瀚網海，報章厚如枕頭，高登論壇淪陷在「膠已派」、「酒已賜」等無聊回覆之中。
人們一看到長上少許的文章，「好悶呀」、「嘩，咁長唔睇」等回覆此起彼落。於是我們變成了口號式的一代，只喜歡看point-form，只喜歡嬉笑怒罵，因為我笑你，我寸你，我鬧你，只需將自己放於道德高地，毋須跟你認認真真、實事求是地討論下去。
在眾多雜訊之中，要以理性認識世界，實事求是地獨立思考，又是一難。
改變遊戲規則
不是埋怨，不是自鳴清高，而是想指出一點：社會進步了，環境變化了，今天我們需要的是另一種能力，玩的是另一種遊戲規則。
從前有個共和國家，每年都要建不少高塔。這些高塔原本是由所有民眾合作建設的，大家無分彼此，一起思考，大家都會算角度，計重量，大家都能看到整座高塔的意義，大家都是偉大的工程師。但有一日暴君成功入侵，命令將所有工序細化，命令一班奴隸各自負責建築不同工序。於是擔泥的，只懂得擔泥，眼中也就自然只有那一坨泥。整套智慧集中在那一小撮最上層的建築師當中。
於是擔泥的繼續擔泥，他的兒子也將繼續擔泥，他的孫子也將繼續擔泥……今日，奴役我們的則是金錢、觀念、規則。
且看大學選科，單單商科已夠狹窄，還要分拆成各種主修如管理、市場營銷、金融、資訊系統、風險管理、計量分析……經濟上的效率是提升了，我們擁有更多所謂專才，但學生們要看到全局就更難，眼光也就更狹窄。
我認同division of labor與specialization的理念，但在這樣一套規則下，我們要做得更多，才能脫離奴隸的身份。
我們社會現代化了，現代化到了一個地步，由我們出生那天開始，已有太多既定的路讓我們走，已有太多細化的工作準備讓我們做：考好學能測驗、考名校、上大學、讀醫讀法讀商、進大公司、一步一步晉升。不像上一代，他們孑然一身地往香港闖，辛苦是辛苦，但他們是當年的規則設計者，有一份瀟灑，有一份豪氣，有一份遠見，是我們這一代要付出雙倍努力才能學到的。
我們活在太多看起來「設計得很好」的規則中，反而像那些只看到一坨泥的奴隸工人一樣，眼中只有會考、高考、GPA、iBanks……沒錯，一出來社會做事一定是由奴隸做起，這無可厚非，也是理所當然。但就算是奴隸的身份，我們也要有主人的意識——用主人的角度理解規則、改變規則、創造規則，直到有一日我們也變成主人。
主人意識，放在奴性特重的中國人社會中，又是一難。
噪音中尋找真相
上一代人說什麼「多勞多得」，離我們愈來愈遠。在抵達「多勞多得」的遊戲之前，我們得抵抗眾多的誘惑，在芸芸噪音中找到真相，還要用奴隸的身份活出主人的意識……這才僅僅擁有成功的資本而已。
除了語文能力、表達技巧、人際關係這些基本必備的soft skills外，我們更需要思維上的進步和突破。也不是要無病呻吟，我們只是認清形勢，讓我們還年輕、還有熱情的時候，發光發熱：男兒何不掛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 [信]
香港面對兩代之爭
2010-01-06 香港商報 A07, 商報論壇, 港事講場, 楊漢群
近年，香港的社會運動一浪接一浪，這些運動針對的議題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點：年輕的面孔。運動的參與者很多都是1980年至1989年之間出生的青年，一般稱為「八十後」。近年「八十後」日益活躍，凸顯了兩代角力的局面。
「青」 字打出頭
目前，在高樓價、人浮於事、社會上升階梯日窄的大環境下，香港青年面對的，是安居無期、成家無望、事業前途不明朗這類最基本的人生問題，這在近年的流行文化和城中熱話中多有反映。道出青年心聲的歌曲如《一事無成》、《邊一個發明了返工》、網上「許文彪」短片、年輕醫生、律師買不起樓的電台「烽煙」等，正好印證了行政長官曾蔭權在2009至2010施政報告第88點中提到青年「無奈和鬱悶」的心態。過去香港曾有「工字不出頭」的說法，今日已是「青」字不出頭了。不甘坐困的青年要「打出頭」，很容易會將矛頭指向掌控建制的上一代。
兩代衝突角力
「八十後」不滿現行建制，是可以理解的。現時主導香港的人，主要是上世紀50年代出生，70年代投身社會的一群，泛稱為「第二代」(可參看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呂大樂教授於2007年發表的《四代香港人》一書)。「第二代」對香港有過貢獻，然而，隨着世界、中國、香港的變遷，他們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每每應對乏力和失誤頻頻。1997至1998年金融風暴及隨後數年的經濟衰退、2003「非典」疫症、教育政策混亂、社會上最大既得利益者貪得無厭等，「八十後」在成長路途上看在眼裏，「第二代」給他們的印象，就是只懂死抱既得利益，卻無法為香港開創新局。「第二代」的無德無能和不合時宜，就成為「八十後」的集體記憶。
「第二代」和「八十後」的矛盾，也表現在生活上的追求。「第二代」生於物質較匱乏的時期，心理上追求無限財富和片面經濟增長；「八十後」生於香港最富裕的年代，精神思想上有更高的追求，這在一些追求社會公義的運動上如保護古蹟、環保、反對盲目發展、揭露地產商的不良建築及售樓手法、支持菜園村不遷不拆等議題上，都有充分反映。掌控建制的「第二代」不明所以，一味哼着經濟發展、財富增值、加強競爭力等老調，形成兩代人精神思想上的巨大鴻溝。
至於「第二代」眼中的「好」，在「八十後」看來，也每多負面。例如「第二代」的「有樓階級」一向以為「樓價升代表經濟好」，「八十後」卻是「樓價升代表永遠無屋住」；「第二代」認為發展經濟就可以令整個社會得益，但「八十後」看到的卻是社會財富大幅增長的同時，貧富日益懸殊，而自己成為無產階級的機會又遠遠大於晉身為中產階級，極可能變成社會上的失敗者，永遠承受「第二代」對他們「一代不如一代」的訓斥。
面對這個困局，「八十後」會問：「社會上的既得利益者只是出生較我們早、機會較我們多而已，但如此品德、如此才幹，憑什麼領導香港？憑什麼永遠騎在我們的頭上？我們為什麼要永遠忍受他們製造出來的不公不義？」「八十後」發覺再不起來向「第二代」這群老而不「說不」，自己和香港的前途都會完蛋，為己為港，自當奮起。如此，兩代之間出現衝突和角力，也就自然不過。
勿低估青年動力條件
現時，「八十後」雖然無權無錢無勢，卻無損他們的抗爭動力和條件。第一，青年有使命感，不忍香港繼續沉淪，這是理想和感性的動力。第二，隨着年紀漸長，青年所面對的安居難、成家難、就業難、無出路等重大人生問題日見尖銳和迫切，他們的內心也更為焦急，抗爭的動力也更大。第三，青年沒有基礎、沒有包袱、沒有出路，抗爭成本比已屆中年的中產人士低很多，故青年的「沒有」，就成為「更激」的條件。第四，青年日益懂得利用日新月異的網絡和通訊科技發動輿論和組織動員，壯大影響力，這是工具的條件。第五，比「八十後」年輕的「九十後」青少年，日漸懂事，不滿、不安的情緒也正在醞釀，反對現行建制的青年必定源源不絕，這是年齡和人數的條件。有這些動力和條件，青年絕不是建制中的權力和金錢所能輕易擊倒的。
兩代之爭已經擺在香港面前。「八十後」看不起、也不會跟從「第二代」所定的遊戲規則，故「第二代」所面對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競爭模式。「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經常強調老舊一套「競爭力」的「第二代」，有能力和智慧面對「八十後」全新形式的競爭嗎？
近年，香港的社會運動一浪接一浪，這些運動針對的議題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點：年輕的面孔。運動的參與者很多都是1980年至1989年之間出生的青年，一般稱為「八十後」。近年「八十後」日益活躍，凸顯了兩代角力的局面。
「青」 字打出頭
目前，在高樓價、人浮於事、社會上升階梯日窄的大環境下，香港青年面對的，是安居無期、成家無望、事業前途不明朗這類最基本的人生問題，這在近年的流行文化和城中熱話中多有反映。道出青年心聲的歌曲如《一事無成》、《邊一個發明了返工》、網上「許文彪」短片、年輕醫生、律師買不起樓的電台「烽煙」等，正好印證了行政長官曾蔭權在2009至2010施政報告第88點中提到青年「無奈和鬱悶」的心態。過去香港曾有「工字不出頭」的說法，今日已是「青」字不出頭了。不甘坐困的青年要「打出頭」，很容易會將矛頭指向掌控建制的上一代。
兩代衝突角力
「八十後」不滿現行建制，是可以理解的。現時主導香港的人，主要是上世紀50年代出生，70年代投身社會的一群，泛稱為「第二代」(可參看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呂大樂教授於2007年發表的《四代香港人》一書)。「第二代」對香港有過貢獻，然而，隨着世界、中國、香港的變遷，他們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每每應對乏力和失誤頻頻。1997至1998年金融風暴及隨後數年的經濟衰退、2003「非典」疫症、教育政策混亂、社會上最大既得利益者貪得無厭等，「八十後」在成長路途上看在眼裏，「第二代」給他們的印象，就是只懂死抱既得利益，卻無法為香港開創新局。「第二代」的無德無能和不合時宜，就成為「八十後」的集體記憶。
「第二代」和「八十後」的矛盾，也表現在生活上的追求。「第二代」生於物質較匱乏的時期，心理上追求無限財富和片面經濟增長；「八十後」生於香港最富裕的年代，精神思想上有更高的追求，這在一些追求社會公義的運動上如保護古蹟、環保、反對盲目發展、揭露地產商的不良建築及售樓手法、支持菜園村不遷不拆等議題上，都有充分反映。掌控建制的「第二代」不明所以，一味哼着經濟發展、財富增值、加強競爭力等老調，形成兩代人精神思想上的巨大鴻溝。
至於「第二代」眼中的「好」，在「八十後」看來，也每多負面。例如「第二代」的「有樓階級」一向以為「樓價升代表經濟好」，「八十後」卻是「樓價升代表永遠無屋住」；「第二代」認為發展經濟就可以令整個社會得益，但「八十後」看到的卻是社會財富大幅增長的同時，貧富日益懸殊，而自己成為無產階級的機會又遠遠大於晉身為中產階級，極可能變成社會上的失敗者，永遠承受「第二代」對他們「一代不如一代」的訓斥。
面對這個困局，「八十後」會問：「社會上的既得利益者只是出生較我們早、機會較我們多而已，但如此品德、如此才幹，憑什麼領導香港？憑什麼永遠騎在我們的頭上？我們為什麼要永遠忍受他們製造出來的不公不義？」「八十後」發覺再不起來向「第二代」這群老而不「說不」，自己和香港的前途都會完蛋，為己為港，自當奮起。如此，兩代之間出現衝突和角力，也就自然不過。
勿低估青年動力條件
現時，「八十後」雖然無權無錢無勢，卻無損他們的抗爭動力和條件。第一，青年有使命感，不忍香港繼續沉淪，這是理想和感性的動力。第二，隨着年紀漸長，青年所面對的安居難、成家難、就業難、無出路等重大人生問題日見尖銳和迫切，他們的內心也更為焦急，抗爭的動力也更大。第三，青年沒有基礎、沒有包袱、沒有出路，抗爭成本比已屆中年的中產人士低很多，故青年的「沒有」，就成為「更激」的條件。第四，青年日益懂得利用日新月異的網絡和通訊科技發動輿論和組織動員，壯大影響力，這是工具的條件。第五，比「八十後」年輕的「九十後」青少年，日漸懂事，不滿、不安的情緒也正在醞釀，反對現行建制的青年必定源源不絕，這是年齡和人數的條件。有這些動力和條件，青年絕不是建制中的權力和金錢所能輕易擊倒的。
兩代之爭已經擺在香港面前。「八十後」看不起、也不會跟從「第二代」所定的遊戲規則，故「第二代」所面對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競爭模式。「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經常強調老舊一套「競爭力」的「第二代」，有能力和智慧面對「八十後」全新形式的競爭嗎？
香港的80後
2010-01-10 南洋商報(馬來西亞) A14, 言論, 鏗鏘玫瑰, 閭丘露薇
一群自稱為80後的香港年輕人，正在用苦行的方式走遍香港，準備用四天三夜的時間，在星期五抵達中環的立法會。因為這一天，立法會將會就高鐵的撥 款申請進行投票，如果申請通過，香港高鐵的興建成為定案，一個位於香港新界的小村莊菜園村，將因興建高鐵的徵地而被清拆。
這些年輕人不是第一次用苦行的方式反對興建高鐵，上個月，他們連續三天圍 繞立法會苦行，走二十六步，嗑一次頭。他們手中拿著米粒，象徵著香港人的果實。他們說這樣做是不希望香港人的公帑被浪費，雖然不是菜園村的村民，但他們希望這樣可以給那些不願意搬遷的村民一些支持。苦行請願受到批評 這些年輕人的舉動也面對不少的批評，網上出現了一個80後不代表我的facebo ok小組，批評他們用80後這個名稱，但代表不了所有80後年輕人。他們也遭到周邊一些長輩的嘲笑，認為這些年輕人只是為了出名而做秀。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對這些年輕人體諒很多，他在自己的博客裡面談到這些年輕 人的時候認為，這些被稱為第四代香港人的年輕人，他們其實更愛香港，更愛表達。他認為年輕人就是應該有衝勁、有激情，他更是拿出自己當年參加學生運動的經歷來告訴大家，誰沒有過激情燃燒的歲月。
只是，曾俊華的感觸一些年輕人並不領情，這是因為在曾俊華的眼中，現在香港80後的物質生活優厚，教育水平高于父輩，因此認定這些年輕人們關注的可能是物業會所有什麼設施、泳池有多大、私隱度是否足夠等等。他認為80後的要求過高。
但是現實似乎不是高官眼中的這樣，現在香港的年輕人接受過專上教育的人數 所占的比例從96年的18.5%上升到06年的30.6%，達到27萬人，但是收入在過去十年減少。香港政府公佈的數字，香港整體僱員收入在過去十年增加了百分之9.4，從9 7年的9600港元上升到08年的10500港元，但是年輕人卻是不升反跌。20到24嵗的收入中位數，97年有8200港元，08年只有7500港元，下跌百分之8.5，相反45到49嵗的中年人收入中位數上升了百分之二十五，08年為1.2萬港元。年輕人想法更長遠 年輕人難找工作，高學歷要找低工資的工作，置業變成更加遙遠的夢想，這些，即便是相當寬容的財政司司長似乎也沒有看到。在他的心目中，這些年輕人是生活在一個不需要為物質擔憂的年代，因?已經走過了年輕的他們，正在收穫經濟果實。年輕人們認定責任在於政府，而這裡面其實也和一個人所处的時代有關。就好像一家公司，剛剛起步擴展的時候，因?從零開始，年輕人當然擁有無數的機會，但是在公司穩定之後，當年的年輕人變成了中年人，而這些中年人已經牢牢的坐在了公司的各個管理層職位上，基本上要等到退休之後，其他人才會有機會。香港社會和其他經過迅速發展，進入穩定階段的社會一樣，年輕人的頭頂被中年人牢牢的蓋住，要出頭，比那些中年人年輕的時候，難得多。
很多從苦日子打拼過來的中年人或者老年人看不慣現在的這些年輕人，認?他們只會抱怨。但他們沒有想到，正是因?不同的起點，不同的環境，每一代人的要求也就不同。其實，這些年輕人為自己爭取更多的時候，就是在為我們的下一代爭取，興建高鉄付出的是我們這些納稅人的金錢，但是未來要承擔維護開支的是下一代的人。這一點，80後的香港年輕人，從身體力行保衛天星碼頭開始，就顯得要比政府，還有很多他們的父輩們想得長遠的多。
一群自稱為80後的香港年輕人，正在用苦行的方式走遍香港，準備用四天三夜的時間，在星期五抵達中環的立法會。因為這一天，立法會將會就高鐵的撥 款申請進行投票，如果申請通過，香港高鐵的興建成為定案，一個位於香港新界的小村莊菜園村，將因興建高鐵的徵地而被清拆。
這些年輕人不是第一次用苦行的方式反對興建高鐵，上個月，他們連續三天圍 繞立法會苦行，走二十六步，嗑一次頭。他們手中拿著米粒，象徵著香港人的果實。他們說這樣做是不希望香港人的公帑被浪費，雖然不是菜園村的村民，但他們希望這樣可以給那些不願意搬遷的村民一些支持。苦行請願受到批評 這些年輕人的舉動也面對不少的批評，網上出現了一個80後不代表我的facebo ok小組，批評他們用80後這個名稱，但代表不了所有80後年輕人。他們也遭到周邊一些長輩的嘲笑，認為這些年輕人只是為了出名而做秀。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對這些年輕人體諒很多，他在自己的博客裡面談到這些年輕 人的時候認為，這些被稱為第四代香港人的年輕人，他們其實更愛香港，更愛表達。他認為年輕人就是應該有衝勁、有激情，他更是拿出自己當年參加學生運動的經歷來告訴大家，誰沒有過激情燃燒的歲月。
只是，曾俊華的感觸一些年輕人並不領情，這是因為在曾俊華的眼中，現在香港80後的物質生活優厚，教育水平高于父輩，因此認定這些年輕人們關注的可能是物業會所有什麼設施、泳池有多大、私隱度是否足夠等等。他認為80後的要求過高。
但是現實似乎不是高官眼中的這樣，現在香港的年輕人接受過專上教育的人數 所占的比例從96年的18.5%上升到06年的30.6%，達到27萬人，但是收入在過去十年減少。香港政府公佈的數字，香港整體僱員收入在過去十年增加了百分之9.4，從9 7年的9600港元上升到08年的10500港元，但是年輕人卻是不升反跌。20到24嵗的收入中位數，97年有8200港元，08年只有7500港元，下跌百分之8.5，相反45到49嵗的中年人收入中位數上升了百分之二十五，08年為1.2萬港元。年輕人想法更長遠 年輕人難找工作，高學歷要找低工資的工作，置業變成更加遙遠的夢想，這些，即便是相當寬容的財政司司長似乎也沒有看到。在他的心目中，這些年輕人是生活在一個不需要為物質擔憂的年代，因?已經走過了年輕的他們，正在收穫經濟果實。年輕人們認定責任在於政府，而這裡面其實也和一個人所处的時代有關。就好像一家公司，剛剛起步擴展的時候，因?從零開始，年輕人當然擁有無數的機會，但是在公司穩定之後，當年的年輕人變成了中年人，而這些中年人已經牢牢的坐在了公司的各個管理層職位上，基本上要等到退休之後，其他人才會有機會。香港社會和其他經過迅速發展，進入穩定階段的社會一樣，年輕人的頭頂被中年人牢牢的蓋住，要出頭，比那些中年人年輕的時候，難得多。
很多從苦日子打拼過來的中年人或者老年人看不慣現在的這些年輕人，認?他們只會抱怨。但他們沒有想到，正是因?不同的起點，不同的環境，每一代人的要求也就不同。其實，這些年輕人為自己爭取更多的時候，就是在為我們的下一代爭取，興建高鉄付出的是我們這些納稅人的金錢，但是未來要承擔維護開支的是下一代的人。這一點，80後的香港年輕人，從身體力行保衛天星碼頭開始，就顯得要比政府，還有很多他們的父輩們想得長遠的多。
問題不在青年！
2010-01-16 明報加西版(溫哥華) D12, 世紀, 世紀．Generation, 李祖喬、黃宇軒
近日大部分關於「青年」或「八十後」的討論，都是失焦的。論者歸根究柢都在問兩個問題：1980年後出生的人究竟怎樣想？這些想法，是否真的主導了香港最近的政治與社會狀况？
糾纏於這兩個問題是徒勞的——根本就無法斷言1980年後出生的人，究竟有何可被歸納的共同價值或想法。我們看見，有些生於198X年的人自稱「反對激進」；有些196X年的人同樣支持「八十後」的行為。事實上，這是問錯問題。我們不應把「八十後」視為某個實證的群體，去尋找究竟他們實際上是怎樣。相反，我們應把這個詞語理解為政治舞台上冒起的一個角色，由哪位演員演出並非最重要；關鍵在於，這個具爭議性的角色踏上台板，對香港政治產生什麼含意？它嶄露頭角，成為觀眾討論（不論認同或反感）的焦點，反映了社會大眾怎樣的欲望？
這個角色的形態，實際上是「激進的青年」的同義詞。論者用上「八十後」這個字的時候，明顯並非討論生物年齡，而在指涉某些對政治和社會的看法和價值，爭論當下的情况「是否屬於青年」、「是否屬於激進」。所謂「八十後」，實際上是一種新的「政治身分」（如同「中產」），而「激進」則是新的「行動方式」。在這兩個維度上，「八十後」挑戰了九七以來香港政治想像的兩個重要坐標：「世代論」與「七一」。
青年的政治身分：新時間觀念先談第一個坐標。世代論，泛指論者援引呂大樂《四代香港人》而對當下政治情景所作的判斷——階級流動隧道的阻塞，促成了代際衝突，使「青年」愈益不滿，也促成了當下的政治運動。
然而，「八十後」的身分，與階級式「世代論」的縫合，是論述相爭與組構（fabrication）的結果，非自然而然。簡言之，「八十後」被描繪為「第四代人」，反映的是成為「中產」的欲望，渴求的是「經濟穩定」——一種依然坐落於殖民歷史脈絡的時間觀念——五十年不變。人們只會在無法「馬照跑，舞照跳」的情况下被迫出來。任何政治衝突，都是無法向上流動的結果。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回歸十年後才出版。面對青年異軍突起，論者只能追溯至這本小書，並不顯出思想的困乏，而是反映了一種「近視」的毛病，以殖民地時代的政治之道切入，卻看不見回歸後的概念轉化。
將時間撥前三年，在一篇副題謙謂「偏頗觀察」的文章中，作為外來者的龍應台寫道：「我所目睹的21世紀初的香港，已經脫離殖民七年了，政府是一個香港人的政府，但是我發現，政府機器的運作思維，仍舊是殖民時代的思維。」龍應台批判「中環價值」，呼籲「脫離殖民」（這組字出現了九次）。如果這要指向一個關鍵角色，就是「新一代人」，沒有港英記憶的青年人。從這種角度看，在〈香港，你往哪裏去？〉這篇2004年的文章，龍應台早就提出了一種與當下主流截然不同的代際關係分析：在九七後成長的香港公民，與九七前成長的一代，存在於不同的歷史情景，前者對後者的挑戰，將是一種關乎脫離殖民的政治。所以，後來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2004）與呂大樂指的「第二代香港人」，指的其實是「一代受殖民政治結構形塑的人」。
勿論《四代香港人》的原意，但它被官員和各大社論簇擁，挪用來詮釋代際關係，顯現的是一種時間觀倒流的欲望——希望重新回到經濟安定、不問政治的港英時代。而「青年」和「八十後」這些字詞，實際上是屬於時間的概念，指向未來、未知而有待自我實踐的時間觀。我們認識的以「八十後」作政治身分的朋友，都難以投入呂大樂的「二零四七」，但卻認為龍應台的〈香港，你往哪裏去？〉和梁文道的〈時間站在我們這邊〉（2007），比緬懷過去更有震撼人心的意味。
換言之，作為政治身分的「八十後」之所以進佔報章頭條，並不是因為示威者年輕，而是他們背負着「擺脫過去、指向未來」，跳出凝固時間的欲望。對在港英時代長大、努力成為「中產」、抗共保繁榮的人來說，這正是最無法理解的。問題在時間觀念與對未來的投射，而不在生物年齡的差異。而未來為何，根本就因人而異，無法綜合。所以我們看到不同的「八十後」於所有生活議題上開火，對所有沿襲港英的制度都不滿，而不再僅僅糾纏於「普選」的口號。事實上，以「泛民」為主體，「普選」為目標的進步政治，也是港英時代的產物，這就牽涉第二個坐標。
激進：新政治理性
第二個坐標，是被用來評價政治行動是否「激進」和「成功」的「七一」。
2003年引發五十萬人上街的「七一」，一直被視為香港人的勝利，既展示了港人爭取普選、捍衛言論自由的決心，也看到理性和平地「表達訴求」的好處。直到今天，泛民仍然以七一的「邏輯」動員：以「普選」的口號發動上街，慢行、叫喊及到達政總後逐漸散去完成遊行，以遊行人數在議會內迫使政府改變。
但是，這套成功典範的方程式，有許多前設，甚至成為我們日後評價任何運動的基準。例如，當中的政治身分，需要是「理性的香港人」；目的是「爭取最多市民的認同」的「民主」，以「和平」的手法表達對「中央」的不滿；當中的領導者是「泛民」，主角則是不滿的「中產」；所謂「成功」的結果，就是在沒有破壞城市運作的情况下，迫使建制派議員否決議案。離開這套法則的任何政治運動，輿論的修辭都會說，這批人「不理性」、「不代表香港人」、「鬆散」、「無法爭取市民認同」、「破壞城市運作」、「不認同議會」，成為「錯誤」或「徒勞」的政治行動。
這正正是不少媒體和論者刻劃近年政治運動的方式，彷彿認為，「理性」地「民主抗共」的，就是「香港人」；自發的、偏離以上準則的社會運動，卻只是「激進的少數」。政府今天一直避免的，就是「七一」的重演；而泛民一直的目標，就是重演「七一」。對於天星皇后、市區重建、高鐵，論者都只視之為操作上的缺陷，而非結構性的失衡。我們總認為「民主」、「七一」等民運是家國大事，「天星皇后」等社運只是生活小品。鮮有思考，這兩套運動的方式，源自不同政經結構和政治概念，回應着不同的時代。
理性不是永恆的，而是特定時空和政經脈絡下的產物。我們曾研究香港示威理性的轉化，發現遵守規則、井然有序地表達訴求的方式，源於七十年代初把維園劃成合法示威區的保釣運動，港英殖民政府延續了六七暴動非常時期的公安條例，衡量日後和平時期的政治行動。關鍵是，我們還常以為自身有着西方自由主義式的「表達不同意見的自由」，可以在不傷害「受影響的附近商戶和市民」的原則下表達意見，卻很少想起我們本身就身處不公平的殖民式社會結構，自港英承襲至特區。以為擁有表達政治自由（示威），現實卻總讓位予經濟自由（受影響商戶），此點我們頗受羅永生於某講座上提出香港殖民式「虛擬的自由主義」所啟發。那套以泛民為領導、中產為主力、議會為目標、中共為他者、不傷害經濟的「民主運動」，是港英時代隨着八八直選、六四、政改等衍生的政治理性。
所以，連串「激進」事件，實際上暴露了我們「理性」的標準和限制。香港政治上的「理性」一方面可以大義凜然，「民主抗共」、「爭取市民認同」、「不影響市民」；但當它面對今天的情景，卻非常無力及盲目：看到社民連，會指他們暴力，忘記這是選民所授權、進議會向非民主政府的發泄行為；絕食、包圍與簡單的推撞，在西方甚至內地都屢見不鮮，但都會被視為「過激」。今年元旦大遊行，泛民議員號召群眾縛上絲帶後自行散去，引來柴台；極多青年支持五區總辭，認為議會無法代表自己，可見以民運與七一為典範的政治想像，逐漸失效。事實上，除了2003年之外，往後的七一，與其說是民主運動，不如更像公民社會的民調，以嘉年華的多元方式衡量政府各方面的施政。「八十後」的「激進行為」讓我們看到，七一和民主運動所奠下的政治概念和行動理性，在今天的時空已不再進步。這些理性與概念，也是殖民地的遺產。
問題不在青年！
「八十後」實指的「激進青年」，在政治舞台上擔當上一個角色。有關這位角色出現的種種論述，正共同改變着這齣劇的舞台背景。兩座回歸後一直被挪用來解釋和評價香港政治的重要坐標——「世代論」與「七一」——正前所未見地被動搖。從動搖之中，我們可看到脫離殖民遺產的政治行動空間。我們一直問錯問題，出生於八○年之後的人怎樣想，是個無法回答的自潰式問題。更重要的是，以「八十後」去動員、去表達政治意見的身分，能成為什麼和意味什麼：它反映了怎樣的世界想像？它基於什麼歷史條件之下誕生？是否就此奠下香港未來的政治形態？這些才是我們必須繼續探索的問題。
近日大部分關於「青年」或「八十後」的討論，都是失焦的。論者歸根究柢都在問兩個問題：1980年後出生的人究竟怎樣想？這些想法，是否真的主導了香港最近的政治與社會狀况？
糾纏於這兩個問題是徒勞的——根本就無法斷言1980年後出生的人，究竟有何可被歸納的共同價值或想法。我們看見，有些生於198X年的人自稱「反對激進」；有些196X年的人同樣支持「八十後」的行為。事實上，這是問錯問題。我們不應把「八十後」視為某個實證的群體，去尋找究竟他們實際上是怎樣。相反，我們應把這個詞語理解為政治舞台上冒起的一個角色，由哪位演員演出並非最重要；關鍵在於，這個具爭議性的角色踏上台板，對香港政治產生什麼含意？它嶄露頭角，成為觀眾討論（不論認同或反感）的焦點，反映了社會大眾怎樣的欲望？
這個角色的形態，實際上是「激進的青年」的同義詞。論者用上「八十後」這個字的時候，明顯並非討論生物年齡，而在指涉某些對政治和社會的看法和價值，爭論當下的情况「是否屬於青年」、「是否屬於激進」。所謂「八十後」，實際上是一種新的「政治身分」（如同「中產」），而「激進」則是新的「行動方式」。在這兩個維度上，「八十後」挑戰了九七以來香港政治想像的兩個重要坐標：「世代論」與「七一」。
青年的政治身分：新時間觀念先談第一個坐標。世代論，泛指論者援引呂大樂《四代香港人》而對當下政治情景所作的判斷——階級流動隧道的阻塞，促成了代際衝突，使「青年」愈益不滿，也促成了當下的政治運動。
然而，「八十後」的身分，與階級式「世代論」的縫合，是論述相爭與組構（fabrication）的結果，非自然而然。簡言之，「八十後」被描繪為「第四代人」，反映的是成為「中產」的欲望，渴求的是「經濟穩定」——一種依然坐落於殖民歷史脈絡的時間觀念——五十年不變。人們只會在無法「馬照跑，舞照跳」的情况下被迫出來。任何政治衝突，都是無法向上流動的結果。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回歸十年後才出版。面對青年異軍突起，論者只能追溯至這本小書，並不顯出思想的困乏，而是反映了一種「近視」的毛病，以殖民地時代的政治之道切入，卻看不見回歸後的概念轉化。
將時間撥前三年，在一篇副題謙謂「偏頗觀察」的文章中，作為外來者的龍應台寫道：「我所目睹的21世紀初的香港，已經脫離殖民七年了，政府是一個香港人的政府，但是我發現，政府機器的運作思維，仍舊是殖民時代的思維。」龍應台批判「中環價值」，呼籲「脫離殖民」（這組字出現了九次）。如果這要指向一個關鍵角色，就是「新一代人」，沒有港英記憶的青年人。從這種角度看，在〈香港，你往哪裏去？〉這篇2004年的文章，龍應台早就提出了一種與當下主流截然不同的代際關係分析：在九七後成長的香港公民，與九七前成長的一代，存在於不同的歷史情景，前者對後者的挑戰，將是一種關乎脫離殖民的政治。所以，後來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2004）與呂大樂指的「第二代香港人」，指的其實是「一代受殖民政治結構形塑的人」。
勿論《四代香港人》的原意，但它被官員和各大社論簇擁，挪用來詮釋代際關係，顯現的是一種時間觀倒流的欲望——希望重新回到經濟安定、不問政治的港英時代。而「青年」和「八十後」這些字詞，實際上是屬於時間的概念，指向未來、未知而有待自我實踐的時間觀。我們認識的以「八十後」作政治身分的朋友，都難以投入呂大樂的「二零四七」，但卻認為龍應台的〈香港，你往哪裏去？〉和梁文道的〈時間站在我們這邊〉（2007），比緬懷過去更有震撼人心的意味。
換言之，作為政治身分的「八十後」之所以進佔報章頭條，並不是因為示威者年輕，而是他們背負着「擺脫過去、指向未來」，跳出凝固時間的欲望。對在港英時代長大、努力成為「中產」、抗共保繁榮的人來說，這正是最無法理解的。問題在時間觀念與對未來的投射，而不在生物年齡的差異。而未來為何，根本就因人而異，無法綜合。所以我們看到不同的「八十後」於所有生活議題上開火，對所有沿襲港英的制度都不滿，而不再僅僅糾纏於「普選」的口號。事實上，以「泛民」為主體，「普選」為目標的進步政治，也是港英時代的產物，這就牽涉第二個坐標。
激進：新政治理性
第二個坐標，是被用來評價政治行動是否「激進」和「成功」的「七一」。
2003年引發五十萬人上街的「七一」，一直被視為香港人的勝利，既展示了港人爭取普選、捍衛言論自由的決心，也看到理性和平地「表達訴求」的好處。直到今天，泛民仍然以七一的「邏輯」動員：以「普選」的口號發動上街，慢行、叫喊及到達政總後逐漸散去完成遊行，以遊行人數在議會內迫使政府改變。
但是，這套成功典範的方程式，有許多前設，甚至成為我們日後評價任何運動的基準。例如，當中的政治身分，需要是「理性的香港人」；目的是「爭取最多市民的認同」的「民主」，以「和平」的手法表達對「中央」的不滿；當中的領導者是「泛民」，主角則是不滿的「中產」；所謂「成功」的結果，就是在沒有破壞城市運作的情况下，迫使建制派議員否決議案。離開這套法則的任何政治運動，輿論的修辭都會說，這批人「不理性」、「不代表香港人」、「鬆散」、「無法爭取市民認同」、「破壞城市運作」、「不認同議會」，成為「錯誤」或「徒勞」的政治行動。
這正正是不少媒體和論者刻劃近年政治運動的方式，彷彿認為，「理性」地「民主抗共」的，就是「香港人」；自發的、偏離以上準則的社會運動，卻只是「激進的少數」。政府今天一直避免的，就是「七一」的重演；而泛民一直的目標，就是重演「七一」。對於天星皇后、市區重建、高鐵，論者都只視之為操作上的缺陷，而非結構性的失衡。我們總認為「民主」、「七一」等民運是家國大事，「天星皇后」等社運只是生活小品。鮮有思考，這兩套運動的方式，源自不同政經結構和政治概念，回應着不同的時代。
理性不是永恆的，而是特定時空和政經脈絡下的產物。我們曾研究香港示威理性的轉化，發現遵守規則、井然有序地表達訴求的方式，源於七十年代初把維園劃成合法示威區的保釣運動，港英殖民政府延續了六七暴動非常時期的公安條例，衡量日後和平時期的政治行動。關鍵是，我們還常以為自身有着西方自由主義式的「表達不同意見的自由」，可以在不傷害「受影響的附近商戶和市民」的原則下表達意見，卻很少想起我們本身就身處不公平的殖民式社會結構，自港英承襲至特區。以為擁有表達政治自由（示威），現實卻總讓位予經濟自由（受影響商戶），此點我們頗受羅永生於某講座上提出香港殖民式「虛擬的自由主義」所啟發。那套以泛民為領導、中產為主力、議會為目標、中共為他者、不傷害經濟的「民主運動」，是港英時代隨着八八直選、六四、政改等衍生的政治理性。
所以，連串「激進」事件，實際上暴露了我們「理性」的標準和限制。香港政治上的「理性」一方面可以大義凜然，「民主抗共」、「爭取市民認同」、「不影響市民」；但當它面對今天的情景，卻非常無力及盲目：看到社民連，會指他們暴力，忘記這是選民所授權、進議會向非民主政府的發泄行為；絕食、包圍與簡單的推撞，在西方甚至內地都屢見不鮮，但都會被視為「過激」。今年元旦大遊行，泛民議員號召群眾縛上絲帶後自行散去，引來柴台；極多青年支持五區總辭，認為議會無法代表自己，可見以民運與七一為典範的政治想像，逐漸失效。事實上，除了2003年之外，往後的七一，與其說是民主運動，不如更像公民社會的民調，以嘉年華的多元方式衡量政府各方面的施政。「八十後」的「激進行為」讓我們看到，七一和民主運動所奠下的政治概念和行動理性，在今天的時空已不再進步。這些理性與概念，也是殖民地的遺產。
問題不在青年！
「八十後」實指的「激進青年」，在政治舞台上擔當上一個角色。有關這位角色出現的種種論述，正共同改變着這齣劇的舞台背景。兩座回歸後一直被挪用來解釋和評價香港政治的重要坐標——「世代論」與「七一」——正前所未見地被動搖。從動搖之中，我們可看到脫離殖民遺產的政治行動空間。我們一直問錯問題，出生於八○年之後的人怎樣想，是個無法回答的自潰式問題。更重要的是，以「八十後」去動員、去表達政治意見的身分，能成為什麼和意味什麼：它反映了怎樣的世界想像？它基於什麼歷史條件之下誕生？是否就此奠下香港未來的政治形態？這些才是我們必須繼續探索的問題。
中港80後 經歷不同卻有共鳴
2010-01-19 香港經濟日報 A27, 國是港事, 沈旭暉 、陳偉信
香港的「80後」是經歷了殖民主義與主權交接的一群，也是在西方民主化土壤成長過的最後一群。
他們的價值也許不及舊有的殖民精英靠攏着西方自由主義文明，卻肯定不是如學者們的指標一樣，同屬同一個文明體系。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曾預言今後的國際關係將以文明對立為主導，並在文明與文明之間的斷層出現衝突。假如80後代表着較西方及後物質主義的「文明」，在位者扮演着中國及物質主義「文明」，在主要問題（97年回歸祖國懷抱）被解決，那些潛藏的矛盾便慢慢的浮現出來。
新世代經歷共鳴 非年齡區分
當然，以先驗的文明論來剖析80後與當權者的衝突，並不能完全解釋世代的出現與交替。政治心理學的開山祖師傑維斯（Robert Jervis）在《國際政治的知覺與錯覺》中指明，人們在青年期對某些政治事件的第一身經驗對於構成及後對政治的認知系統有着重要的影響，而有一定數量的人共同經歷了同一的事件而產生共鳴，這便會構成一個世代。然而，世代的概念不是客觀地以生物年齡或發展模式來決定，而是以一連串事件的偶然組合建構而成——這是社會主流對於世代論的盲點。
在《四代香港人》中，呂大樂以出世的年份來定義世代（因此我們總屬於第四代），但忽略了世代內的共同經歷。也許80後的青年個人大部分的經歷各異，但共同的政治符號卻不少︰最早期的80後有着六四事件的烙印，對中國政權的恐懼及不信任；中期的80後經歷了主權交接，形成了本土意識及他者政權的角力；晚期的80後有着七一遊行的振奮，相信人民力量不可欺。這些集體記憶在不同的本土行動慢慢的沉澱，發芽，最後孕育了今日所謂的「80後」青年——世代的衝突亦隨之而開展。
有趣的是，雖然經歷各異，但中國的第四代及香港的第四代卻有着合流的空間，形成了一個跨國家的網絡。學者基利斯（Peter Gries）同樣地把中國民族主義者分為四個世代︰而第四代是以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遇襲為依歸，這些第四代人一方面稱自己為「不重要的一代」、「沒法發聲的一代」，另一方面卻抱着「救世情結」，希望中國更全面的發展，並在世界事務上擔當更重要的角色。同樣是第四代，香港的第四代也有着如此的堅持︰他們會為中國運動員在京奧的成功而高興，但同樣反抗着中國極高壓的管治。
國內青年嚮往自由 推崇文人
這種兩地第四代的合流，沒有自發地組織，卻恰巧地彼此的呼應着。筆者接觸不少80後的內地青年，他們的偶像不是明星，而是韓寒、許知遠等知識分子。國內的知識分子對於香港言論自由的嚮往，更是不言而喻。例如當Google退出中國之後，國內的百度「突然」可以搜尋「六四」，不少80後的青年紛紛在facebook通知各方友好，彷彿為國內的青年可以得知六四的真相而高興。80後的群組也有引用國內對於高鐵的研究及觀點，來引證「發展不是硬道理」並不適用於中國香港。兩地第四代的融合，也許會透過一條比高鐵更快的光纖，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這對於中國以及香港的影響，比單研究香港80後的特質更有深層的意義。
如天星事件 高鐵創示威文化
行文之際，得知高鐵的撥款「順利」通過，這是意料中事，但警方要出動胡椒噴霧來對抗衝擊鐵馬的示威者，這是始料不及的。高鐵只是一個開始，背後也不是一個單一的議題。這次的高鐵事件及內裏多元的議題，開啟香港社會討論之門，其非抗爭性的示威模式，更好像60、70年代胡士托音樂節一樣，建立了一個新的示威文化。上述模式一旦成為了新世代的主流，政府以舊的話語回應，只會更為有心無力，繼而失去了建構上述議題話語的主動權。
筆者剛在布拉格一個學術會議碰見前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問他是否記得現在當Roundtable其中一個支部總幹事的林輝。他笑說當然記得，還經常從facebook得知他的近況，說他很有心為社會云云。原來陳校長的facebook有數千朋友，他對前學生以不同方式引領社會感到十分自豪。他又說，高鐵事件和他那個年代的天星事件一樣，都是新世代要找一個切入點說話而已，就是這麼簡單。太陽之下無新事，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香港的「80後」是經歷了殖民主義與主權交接的一群，也是在西方民主化土壤成長過的最後一群。
他們的價值也許不及舊有的殖民精英靠攏着西方自由主義文明，卻肯定不是如學者們的指標一樣，同屬同一個文明體系。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曾預言今後的國際關係將以文明對立為主導，並在文明與文明之間的斷層出現衝突。假如80後代表着較西方及後物質主義的「文明」，在位者扮演着中國及物質主義「文明」，在主要問題（97年回歸祖國懷抱）被解決，那些潛藏的矛盾便慢慢的浮現出來。
新世代經歷共鳴 非年齡區分
當然，以先驗的文明論來剖析80後與當權者的衝突，並不能完全解釋世代的出現與交替。政治心理學的開山祖師傑維斯（Robert Jervis）在《國際政治的知覺與錯覺》中指明，人們在青年期對某些政治事件的第一身經驗對於構成及後對政治的認知系統有着重要的影響，而有一定數量的人共同經歷了同一的事件而產生共鳴，這便會構成一個世代。然而，世代的概念不是客觀地以生物年齡或發展模式來決定，而是以一連串事件的偶然組合建構而成——這是社會主流對於世代論的盲點。
在《四代香港人》中，呂大樂以出世的年份來定義世代（因此我們總屬於第四代），但忽略了世代內的共同經歷。也許80後的青年個人大部分的經歷各異，但共同的政治符號卻不少︰最早期的80後有着六四事件的烙印，對中國政權的恐懼及不信任；中期的80後經歷了主權交接，形成了本土意識及他者政權的角力；晚期的80後有着七一遊行的振奮，相信人民力量不可欺。這些集體記憶在不同的本土行動慢慢的沉澱，發芽，最後孕育了今日所謂的「80後」青年——世代的衝突亦隨之而開展。
有趣的是，雖然經歷各異，但中國的第四代及香港的第四代卻有着合流的空間，形成了一個跨國家的網絡。學者基利斯（Peter Gries）同樣地把中國民族主義者分為四個世代︰而第四代是以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遇襲為依歸，這些第四代人一方面稱自己為「不重要的一代」、「沒法發聲的一代」，另一方面卻抱着「救世情結」，希望中國更全面的發展，並在世界事務上擔當更重要的角色。同樣是第四代，香港的第四代也有着如此的堅持︰他們會為中國運動員在京奧的成功而高興，但同樣反抗着中國極高壓的管治。
國內青年嚮往自由 推崇文人
這種兩地第四代的合流，沒有自發地組織，卻恰巧地彼此的呼應着。筆者接觸不少80後的內地青年，他們的偶像不是明星，而是韓寒、許知遠等知識分子。國內的知識分子對於香港言論自由的嚮往，更是不言而喻。例如當Google退出中國之後，國內的百度「突然」可以搜尋「六四」，不少80後的青年紛紛在facebook通知各方友好，彷彿為國內的青年可以得知六四的真相而高興。80後的群組也有引用國內對於高鐵的研究及觀點，來引證「發展不是硬道理」並不適用於中國香港。兩地第四代的融合，也許會透過一條比高鐵更快的光纖，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這對於中國以及香港的影響，比單研究香港80後的特質更有深層的意義。
如天星事件 高鐵創示威文化
行文之際，得知高鐵的撥款「順利」通過，這是意料中事，但警方要出動胡椒噴霧來對抗衝擊鐵馬的示威者，這是始料不及的。高鐵只是一個開始，背後也不是一個單一的議題。這次的高鐵事件及內裏多元的議題，開啟香港社會討論之門，其非抗爭性的示威模式，更好像60、70年代胡士托音樂節一樣，建立了一個新的示威文化。上述模式一旦成為了新世代的主流，政府以舊的話語回應，只會更為有心無力，繼而失去了建構上述議題話語的主動權。
筆者剛在布拉格一個學術會議碰見前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問他是否記得現在當Roundtable其中一個支部總幹事的林輝。他笑說當然記得，還經常從facebook得知他的近況，說他很有心為社會云云。原來陳校長的facebook有數千朋友，他對前學生以不同方式引領社會感到十分自豪。他又說，高鐵事件和他那個年代的天星事件一樣，都是新世代要找一個切入點說話而已，就是這麼簡單。太陽之下無新事，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需要世代對話，而非世代戰爭
2010-01-21 明報 A32, MP+中國, 精裝君王論, 蔡子強
前一陣子，有一批自稱「50 後的專業人士」，於報章發表全版聲明，呼籲立法會議員支持高鐵撥款，他們自稱自己在大學時代積極支持學運，以行動爭取公義和民主，卻批評反對人士「假專業」，把事件「政治化」。
我看了這份聲明時，第一個反應是瞧不起他們。他們對別人提出諸如「假專業」這類嚴重指控，但卻連道出自己姓名的勇氣和承擔也沒有，是相當不負責任的行為，枉稱學運分子。但後來與一些朋友聊起，他們卻說也不盡然，在今天這樣的一個環境，真的道出姓名，怎麼知道會不會被那些激烈網民，進行人肉搜索、網上欺凌。這種論調，我聽了好幾次，而且往往是出於中生代之口。
我不知道這是否那群人沒有道出姓名的真正原因，但至低限度，朋友們的說話，卻反映出，社會上不同世代的人，彼此對對方的成見和不信任，正在惡化。一次高鐵事件，尤其是上周六於立法會門外發生的衝突，更把這種成見，推向一個新的高峰。
我一向鼓勵學生關心社會，為社會爭取公義。一群年輕人，不為選票，不為金錢，不為任何利益，只為別人快將湮沒的家園走上街頭，其出發點是令人感動和尊敬，以至喝采的。
動機雖然高尚但手段值得商榷
但高尚的道德動機，卻並不代表可以合理化過程中出現任何的不當行為。集會現場絕大多數人都是和平理性的，而事實上，組織者如朱凱迪和司徒薇等，便不斷呼籲會眾要冷靜抗爭， 「今日不要受任何挑釁，不需要衝，不需要撞，我們人數已經贏了。不要暴力，我們要用和平方式，快樂抗爭！」他們，還有很多很多人，都如徐詠璇所說，是「混亂矛盾中，正義堅貞的力量」。
但是任何一場大型社會運動，都有很多不能預計的火花，我們不能因為這些零星的越軌行為，而否定了整場運動，但卻有必要指出當中的不當，而不能因為政治正確的理由，而視若無睹。
你可能覺得我說的很多話也不中聽，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覺得有責任道出心裏感到之不妥，雖然在風頭火勢之下，我知道這絕對不會討好。正如呂大樂所說，今天鼓掌是沒有代價的，在報章寫些評論，說些「今天誰也不怕誰」、又或者「只有犯錯的政府沒有犯錯的人民」之類的說話，無疑十分慷慨激昂，痛快淋漓，但卻會起着火上加油的效果。
我相信向別人擲水樽，又或者在示威現場把玻璃樽摔向地上，是過了火位的；我相信以打火機燒記者背包，也是過了火位的；
我相信衝擊立法會，都是過了火位的；我相信對不同意見人士，在今次是一些在Facebook 發表意見的女記者，進行人肉搜索、網上欺凌，更加是絕對過了火位的！
我不想把這些零星行為無限放大，但我也不想對此視而不見。否則若然有一天，這些行為不幸變本加厲的話，將很有可能引起社會反彈到另一個極端，收窄社運的空間。
替天行道的虛妄
因為自信掌握了真理和公義，而進行擲樽、燒別人背包、衝擊立法會、又或者人肉搜索、網上欺凌的個別人士，我想向他們再說一次，幾個月前我在《明報》這個專欄寫過那篇〈替天行道的虛妄〉，當中的一段說話：
「他們每個人心目中，都有自己所認定的『正義』，覺得自己理直氣壯，大義凜然。那可以是愛國主義；也可以是雙普選；又或者是公投。
他們的武器，或許不像死亡筆記般殺人於無形，又或者國家機器般赤裸和刺眼，但卻可以一樣的橫蠻和暴力。他們常常辯說自己沒有軍隊，亦不能抓人坐牢，因此不要過分渲染，但當你進行網上欺凌，又或者訴諸街頭恐嚇時，我看不到受害者所面對的壓力和恐懼，會與國家機器加諸的白色恐佈，有什麼大分別。
權力，本來就不單是只有國家機器的那一種形式，國家機器從來都不是分界的標準……
不錯，世上有很多醜惡和不公的事，但當我們打算匡扶自己心目中那份『正義』，替天行道時，或許應該先看看《死亡筆記》的故事，再想一想，我們會否過於遇神殺神，遇佛殺佛，為世間造成更大的不公義。」
我想過去幾百年人類文明的一大進步，就是放棄在各種不同理念和信仰中，找出一套唯我獨尊的終極真理，而接受一個多元社會的概念，轉而尋求在遊戲規則之上，找尋一套彼此可以接受、保障到各方的共識。
如果大家今天因為憤憤不平而犧牲了這套規則時，進行前述提過的越軌行為時，就可能會授人以話柄，當有一天維園阿伯要衝進立法會；又或者國家機器對你進行人肉搜索、網上欺凌時，你的申訴、抗爭，都變得軟弱無力。
正如呂大樂周二在《信報》撰文所說：「規範與秩序並不只是一方的壓迫工具，它同時也保障到另一方。它不單只會束縛我們，而是也可限制反對我們的人。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大家都要付出很大代價。…… 而在他們眼中，目的可以令一切手段都變得合理，既然目標正義，那就不必拘泥於什麼規範、倫理了。對於上述意見，我要強調：不顧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最後一定不會達到大家共同追求的真民主。」
每次當我寫這些題目時，都會惹來一些網絡上的指摘，說是上一代對他們這些第四代/80 後年輕人， 指指點點， 評點江山。但我想，是不是我們什麼都不說，就是解決世代間矛盾分歧的最好方法呢？我只能要求自己盡量平和、理性的道出心中覺得的不妥，但卻不認為自己應該什麼都不說，雖然這是明哲保身的最好方法。
撕裂源於誤解
如今社會的其中一大傷口，是一邊覺得遭上一代人重重打壓，誤會曲解；而相反，另一邊卻覺得下一代不可理喻，尤其是他們的網絡暴力。兩種看法都明顯以偏概全，但卻成了醞釀彼此間敵意、以至世代戰爭的一大根源。
喚起社會對下一代人處境關注的《四代香港人》那本書，是由呂大樂——一個第二代人所寫的，看過的朋友都知道，當中對着他自己屬於的第二代人，有着很多尖銳、深刻以及無情的批判；相反，對於第三、四代人，尤其是他們的困難，抱着很大的同情及理解。
所以世間不是絕對的「存在決定意識」的，如果大家肯多抱一分冷靜、耐性、和包容，我相信世代間的對話和溝通是可能的。
今天，我們需要的是世代之間的對話，而非世代間之戰爭。
前一陣子，有一批自稱「50 後的專業人士」，於報章發表全版聲明，呼籲立法會議員支持高鐵撥款，他們自稱自己在大學時代積極支持學運，以行動爭取公義和民主，卻批評反對人士「假專業」，把事件「政治化」。
我看了這份聲明時，第一個反應是瞧不起他們。他們對別人提出諸如「假專業」這類嚴重指控，但卻連道出自己姓名的勇氣和承擔也沒有，是相當不負責任的行為，枉稱學運分子。但後來與一些朋友聊起，他們卻說也不盡然，在今天這樣的一個環境，真的道出姓名，怎麼知道會不會被那些激烈網民，進行人肉搜索、網上欺凌。這種論調，我聽了好幾次，而且往往是出於中生代之口。
我不知道這是否那群人沒有道出姓名的真正原因，但至低限度，朋友們的說話，卻反映出，社會上不同世代的人，彼此對對方的成見和不信任，正在惡化。一次高鐵事件，尤其是上周六於立法會門外發生的衝突，更把這種成見，推向一個新的高峰。
我一向鼓勵學生關心社會，為社會爭取公義。一群年輕人，不為選票，不為金錢，不為任何利益，只為別人快將湮沒的家園走上街頭，其出發點是令人感動和尊敬，以至喝采的。
動機雖然高尚但手段值得商榷
但高尚的道德動機，卻並不代表可以合理化過程中出現任何的不當行為。集會現場絕大多數人都是和平理性的，而事實上，組織者如朱凱迪和司徒薇等，便不斷呼籲會眾要冷靜抗爭， 「今日不要受任何挑釁，不需要衝，不需要撞，我們人數已經贏了。不要暴力，我們要用和平方式，快樂抗爭！」他們，還有很多很多人，都如徐詠璇所說，是「混亂矛盾中，正義堅貞的力量」。
但是任何一場大型社會運動，都有很多不能預計的火花，我們不能因為這些零星的越軌行為，而否定了整場運動，但卻有必要指出當中的不當，而不能因為政治正確的理由，而視若無睹。
你可能覺得我說的很多話也不中聽，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覺得有責任道出心裏感到之不妥，雖然在風頭火勢之下，我知道這絕對不會討好。正如呂大樂所說，今天鼓掌是沒有代價的，在報章寫些評論，說些「今天誰也不怕誰」、又或者「只有犯錯的政府沒有犯錯的人民」之類的說話，無疑十分慷慨激昂，痛快淋漓，但卻會起着火上加油的效果。
我相信向別人擲水樽，又或者在示威現場把玻璃樽摔向地上，是過了火位的；我相信以打火機燒記者背包，也是過了火位的；
我相信衝擊立法會，都是過了火位的；我相信對不同意見人士，在今次是一些在Facebook 發表意見的女記者，進行人肉搜索、網上欺凌，更加是絕對過了火位的！
我不想把這些零星行為無限放大，但我也不想對此視而不見。否則若然有一天，這些行為不幸變本加厲的話，將很有可能引起社會反彈到另一個極端，收窄社運的空間。
替天行道的虛妄
因為自信掌握了真理和公義，而進行擲樽、燒別人背包、衝擊立法會、又或者人肉搜索、網上欺凌的個別人士，我想向他們再說一次，幾個月前我在《明報》這個專欄寫過那篇〈替天行道的虛妄〉，當中的一段說話：
「他們每個人心目中，都有自己所認定的『正義』，覺得自己理直氣壯，大義凜然。那可以是愛國主義；也可以是雙普選；又或者是公投。
他們的武器，或許不像死亡筆記般殺人於無形，又或者國家機器般赤裸和刺眼，但卻可以一樣的橫蠻和暴力。他們常常辯說自己沒有軍隊，亦不能抓人坐牢，因此不要過分渲染，但當你進行網上欺凌，又或者訴諸街頭恐嚇時，我看不到受害者所面對的壓力和恐懼，會與國家機器加諸的白色恐佈，有什麼大分別。
權力，本來就不單是只有國家機器的那一種形式，國家機器從來都不是分界的標準……
不錯，世上有很多醜惡和不公的事，但當我們打算匡扶自己心目中那份『正義』，替天行道時，或許應該先看看《死亡筆記》的故事，再想一想，我們會否過於遇神殺神，遇佛殺佛，為世間造成更大的不公義。」
我想過去幾百年人類文明的一大進步，就是放棄在各種不同理念和信仰中，找出一套唯我獨尊的終極真理，而接受一個多元社會的概念，轉而尋求在遊戲規則之上，找尋一套彼此可以接受、保障到各方的共識。
如果大家今天因為憤憤不平而犧牲了這套規則時，進行前述提過的越軌行為時，就可能會授人以話柄，當有一天維園阿伯要衝進立法會；又或者國家機器對你進行人肉搜索、網上欺凌時，你的申訴、抗爭，都變得軟弱無力。
正如呂大樂周二在《信報》撰文所說：「規範與秩序並不只是一方的壓迫工具，它同時也保障到另一方。它不單只會束縛我們，而是也可限制反對我們的人。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大家都要付出很大代價。…… 而在他們眼中，目的可以令一切手段都變得合理，既然目標正義，那就不必拘泥於什麼規範、倫理了。對於上述意見，我要強調：不顧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最後一定不會達到大家共同追求的真民主。」
每次當我寫這些題目時，都會惹來一些網絡上的指摘，說是上一代對他們這些第四代/80 後年輕人， 指指點點， 評點江山。但我想，是不是我們什麼都不說，就是解決世代間矛盾分歧的最好方法呢？我只能要求自己盡量平和、理性的道出心中覺得的不妥，但卻不認為自己應該什麼都不說，雖然這是明哲保身的最好方法。
撕裂源於誤解
如今社會的其中一大傷口，是一邊覺得遭上一代人重重打壓，誤會曲解；而相反，另一邊卻覺得下一代不可理喻，尤其是他們的網絡暴力。兩種看法都明顯以偏概全，但卻成了醞釀彼此間敵意、以至世代戰爭的一大根源。
喚起社會對下一代人處境關注的《四代香港人》那本書，是由呂大樂——一個第二代人所寫的，看過的朋友都知道，當中對着他自己屬於的第二代人，有着很多尖銳、深刻以及無情的批判；相反，對於第三、四代人，尤其是他們的困難，抱着很大的同情及理解。
所以世間不是絕對的「存在決定意識」的，如果大家肯多抱一分冷靜、耐性、和包容，我相信世代間的對話和溝通是可能的。
今天，我們需要的是世代之間的對話，而非世代間之戰爭。
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
2010-01-31 明報加東版(多倫多) D04, 周日話題, 沈旭暉
呂大樂教授是我十分尊敬的長輩，也是牛津大學的師兄，無論是學術還是道德水平，都是香港學界頂尖人選，我們尊之為呂老。
但呂老近一年來的文章，讓不少身邊的青年學者、學生、朋友感到鬱悶，這主要還不是立場問題，背後其實是上一代學者忽略新興社會科學方法論，只使用陳年研究框架的根本問題。呂老發表《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一文後，一些學術和媒體朋友說反正我將到美國短期訪問而暫不會遇見他，要我從純方法論角度回應，因為我們有責任讓大眾明白學術新思維，以免社會繼續以被淘汰的研究框架閱讀明天。其實呂老的同輩曾不斷跟我說，他們出道時，最喜歡以更上一代的劉兆佳教授為學術稻草人，否則社會不會進步，我深信謙謙君子的他不會介懷理性討論。
作為呂老筆下的第四代，我嘗試從上文歸納五點，帶出五個其實不算新的理論，說明兩代學者做學問的分別。
政府忽然關注青年議題，固然很好，但假如繼續以舊思維、舊框條、舊人物閱讀新世界，只延攬更多上一代學者當幕僚，或安排上一代思維持有者化妝易容，是不可能明白問題所在的。
1． 建構主義﹕
不存在「衝擊Vs被衝擊」呂老說，「規範與秩序並不只是一方的壓迫工具，它同時也保障到另一方。它不單只會束縛我們，而是也可限制反對我們的人。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大家都要付出很大代價。」在八十年代，這樣說是勉強可以的，但自從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被Alexander Wendt等學者普及，學界基本上已認同了「規範建構」本身是每一刻都在改變的概念，也就是推翻了從前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說的規範靜止不變。建構主義者認為，結構主義強調的僵硬物質結構和「工具理性」，無法解釋冷戰結束及其後一系列變化，這些變化都帶着濃厚的「價值理性」成分，所以社會現實是由不同個體和群體互動中「建構」出來的，只要我們對自身和外界認知發生變化，社會現實也會隨之變化。呂老論點停留在典型的靜態結構理論，然而在近月香港社會運動中，從來沒有人要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只是有人要建構新規範與秩序，而每一代人都在建構自己的規範倫理，從而希望「保障到另一方」，今天呂老接受的規範，就不是呂老上代人接受的規範。「衝擊Vs被衝擊」這個二元對立，早已過時二十年。
2．民主中介論﹕
不存在「議會民主Vs直接民主」呂老說，「追求真民主的人，既以民主過程來爭取達成目標，亦接受民主程序、規範對自己的約束。」這句話在八十年代也是主流，當時既沒有什麼建構主義，也沒有發展多元的民主化理論。社會大眾不一定認同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等左翼學者那些通過抗爭爭取民主的基進理論，但也應參考近二十年大行其道的「民主中介論」，對此Richard Gunther、José Ramón Montero和Hans-Jürgen Puhle 合編的Democracy, Intermediation and Voting on Four Continents值得一讀。根據這理論，就是進行議會民主的國家，也已「接受一套新的民主程序、規範約束」，這套程序和規範就是「民主政治中介體」（Democratic Political Intermediation）的出現，這些中介除了大家熟悉的媒體，還有政黨、公民社會、網絡動員等「次生組織」，和以個人關係為主的「原生社交網絡」。上述研究涵蓋了主要洲份的民主經驗，驗證了當代議會民主何以必須經過中介體修正其程序和規範這定律；月前青年運動的動員模式，不過代表新興中介體之一。「議會Vs直接民主」這個二元對立，也過時二十年。
3．虛擬公共空間﹕
不存在「媒體報道Vs事實真相」呂老說，「現實世界很殘酷，只要新聞鏡頭所見的情况並非虛構，社會便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而從他談及「所謂八十後或自發網民的一番熱誠與理想」的思路可見，在他眼中，「新聞鏡頭」和足以動員「自發網民」的互聯網是同級別的傳訊工具，由於他相信大眾媒體威力，自然不相信自發網民步向主流。
上述理論放在八十年代又是真理，但當互聯網出現，Henry Jenkins等西方社科學者早集中研究新媒體產生的新公民身分、公共空間、新民主和新社群，但香港學者除了勸說要讓世代對話取代對抗（這裏的世代又是靜止概念），就鮮有深化討論。究竟什麼是政治社會理論的互聯網公共空間？這裏我引一段Roundtable刊物《META》總編輯八十後李祖喬的分析﹕「互聯網不是一種科技，而是整套消費知識和建立價值的模式。互聯網幫助我們認清許多從前種下的刻板印象，而不是停留在電視畫面和報章頭條的sound-bite。我們認清許多自稱代表「中央」的人，跟我們在互聯網上認識的『中國』彷彿是兩碼子事；許多自稱代表『香港』的人，根本就只是坐在小小的辦公室，遠眺維港，卻自以為掌握小民生活。『八十後』一出生，便是在這樣的環境認識世界。」換句話說，就是「新聞鏡頭所見的情况並非虛構」，互聯網影響下成長的社會並不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恰恰相反，由於互聯網不止是傳訊工具，也是產生新規範的有機體，八十後對新聞鏡頭先天抗拒，而總有一天，他們會成為社會主流。「媒體報道Vs事實真相」這個二元對立，同樣過時二十年。
4．後現代論述分析﹕
不存在「激進Vs保守」
呂老說，「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只是將參與者推向過激行動的邊緣，而不是真正分擔風險的同路人。」這句話在剛度過文革、Hippies時代的八十年代會有相當共鳴，當時習慣了以「激進」和「保守」相抗，但自從後現代主義衍生的「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方法論興起，一切又已改變。「論述分析」通過文本解讀分析表面文字以外的分布和含義，西方已生產出不同電腦程序予研究員使用，我常推薦Christopher Hughes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文本分析，他發現內地網民強烈愛國的背後，不少文字隱藏對政權的質疑，那也是我從前博士論文的方法論之一。對支持反高鐵的「廉價掌聲」作文本分析，我們輕易發現嘉許其「過激行動」的極少，質疑中港融合的也不多，主要都是對可持續發展、保育等概念持肯定觀點的人。假如不作研究，單觀看新聞畫面，根據呂老的邏輯，同樣可以得出「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其實是在支持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和曾蔭權的進步發展觀的同路人」這樣相反的結論。以簡單形象推論「激進Vs保守」這個二元對立，亦過時二十年。
5．細胞組織理論﹕
不存在「責任組織Vs不負責組織」呂老說，「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假如大會不阻止所謂一時衝動的爆發，也就基本上認同了這種行動。」在列寧式政黨還大行其道的八十年代，這樣說沒人多少人質疑，但在組織模式經過重重革命的全球化時代，前論彷彿古聲。筆者由於研究恐怖主義，閱讀了不少細胞組織理論，無論理論怎麼說，關鍵是今天的「大會」已被社會賦予新角色﹕哪怕那「大會」是拉登的蓋達，也只是負責建構鬆散的共同價值和身分認同，而不會、也沒有能力控制他號召出來的人；弔詭地，正因為這些成員有如此高的自主性，「大會」的行動看來才這麼成功。九一一後的蓋達十年迷思，核實了上述模型的成效，這是我設計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時堅持要放進大綱的內容。要是我們不認為這模式與香港具可比性，還可參考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選舉工程。Facebook創辦人之一的Chris Hughes（與上述提及的學者Christopher Hughes不是同一人）是奧巴馬好友，協助其網絡競選，策略之一是決定開放其官方網站，讓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奧巴馬網站》自行舉辦活動，這在希拉里和麥凱恩的網站上是不允許的，因為後者的競選經理都是老一代人，相信「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一類老觀念。奧巴馬的成功，印證了「責任組織Vs不負責組織」這個二元對立，也過時二十年。
說到組織，Roundtable數字上說可以說有數千會員，但使用的也只能是上述模式而已，而事實上，呂老主持的新力量網絡雖是以十數人為班子的傳統網絡，還不是使用同一模式為其前任主席史泰祖伙拍葉劉淑儀競選，成了組織內的「百分之二」，對此呂老也是不能預防的，似乎他也沒有「基本上認同這種行動」。起碼在當時。
《四代香港人》激起社會廣泛討論，這是難得香港學者發揮應有功用的契機。可惜呂老作為第二代學者，使用第二代方法論撰寫評論第四代的文章，導致結論充滿不必要的二元對立思維，才令社會引起一些誤會。第四代可不是這樣的。不久前，Roundtable和中聯辦合作組織了一個國家行政學院的培訓課程，作為團長的我觀察所及，不少學員在課程中提問極盡尖銳，回港繼續參與社會運動，在他們的觀念，中港融合、參與社會、支持或反對政府一類問題從不是零和遊戲，沒有根本衝突，支持政改方案的不一定支持高鐵，支持五區總辭的不一定反對高鐵。當中聯辦也有這樣的胸襟，上一代學者隨手捻來的舊框架卻得出二元結論，教人感慨。
我們都是《四代香港人》忠實讀者，知道呂老一度表示「作者已死」，謝絕相關論壇和公眾論述，感到十分可惜，也十分悲壯；近月喜見作者復活，名正言順以「四代香港人作者」身分評論第四代，有報道說還被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委託研究第四代，身旁那些接受新學術訓練而在當漂流講師、非高級導師、副學士老師、研究助理等恆河沙數的第四代學人，卻未免百感交集。我們讀書時，入門課教導我們說社會科學有若干基本研究範式，例如制度、性別、個人理性、行為規範、價值規範、論述等；《四代香港人》通過制度範式解釋世代論，作者最後卻以價值範式評論下一代，這樣的轉折，作為後輩的我不願說長者屈機，只能說，感到略不自在。忽然，想起《走向共和》的李鴻章和梁啟超有這樣的對話﹕時為八國聯軍入京後，梁啟超對李鴻章說，你有上中下三策可選擇，上乃改弦易轍，中乃劃江自保，下乃奉詔救駕，其實是在試探他思維的新與舊。李鴻章睿智又無奈地說，「一輩人一輩事，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還是得上京救駕。」呂老和《走向共和》的李老都是慈祥長者，也許作出了同一時代選擇，一輩人一輩事，說到底，我由衷尊敬呂大樂教授。
呂大樂教授是我十分尊敬的長輩，也是牛津大學的師兄，無論是學術還是道德水平，都是香港學界頂尖人選，我們尊之為呂老。
但呂老近一年來的文章，讓不少身邊的青年學者、學生、朋友感到鬱悶，這主要還不是立場問題，背後其實是上一代學者忽略新興社會科學方法論，只使用陳年研究框架的根本問題。呂老發表《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一文後，一些學術和媒體朋友說反正我將到美國短期訪問而暫不會遇見他，要我從純方法論角度回應，因為我們有責任讓大眾明白學術新思維，以免社會繼續以被淘汰的研究框架閱讀明天。其實呂老的同輩曾不斷跟我說，他們出道時，最喜歡以更上一代的劉兆佳教授為學術稻草人，否則社會不會進步，我深信謙謙君子的他不會介懷理性討論。
作為呂老筆下的第四代，我嘗試從上文歸納五點，帶出五個其實不算新的理論，說明兩代學者做學問的分別。
政府忽然關注青年議題，固然很好，但假如繼續以舊思維、舊框條、舊人物閱讀新世界，只延攬更多上一代學者當幕僚，或安排上一代思維持有者化妝易容，是不可能明白問題所在的。
1． 建構主義﹕
不存在「衝擊Vs被衝擊」呂老說，「規範與秩序並不只是一方的壓迫工具，它同時也保障到另一方。它不單只會束縛我們，而是也可限制反對我們的人。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大家都要付出很大代價。」在八十年代，這樣說是勉強可以的，但自從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被Alexander Wendt等學者普及，學界基本上已認同了「規範建構」本身是每一刻都在改變的概念，也就是推翻了從前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說的規範靜止不變。建構主義者認為，結構主義強調的僵硬物質結構和「工具理性」，無法解釋冷戰結束及其後一系列變化，這些變化都帶着濃厚的「價值理性」成分，所以社會現實是由不同個體和群體互動中「建構」出來的，只要我們對自身和外界認知發生變化，社會現實也會隨之變化。呂老論點停留在典型的靜態結構理論，然而在近月香港社會運動中，從來沒有人要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只是有人要建構新規範與秩序，而每一代人都在建構自己的規範倫理，從而希望「保障到另一方」，今天呂老接受的規範，就不是呂老上代人接受的規範。「衝擊Vs被衝擊」這個二元對立，早已過時二十年。
2．民主中介論﹕
不存在「議會民主Vs直接民主」呂老說，「追求真民主的人，既以民主過程來爭取達成目標，亦接受民主程序、規範對自己的約束。」這句話在八十年代也是主流，當時既沒有什麼建構主義，也沒有發展多元的民主化理論。社會大眾不一定認同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等左翼學者那些通過抗爭爭取民主的基進理論，但也應參考近二十年大行其道的「民主中介論」，對此Richard Gunther、José Ramón Montero和Hans-Jürgen Puhle 合編的Democracy, Intermediation and Voting on Four Continents值得一讀。根據這理論，就是進行議會民主的國家，也已「接受一套新的民主程序、規範約束」，這套程序和規範就是「民主政治中介體」（Democratic Political Intermediation）的出現，這些中介除了大家熟悉的媒體，還有政黨、公民社會、網絡動員等「次生組織」，和以個人關係為主的「原生社交網絡」。上述研究涵蓋了主要洲份的民主經驗，驗證了當代議會民主何以必須經過中介體修正其程序和規範這定律；月前青年運動的動員模式，不過代表新興中介體之一。「議會Vs直接民主」這個二元對立，也過時二十年。
3．虛擬公共空間﹕
不存在「媒體報道Vs事實真相」呂老說，「現實世界很殘酷，只要新聞鏡頭所見的情况並非虛構，社會便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而從他談及「所謂八十後或自發網民的一番熱誠與理想」的思路可見，在他眼中，「新聞鏡頭」和足以動員「自發網民」的互聯網是同級別的傳訊工具，由於他相信大眾媒體威力，自然不相信自發網民步向主流。
上述理論放在八十年代又是真理，但當互聯網出現，Henry Jenkins等西方社科學者早集中研究新媒體產生的新公民身分、公共空間、新民主和新社群，但香港學者除了勸說要讓世代對話取代對抗（這裏的世代又是靜止概念），就鮮有深化討論。究竟什麼是政治社會理論的互聯網公共空間？這裏我引一段Roundtable刊物《META》總編輯八十後李祖喬的分析﹕「互聯網不是一種科技，而是整套消費知識和建立價值的模式。互聯網幫助我們認清許多從前種下的刻板印象，而不是停留在電視畫面和報章頭條的sound-bite。我們認清許多自稱代表「中央」的人，跟我們在互聯網上認識的『中國』彷彿是兩碼子事；許多自稱代表『香港』的人，根本就只是坐在小小的辦公室，遠眺維港，卻自以為掌握小民生活。『八十後』一出生，便是在這樣的環境認識世界。」換句話說，就是「新聞鏡頭所見的情况並非虛構」，互聯網影響下成長的社會並不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恰恰相反，由於互聯網不止是傳訊工具，也是產生新規範的有機體，八十後對新聞鏡頭先天抗拒，而總有一天，他們會成為社會主流。「媒體報道Vs事實真相」這個二元對立，同樣過時二十年。
4．後現代論述分析﹕
不存在「激進Vs保守」
呂老說，「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只是將參與者推向過激行動的邊緣，而不是真正分擔風險的同路人。」這句話在剛度過文革、Hippies時代的八十年代會有相當共鳴，當時習慣了以「激進」和「保守」相抗，但自從後現代主義衍生的「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方法論興起，一切又已改變。「論述分析」通過文本解讀分析表面文字以外的分布和含義，西方已生產出不同電腦程序予研究員使用，我常推薦Christopher Hughes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文本分析，他發現內地網民強烈愛國的背後，不少文字隱藏對政權的質疑，那也是我從前博士論文的方法論之一。對支持反高鐵的「廉價掌聲」作文本分析，我們輕易發現嘉許其「過激行動」的極少，質疑中港融合的也不多，主要都是對可持續發展、保育等概念持肯定觀點的人。假如不作研究，單觀看新聞畫面，根據呂老的邏輯，同樣可以得出「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其實是在支持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和曾蔭權的進步發展觀的同路人」這樣相反的結論。以簡單形象推論「激進Vs保守」這個二元對立，亦過時二十年。
5．細胞組織理論﹕
不存在「責任組織Vs不負責組織」呂老說，「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假如大會不阻止所謂一時衝動的爆發，也就基本上認同了這種行動。」在列寧式政黨還大行其道的八十年代，這樣說沒人多少人質疑，但在組織模式經過重重革命的全球化時代，前論彷彿古聲。筆者由於研究恐怖主義，閱讀了不少細胞組織理論，無論理論怎麼說，關鍵是今天的「大會」已被社會賦予新角色﹕哪怕那「大會」是拉登的蓋達，也只是負責建構鬆散的共同價值和身分認同，而不會、也沒有能力控制他號召出來的人；弔詭地，正因為這些成員有如此高的自主性，「大會」的行動看來才這麼成功。九一一後的蓋達十年迷思，核實了上述模型的成效，這是我設計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時堅持要放進大綱的內容。要是我們不認為這模式與香港具可比性，還可參考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選舉工程。Facebook創辦人之一的Chris Hughes（與上述提及的學者Christopher Hughes不是同一人）是奧巴馬好友，協助其網絡競選，策略之一是決定開放其官方網站，讓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奧巴馬網站》自行舉辦活動，這在希拉里和麥凱恩的網站上是不允許的，因為後者的競選經理都是老一代人，相信「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一類老觀念。奧巴馬的成功，印證了「責任組織Vs不負責組織」這個二元對立，也過時二十年。
說到組織，Roundtable數字上說可以說有數千會員，但使用的也只能是上述模式而已，而事實上，呂老主持的新力量網絡雖是以十數人為班子的傳統網絡，還不是使用同一模式為其前任主席史泰祖伙拍葉劉淑儀競選，成了組織內的「百分之二」，對此呂老也是不能預防的，似乎他也沒有「基本上認同這種行動」。起碼在當時。
《四代香港人》激起社會廣泛討論，這是難得香港學者發揮應有功用的契機。可惜呂老作為第二代學者，使用第二代方法論撰寫評論第四代的文章，導致結論充滿不必要的二元對立思維，才令社會引起一些誤會。第四代可不是這樣的。不久前，Roundtable和中聯辦合作組織了一個國家行政學院的培訓課程，作為團長的我觀察所及，不少學員在課程中提問極盡尖銳，回港繼續參與社會運動，在他們的觀念，中港融合、參與社會、支持或反對政府一類問題從不是零和遊戲，沒有根本衝突，支持政改方案的不一定支持高鐵，支持五區總辭的不一定反對高鐵。當中聯辦也有這樣的胸襟，上一代學者隨手捻來的舊框架卻得出二元結論，教人感慨。
我們都是《四代香港人》忠實讀者，知道呂老一度表示「作者已死」，謝絕相關論壇和公眾論述，感到十分可惜，也十分悲壯；近月喜見作者復活，名正言順以「四代香港人作者」身分評論第四代，有報道說還被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委託研究第四代，身旁那些接受新學術訓練而在當漂流講師、非高級導師、副學士老師、研究助理等恆河沙數的第四代學人，卻未免百感交集。我們讀書時，入門課教導我們說社會科學有若干基本研究範式，例如制度、性別、個人理性、行為規範、價值規範、論述等；《四代香港人》通過制度範式解釋世代論，作者最後卻以價值範式評論下一代，這樣的轉折，作為後輩的我不願說長者屈機，只能說，感到略不自在。忽然，想起《走向共和》的李鴻章和梁啟超有這樣的對話﹕時為八國聯軍入京後，梁啟超對李鴻章說，你有上中下三策可選擇，上乃改弦易轍，中乃劃江自保，下乃奉詔救駕，其實是在試探他思維的新與舊。李鴻章睿智又無奈地說，「一輩人一輩事，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還是得上京救駕。」呂老和《走向共和》的李老都是慈祥長者，也許作出了同一時代選擇，一輩人一輩事，說到底，我由衷尊敬呂大樂教授。
我的「昔日情懷」
2010-02-08 明報 A29, +觀點, 思潮, 呂大樂
編按：1 月19 日，《信報》刊出學者呂大樂的文章〈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當中提及「衝擊立法會的做法是超出了和平抗爭的範圍，而對於這種鬥爭的手段，我不表贊同」。Roundtable 理事會主席、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沈旭暉1 月31 日於《明報》「星期日生活」撰文〈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指出呂大樂近一年來的文章， 「讓不少身邊的青年學者、學生、朋友感到鬱悶……背後其實是上一代學者忽略新興社會科學方法論，只使用陳年研究框架的根本問題」。本版思潮專欄今日特刊出呂大樂的最新文章。
月前在《信報》發表一篇短文（原來的題目是〈一個關於議會民主的規範與倫理的問題〉，但由編輯改為〈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引起了一些討論，更有不少批評。在此我打算對自己的一些想法略為說明一下，中間或會對個別評論作出回應，但限於篇幅，不可能就每一位評論人的意見逐點討論，希望參與討論的朋友不會介意。
上星期沈旭暉以〈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為題，撰文指出本人舊思維、舊框條的落後，當然有值得參考之處。尤其重要的是，讀畢全文，深覺淺白的文字和平易近人的分析概念之可貴。而文中五大要點，乃新近學術發展情報，眼界大開之餘，暫時仍然未能充分咀嚼出其中相關的地方，反而題目中的「昔日情懷」四字，多少點出了我的心情。坦白說，我的確覺得，我們正在放棄好些本來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好的社會元素、處事的態度與方法。而我覺得可惜是，現在很多時候我們是為了要否定一個大家都覺得是很討厭的政治制度、特區政府及其施政，就連一些曾經認為是好的規範、理念也隨便拋棄了。我的疑問是：這樣做值得嗎？如此不惜一切，有必要嗎？真的是最好的選擇嗎？我在自己文章裏自認保守，主要就是這個意思。
我的「昔日情懷」可以分開不同方面討論，就讓我從最簡單的組織與動員的問題開始。
動員社會運動要考慮的不是個人喜好
我們看待事物的態度、方法是會受到個人成長經驗所影響；我會承認，我的成長經歷會局限了自己的視野。在我年輕的時候，大部分活躍分子都會認為有需要為自己有份發動、組織的行動、運動負責，因此每次大型公開行動都設有糾察隊，維持秩序（即以大家事前認同的方式、手段，來爭取共同的目標）。若有不同意見者，一是接受已決定的抗爭方式，暫時放下分歧，以一致行動進行抗爭，不然就是脫離組織，另行在另一個機會發動行動，各自以不同方式進行抗爭。那時候，大家覺得在行動的過程之中，總會有政治部的人滲透破壞，於是對於過程中的很多安排都小心翼翼，以防人群中個別人士（無論是「自己人」還是破壞分子）有所的小動作，而礙了大事。或者是因為這樣的安排，那時候的行動總是四平八穩，沒有什麼重大突破，也沒有什麼驕人的成績。但行動的組織者會為行動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大小事情，負上全責。因為要負上全責，如何保證行動能有秩序地進行，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而對於沒有跟從早前集體決定而鹵莽行動的，會劃清界線。
有人批評我這類想法是列寧主義思想，不合時宜，更有打壓個別參與者的個人自發之嫌。年輕朋友對組織化的行動甚為抗拒，作為他們的選擇，我無話可說。我想指出的問題是：
在動員社會運動的時候，我們要考慮的不是個人喜好，而是怎樣從推展運動的角度來估計社會大眾對整個社會運動的一舉一動的看法。重要的問題不在於主要發起團體、大會發言人如何界定他們需要負責的範圍，而是絕大部分不懂後現代論述分析的普通市民會怎樣看待過程中所出現的激烈行動、手段。是否需要為某些行動負責，這並非發動運動的人士、團體主觀上想如何處理的問題，而是面對整個社會，進行抗爭時必須具備的策略意識。
據我了解，在圍堵立法會的行動中，運動內部就曾經對於行動的方式、抗爭手法提出不同的意見，而且有過辯論──至少我曾收到一封電郵，指我在不了解實情和不知道有人曾經嘗試阻止衝擊行動而提出批評，有欠公平。所以，我有理由相信，部分組織者對需要負責的範圍的問題有過思考，並不會因為市面上有些什麼理論，便可以將問題放到旁邊。不過，話說回來，就算有過辯論，但最終衝擊議會大樓的行動仍然發生了，則責任的問題還是一個有待處理的議題。
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問題不在於發起行動的團體或大會的發言人自己的主觀感受或提出的解釋，而是大部分市民如何看待種種行動和動作。如果組織者堅信需要統一行動的形式與步伐，清楚界定整個運動的性質，不怕犯上「政治不正確」的罪名，敢與企圖騎劫運動的部分參與者劃清界線，那就算在行動的過程中發生了阻止不了的衝擊行動，運動也不因此而被轉移焦點。問題是，發起行動的團體或參與人士於事發之後，問：問題是誰先行不義（意思應該是既然你不義在先，那麼我的激烈行動又有何問題）？我們阻止不了他們，那難道要為此負上責任嗎？擲膠樽的是何許人也（有可能是卧底），仍未清楚，那麼我們又要為此負責？對很多市民而言，他們不會跟你將行動中的不同元素區分開來；在他們眼中，這的確涉及責任的問題。與此同時，個別行動、動作亦會影響他們對運動的印象。發起行動的團體要自辯的話，只得兩種方法：一是跟某些參與者劃清界線，二是為一切負上責任。阻止不了、傳媒放大（這應該是組織者一早已能預見的事情，而組織者亦十分明白，個別參與者是會在傳媒焦點之下，特別活躍和激動）等等，其實都不是解釋。
史泰祖與葉劉淑儀的例子
沈君當然不會同意我的看法，還舉了一個例子，指我自己也不會為小部分人的行為負責。他說「事實上，呂老主持的新力量網絡……還不是使用同一模式為其前任主席史泰祖伙拍葉劉淑儀競選，成了組織內的『百分之二』，對此呂老也是不能預防的，似乎他也沒有『基本上認同行動』。起碼在當時。」
首先，沈君將史醫生支持葉劉淑儀參與補選和後來兩人合作一起參選兩事混淆了；如果曾引人關注的，是前者而並非後者。更重要的是，就前者一事，新力量網絡只向外界澄清：「新力量網絡乃一所無政治黨派傾向的民間智庫組織……基於組織的性質，本會從來不以組織名義支持任何候選人參與任何層級的議會或其他政治機構的選舉。一直以來，就算是會員參與選舉，亦一概不會以組織名義支持參選。」但基本上沒有否定個別會員以個人身分有權以各種形式參與選舉活動，因此儘管外界及會內有人表示不滿，也沒有嚴厲譴責史醫生。
所以，沈君所舉的例子，正好說明我對責任倫理之重視。因為當時會內並無規定會員──包括主席──不可以以個人身分參與選舉相關的活動，我作為副主席便不可以不按規章去處理個別會員的行為；既然事前缺乏預見能力，那便唯有一力承擔，面對組織內外的壓力與批評。當時在很多人眼中，這就等於我認同了他的做法。對我這類強調規範的人來說，絕不能因某些後果而繞過規則辦事。整個組織有所疏忽，就只好硬着頭皮哽下去。事後我們修改了會規，主席不可以任何形式（包括個人名義）提名候選人。必須注意，新增會規所規範的正是接下來當主席的我。
我想說：這就是我的「昔日情懷」，而沈君應是難以明白的。對我來說，由於事前未有規定，到出了問題之後，也必須堅持公平處理，不能因內外壓力或意識形態而不依規條做事。那「百分之二」，我哽了。同樣重要的是，對朋友要有情有義。當初沒有說明不容許的，朋友做了，對自己造成不便。但我們也不可以為此而反臉不認，甚至落井下石。在這些問題上，我自認是百分之一百「愚忠」的。
如果親中派衝擊以泛民為多數的議會？
這帶我們到了另一方面的問題：發起圍堵的團體最有力的自辯，應強調是當晚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均屬和平抗爭，沒有半點衝擊立法會的意味。可是，由發起行動的團體或大會的發言人口中，我們經常聽到兩種聲音：一是一切和平，完全沒有過激；另一則是承認有些過激，但不是問題（例如只有「百分之二」的人或時間過了火位，不應因此而否定「百分之九十八」；或者已嘗試控制場面但不果，那麼便不應算帳；又或者「百分之二」的肢體衝突，竟然給傳媒放大、扭曲，問題在於媒體，與運動無關）。兩種聲音互有矛盾，至今仍未見到統一的說法。
如上面所言，最有效的自辯應是種種行動都是合情、合法、合理。以沈君的說法，根本「不存在衝擊Vs 被衝擊」，而理論基礎是「社會現實是由不同個體和群體互動中『建構』出來的，只要我們對自身和外界認知發生變化，社會現實也會隨之變化」。我必須?認，自己完全不懂以上這句理論上應有重大政治意義的金句的意思。我的提問很簡單：假如當晚發生的是由親中和建制派搞出來一模一樣的行動，來衝擊一個以泛民為大多數的議會，我可以接受嗎？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否定的原因是，從制度的角度考慮，我們不應以參與行動的人士及團體的意識形態來判斷什麼是可以或不可以；制度、秩序、規範的建設不能以選擇性的方法來處事。這也就是說，假如我認為當晚所發生的一切行動均可接受，那麼我也應該認為政敵以同樣方式來衝擊自己支持的議會是可以接受的事情。規範保護敵人，但也保護我們自己。若然今天我們輕易放棄，日後給人運用來對付自己所支持的議會時，將後悔不已。
很多人說在議會大樓外面進行衝擊不能看作對議會政治倫理的挑戰，有些甚至覺得這樣做也只不過是邀請鄭汝樺跟群眾對話的身體語言而已。我自問對議會是有很強烈看法的，而我真的視一眾議員──儘管對他們的表現有很多不滿──為尊貴的議員。他們的尊貴不在於身分地位，而是就算我怎樣不喜歡他們的政見，還是認為他們不應受到任何威嚇（當然一定有人反駁，當時大部分參與者心平氣和，議員和官員不可能覺得受嚇），影響議事。在立法會大樓外請願、集會、抗議，這當然沒有問題，但要衝入議會大樓，則是另一回事了。說搬開鐵碼不是挑戰警權，而是因為它們阻礙群眾的行動，那是強辯。說當時的衝擊行動沒有任何意圖，純粹表達情緒，別無其他，我也覺得難以接受。
我情願參與者告訴我：做了又如何！當晚所發生的一切，都屬於和平的行動。我覺得面對這樣的解釋，我們還可以將問題交由社會大眾來決定。假如市民都認為日後在其他情况發生相似的事情，警察亦毋須處理的話，我當然也會接受這種對秩序的新理解。我的理解可能已追不上時代，但確信很多市民對衝擊議會的動作很有意見。
衝擊行為值得認真對待
而衝擊行為之所以值得認真對待，倒不是當晚所發生的事情。論對整個抗爭運動本身的影響，衝擊行動或者能夠激化一些參與其中的人士，但並不是「喚醒」了沉默的大多數；而更激動的動作，相信只會將本來同情運動的旁觀者亦嚇跑了。但在運動的發展過程中，這時一定會出現激進的一翼，認為只要行動再升級，便可以迅速扭轉形勢。而在這時候，建制的另一方面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容許對方公然進行衝擊。政府及警方要想辦法防止同類行動出現，倒不是因為如某些報章所言鷹派當道，而是它們內外受到壓力（例如前線警員會問他們日後如何以同樣的方法和態度來維持秩序），會嘗試通過打擊及其他強硬手段來提高參與者的參與成本；這一點是所有組織者、參與者、評論人都應該注意的。我關心的，不是那批衝擊議會的人士──他們不怕犧牲，對一切後果，應在預計之內。况且未能完成整套激進的動作，相信他們也很難放下心頭大石。他們早下決心，只有繼續，很難停下來。問題是站在他們後面的快樂抗爭人士，在一個群眾衝突的環境與氣氛底下，於毫無準備之下捲入其中，便可大可小了。當晚沒有發生，並不等如沒有潛在危險；日後再有行動、衝突，同樣的情况與可能性一定會發生。而來自建制的反擊，一觸即發。
當然，我的觀察、分析不一定準確。但假如我衷心認為潛在上述危險的話，我便有責任提出警告。別人怎樣看待我所提出的警告，我並不在意：講出了要說的真心說話，我已完成任務。有來郵指摘我的言論是為了特區政府、警方未來的打壓行動提供一種合理化的藉口，幫忙策動反動言論攻勢，我也不覺得怎樣──大概是讀得太多建構理論罷！但必須承認，過去幾星期所感受的討論氣氛，確實混身不自在。這與我所說的「昔日情懷」有關。
受特區政府委託研究「80 後」？
香港從來不是一個很理想的討論環境，一向存在山頭主義、小圈子等等。但不理想還不理想，總不會將人分類，然後界定立場，往後一連串猜測：問你有什麼企圖？背後有何目的？究竟站在誰人的一方說話？在過去這一段日子裏，深深感受到這一種猜疑情緒的蔓延。首先，是《蘋果日報》署名「本報記者」所寫的一篇「特稿」，報道我已受特區政府委託研究「80 後」。如果讀者有細讀那篇特稿，不難發覺該記者並無透露消息來源，亦無向我求證。讀報之後，我翻查自己手機「未接電話」的記錄，也沒有這樣的來電。有朋友向我了解，我的答覆是：這是當前香港社會「新聞創作」的最高表現。至今我仍不知道這是一項什麼研究，也沒有等待這項委託的來臨。自己手上有兩份書稿正在趕工，卻給人一種生活清閒，等接項目的印象，這要認真檢討反省。
我沒有新聞工作的訓練，不敢說這樣的報道不夠或甚至是違反專業；這要交由新聞界的朋友分析。但有趣的事，本地其他報刊也竟然覺得毋須在向我確認的情况下，引述這樣的「新聞創作」資訊，繼續傳播。至於一些專欄作者，亦樂於引用這段消息，寫出各種各樣的道理來。再發展下去，便在某些圈子之中，有很多聯想；而最容易做的，就是界定我被收編，拿特區政府的錢，計劃將來接受委任之類。從此，這個人已歸類，而他的意見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他的潛台詞、意圖及意識形態。
眼見這種猜疑情緒在香港社會蔓延，覺得很可憐（我指這個社會變得可憐）。沈旭暉文章的其中一段，正是這種猜疑情緒的濃縮精華版本。他寫：
「我們都是《四代香港人》忠實讀者，知道呂老一度表示『作者已死』，謝絕相關論壇和公眾論述，感到十分可惜，也十分悲壯；近月喜見作者復活，名正言順以『四代香港人作者』身分評論第四代，有報道說還被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委託研究第四代，身旁那些接受新學術訓練而在當漂流講師、非高級講師、副學士老師、研究助理等恆河沙數的第四代學人，卻未免百感交集。」
這一些文字就是時下的一種典型，由猜疑到猜疑，由歸類到定型，然後有所判斷，下個結論。關於政府委託研究，前面已解釋，在此只想多說一句：一個研究單位接受政府委託進行研究，這本身沒有問題。只要是能夠保持客觀、中立，不受委託人影響撰寫報告，而報告又可公開發表，我不覺得有批評的必要。我不是受委託的學者，不等於接受委託的研究員就是壞人，他們依附權貴。對人對事，要講公道。
我在《信報》發表的文章，在作者名字旁邊附上「四代香港人作者」幾個字，其實是編輯未經我同意之下加插的。事後我沒有向編輯追究，一是因為資料上沒有出錯，二是我相信讀者和我一樣，以平和的心情去了解別人的意見，沒有必要太多想像、解讀和建構。明顯地，沈君另有一種解讀的方式。對此我也有應付的責任。跟家中第一代長輩談起近期的小風波，她即時的反應是： 「那你應該先反省一下平日待人接物的態度，要認真做好教學、研究，否則人家何來這種印象。世上哪有這麼多誤會。」在這個意義上，對沈君的意見，我會視之為忠告、提點。
那份猜疑我不敢認同
但在忠告、提點的背後所存在的那份猜疑，則我是不敢認同的。而這個問題並不限於個別作者，而是一個普遍現象。不知從哪個時候開始，我們變得愈來愈講求「政治正確」──對人對事，是一早區分態度、立場，進行分類；而另一種表現，則是放棄了仔細詳盡，反覆思考辯論的討論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政治語言（例如很快便由討論上升至追問究竟有無勇氣、決心的政治表態）。在現有的政治環境底下，大家坐立不安，心急浮躁，這可以理解，但事事猜疑卻不值得鼓勵。
這剛好回到文章初段所提出的問題：我相信很多市民（包括我本人）對現時香港特區管治都有很多不滿，認為需要改變。在尋求改變的過程中，障礙重重，速度緩慢，成效不大。這樣的局勢底下，出現各種訴求、主張，完全可以理解。但在爭取更快更大的轉變的同時，出現了一些激烈的言論，我覺得是需要小心處理的。例如有人認為我所主張的議會政治倫理在現存建制底下，已經沒有意思；一個不義的議會所作決定，市民沒有必要接受。另一種意見是，因為這個議會根本不能真實反映民意（例如轉換計算選票的方式，泛民才是大多數），用任何手段進行衝擊，都不是問題。在我看來，這些說話都是講大了：認為這是一個令人覺得絕望的制度，所以只有徹底否定才有希望，這些講話的策略含義只可能是以不同的形式來否定現存有限度的議會民主。我認為這條路線是危險的。
我知道這句說話會引起很多讀者大笑，但我的而且確認為香港的民主──儘管是有限度的──得來不易。它不是英國雙手奉上，也不是北京恩賜，而是長年鬥爭的成果。它不盡人意，更應更快走向更民主，但未至於需要全盤否定。或者我比較悲觀，我從不認為北京會因為看見議會及其規則愈來愈不受尊重而心痛；它絕不介意出現亂局，更不介意極端保守主義抬頭。很多人以為跟北京角力是一場博弈，我則在另一篇短文裏提及，它是一個絕不介意在一個殘局中慘勝的莊家。對我們來說，它的慘勝可能是香港的悲劇。
或者這個制度、這個政府都很討厭，但我仍然相信我們有過一些理念、規範、共識，是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合理的，並且可以應用到處理重大問題之上的。在規範底下進行鬥爭──從爭取每一個議席到組織「七一遊行」之類的和平示威──不會立即解決問題，但也不見得是寸步難行。改革之路從來都是又長又彎。
編按：1 月19 日，《信報》刊出學者呂大樂的文章〈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當中提及「衝擊立法會的做法是超出了和平抗爭的範圍，而對於這種鬥爭的手段，我不表贊同」。Roundtable 理事會主席、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沈旭暉1 月31 日於《明報》「星期日生活」撰文〈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指出呂大樂近一年來的文章， 「讓不少身邊的青年學者、學生、朋友感到鬱悶……背後其實是上一代學者忽略新興社會科學方法論，只使用陳年研究框架的根本問題」。本版思潮專欄今日特刊出呂大樂的最新文章。
月前在《信報》發表一篇短文（原來的題目是〈一個關於議會民主的規範與倫理的問題〉，但由編輯改為〈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引起了一些討論，更有不少批評。在此我打算對自己的一些想法略為說明一下，中間或會對個別評論作出回應，但限於篇幅，不可能就每一位評論人的意見逐點討論，希望參與討論的朋友不會介意。
上星期沈旭暉以〈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為題，撰文指出本人舊思維、舊框條的落後，當然有值得參考之處。尤其重要的是，讀畢全文，深覺淺白的文字和平易近人的分析概念之可貴。而文中五大要點，乃新近學術發展情報，眼界大開之餘，暫時仍然未能充分咀嚼出其中相關的地方，反而題目中的「昔日情懷」四字，多少點出了我的心情。坦白說，我的確覺得，我們正在放棄好些本來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好的社會元素、處事的態度與方法。而我覺得可惜是，現在很多時候我們是為了要否定一個大家都覺得是很討厭的政治制度、特區政府及其施政，就連一些曾經認為是好的規範、理念也隨便拋棄了。我的疑問是：這樣做值得嗎？如此不惜一切，有必要嗎？真的是最好的選擇嗎？我在自己文章裏自認保守，主要就是這個意思。
我的「昔日情懷」可以分開不同方面討論，就讓我從最簡單的組織與動員的問題開始。
動員社會運動要考慮的不是個人喜好
我們看待事物的態度、方法是會受到個人成長經驗所影響；我會承認，我的成長經歷會局限了自己的視野。在我年輕的時候，大部分活躍分子都會認為有需要為自己有份發動、組織的行動、運動負責，因此每次大型公開行動都設有糾察隊，維持秩序（即以大家事前認同的方式、手段，來爭取共同的目標）。若有不同意見者，一是接受已決定的抗爭方式，暫時放下分歧，以一致行動進行抗爭，不然就是脫離組織，另行在另一個機會發動行動，各自以不同方式進行抗爭。那時候，大家覺得在行動的過程之中，總會有政治部的人滲透破壞，於是對於過程中的很多安排都小心翼翼，以防人群中個別人士（無論是「自己人」還是破壞分子）有所的小動作，而礙了大事。或者是因為這樣的安排，那時候的行動總是四平八穩，沒有什麼重大突破，也沒有什麼驕人的成績。但行動的組織者會為行動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大小事情，負上全責。因為要負上全責，如何保證行動能有秩序地進行，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而對於沒有跟從早前集體決定而鹵莽行動的，會劃清界線。
有人批評我這類想法是列寧主義思想，不合時宜，更有打壓個別參與者的個人自發之嫌。年輕朋友對組織化的行動甚為抗拒，作為他們的選擇，我無話可說。我想指出的問題是：
在動員社會運動的時候，我們要考慮的不是個人喜好，而是怎樣從推展運動的角度來估計社會大眾對整個社會運動的一舉一動的看法。重要的問題不在於主要發起團體、大會發言人如何界定他們需要負責的範圍，而是絕大部分不懂後現代論述分析的普通市民會怎樣看待過程中所出現的激烈行動、手段。是否需要為某些行動負責，這並非發動運動的人士、團體主觀上想如何處理的問題，而是面對整個社會，進行抗爭時必須具備的策略意識。
據我了解，在圍堵立法會的行動中，運動內部就曾經對於行動的方式、抗爭手法提出不同的意見，而且有過辯論──至少我曾收到一封電郵，指我在不了解實情和不知道有人曾經嘗試阻止衝擊行動而提出批評，有欠公平。所以，我有理由相信，部分組織者對需要負責的範圍的問題有過思考，並不會因為市面上有些什麼理論，便可以將問題放到旁邊。不過，話說回來，就算有過辯論，但最終衝擊議會大樓的行動仍然發生了，則責任的問題還是一個有待處理的議題。
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問題不在於發起行動的團體或大會的發言人自己的主觀感受或提出的解釋，而是大部分市民如何看待種種行動和動作。如果組織者堅信需要統一行動的形式與步伐，清楚界定整個運動的性質，不怕犯上「政治不正確」的罪名，敢與企圖騎劫運動的部分參與者劃清界線，那就算在行動的過程中發生了阻止不了的衝擊行動，運動也不因此而被轉移焦點。問題是，發起行動的團體或參與人士於事發之後，問：問題是誰先行不義（意思應該是既然你不義在先，那麼我的激烈行動又有何問題）？我們阻止不了他們，那難道要為此負上責任嗎？擲膠樽的是何許人也（有可能是卧底），仍未清楚，那麼我們又要為此負責？對很多市民而言，他們不會跟你將行動中的不同元素區分開來；在他們眼中，這的確涉及責任的問題。與此同時，個別行動、動作亦會影響他們對運動的印象。發起行動的團體要自辯的話，只得兩種方法：一是跟某些參與者劃清界線，二是為一切負上責任。阻止不了、傳媒放大（這應該是組織者一早已能預見的事情，而組織者亦十分明白，個別參與者是會在傳媒焦點之下，特別活躍和激動）等等，其實都不是解釋。
史泰祖與葉劉淑儀的例子
沈君當然不會同意我的看法，還舉了一個例子，指我自己也不會為小部分人的行為負責。他說「事實上，呂老主持的新力量網絡……還不是使用同一模式為其前任主席史泰祖伙拍葉劉淑儀競選，成了組織內的『百分之二』，對此呂老也是不能預防的，似乎他也沒有『基本上認同行動』。起碼在當時。」
首先，沈君將史醫生支持葉劉淑儀參與補選和後來兩人合作一起參選兩事混淆了；如果曾引人關注的，是前者而並非後者。更重要的是，就前者一事，新力量網絡只向外界澄清：「新力量網絡乃一所無政治黨派傾向的民間智庫組織……基於組織的性質，本會從來不以組織名義支持任何候選人參與任何層級的議會或其他政治機構的選舉。一直以來，就算是會員參與選舉，亦一概不會以組織名義支持參選。」但基本上沒有否定個別會員以個人身分有權以各種形式參與選舉活動，因此儘管外界及會內有人表示不滿，也沒有嚴厲譴責史醫生。
所以，沈君所舉的例子，正好說明我對責任倫理之重視。因為當時會內並無規定會員──包括主席──不可以以個人身分參與選舉相關的活動，我作為副主席便不可以不按規章去處理個別會員的行為；既然事前缺乏預見能力，那便唯有一力承擔，面對組織內外的壓力與批評。當時在很多人眼中，這就等於我認同了他的做法。對我這類強調規範的人來說，絕不能因某些後果而繞過規則辦事。整個組織有所疏忽，就只好硬着頭皮哽下去。事後我們修改了會規，主席不可以任何形式（包括個人名義）提名候選人。必須注意，新增會規所規範的正是接下來當主席的我。
我想說：這就是我的「昔日情懷」，而沈君應是難以明白的。對我來說，由於事前未有規定，到出了問題之後，也必須堅持公平處理，不能因內外壓力或意識形態而不依規條做事。那「百分之二」，我哽了。同樣重要的是，對朋友要有情有義。當初沒有說明不容許的，朋友做了，對自己造成不便。但我們也不可以為此而反臉不認，甚至落井下石。在這些問題上，我自認是百分之一百「愚忠」的。
如果親中派衝擊以泛民為多數的議會？
這帶我們到了另一方面的問題：發起圍堵的團體最有力的自辯，應強調是當晚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均屬和平抗爭，沒有半點衝擊立法會的意味。可是，由發起行動的團體或大會的發言人口中，我們經常聽到兩種聲音：一是一切和平，完全沒有過激；另一則是承認有些過激，但不是問題（例如只有「百分之二」的人或時間過了火位，不應因此而否定「百分之九十八」；或者已嘗試控制場面但不果，那麼便不應算帳；又或者「百分之二」的肢體衝突，竟然給傳媒放大、扭曲，問題在於媒體，與運動無關）。兩種聲音互有矛盾，至今仍未見到統一的說法。
如上面所言，最有效的自辯應是種種行動都是合情、合法、合理。以沈君的說法，根本「不存在衝擊Vs 被衝擊」，而理論基礎是「社會現實是由不同個體和群體互動中『建構』出來的，只要我們對自身和外界認知發生變化，社會現實也會隨之變化」。我必須?認，自己完全不懂以上這句理論上應有重大政治意義的金句的意思。我的提問很簡單：假如當晚發生的是由親中和建制派搞出來一模一樣的行動，來衝擊一個以泛民為大多數的議會，我可以接受嗎？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否定的原因是，從制度的角度考慮，我們不應以參與行動的人士及團體的意識形態來判斷什麼是可以或不可以；制度、秩序、規範的建設不能以選擇性的方法來處事。這也就是說，假如我認為當晚所發生的一切行動均可接受，那麼我也應該認為政敵以同樣方式來衝擊自己支持的議會是可以接受的事情。規範保護敵人，但也保護我們自己。若然今天我們輕易放棄，日後給人運用來對付自己所支持的議會時，將後悔不已。
很多人說在議會大樓外面進行衝擊不能看作對議會政治倫理的挑戰，有些甚至覺得這樣做也只不過是邀請鄭汝樺跟群眾對話的身體語言而已。我自問對議會是有很強烈看法的，而我真的視一眾議員──儘管對他們的表現有很多不滿──為尊貴的議員。他們的尊貴不在於身分地位，而是就算我怎樣不喜歡他們的政見，還是認為他們不應受到任何威嚇（當然一定有人反駁，當時大部分參與者心平氣和，議員和官員不可能覺得受嚇），影響議事。在立法會大樓外請願、集會、抗議，這當然沒有問題，但要衝入議會大樓，則是另一回事了。說搬開鐵碼不是挑戰警權，而是因為它們阻礙群眾的行動，那是強辯。說當時的衝擊行動沒有任何意圖，純粹表達情緒，別無其他，我也覺得難以接受。
我情願參與者告訴我：做了又如何！當晚所發生的一切，都屬於和平的行動。我覺得面對這樣的解釋，我們還可以將問題交由社會大眾來決定。假如市民都認為日後在其他情况發生相似的事情，警察亦毋須處理的話，我當然也會接受這種對秩序的新理解。我的理解可能已追不上時代，但確信很多市民對衝擊議會的動作很有意見。
衝擊行為值得認真對待
而衝擊行為之所以值得認真對待，倒不是當晚所發生的事情。論對整個抗爭運動本身的影響，衝擊行動或者能夠激化一些參與其中的人士，但並不是「喚醒」了沉默的大多數；而更激動的動作，相信只會將本來同情運動的旁觀者亦嚇跑了。但在運動的發展過程中，這時一定會出現激進的一翼，認為只要行動再升級，便可以迅速扭轉形勢。而在這時候，建制的另一方面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容許對方公然進行衝擊。政府及警方要想辦法防止同類行動出現，倒不是因為如某些報章所言鷹派當道，而是它們內外受到壓力（例如前線警員會問他們日後如何以同樣的方法和態度來維持秩序），會嘗試通過打擊及其他強硬手段來提高參與者的參與成本；這一點是所有組織者、參與者、評論人都應該注意的。我關心的，不是那批衝擊議會的人士──他們不怕犧牲，對一切後果，應在預計之內。况且未能完成整套激進的動作，相信他們也很難放下心頭大石。他們早下決心，只有繼續，很難停下來。問題是站在他們後面的快樂抗爭人士，在一個群眾衝突的環境與氣氛底下，於毫無準備之下捲入其中，便可大可小了。當晚沒有發生，並不等如沒有潛在危險；日後再有行動、衝突，同樣的情况與可能性一定會發生。而來自建制的反擊，一觸即發。
當然，我的觀察、分析不一定準確。但假如我衷心認為潛在上述危險的話，我便有責任提出警告。別人怎樣看待我所提出的警告，我並不在意：講出了要說的真心說話，我已完成任務。有來郵指摘我的言論是為了特區政府、警方未來的打壓行動提供一種合理化的藉口，幫忙策動反動言論攻勢，我也不覺得怎樣──大概是讀得太多建構理論罷！但必須承認，過去幾星期所感受的討論氣氛，確實混身不自在。這與我所說的「昔日情懷」有關。
受特區政府委託研究「80 後」？
香港從來不是一個很理想的討論環境，一向存在山頭主義、小圈子等等。但不理想還不理想，總不會將人分類，然後界定立場，往後一連串猜測：問你有什麼企圖？背後有何目的？究竟站在誰人的一方說話？在過去這一段日子裏，深深感受到這一種猜疑情緒的蔓延。首先，是《蘋果日報》署名「本報記者」所寫的一篇「特稿」，報道我已受特區政府委託研究「80 後」。如果讀者有細讀那篇特稿，不難發覺該記者並無透露消息來源，亦無向我求證。讀報之後，我翻查自己手機「未接電話」的記錄，也沒有這樣的來電。有朋友向我了解，我的答覆是：這是當前香港社會「新聞創作」的最高表現。至今我仍不知道這是一項什麼研究，也沒有等待這項委託的來臨。自己手上有兩份書稿正在趕工，卻給人一種生活清閒，等接項目的印象，這要認真檢討反省。
我沒有新聞工作的訓練，不敢說這樣的報道不夠或甚至是違反專業；這要交由新聞界的朋友分析。但有趣的事，本地其他報刊也竟然覺得毋須在向我確認的情况下，引述這樣的「新聞創作」資訊，繼續傳播。至於一些專欄作者，亦樂於引用這段消息，寫出各種各樣的道理來。再發展下去，便在某些圈子之中，有很多聯想；而最容易做的，就是界定我被收編，拿特區政府的錢，計劃將來接受委任之類。從此，這個人已歸類，而他的意見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他的潛台詞、意圖及意識形態。
眼見這種猜疑情緒在香港社會蔓延，覺得很可憐（我指這個社會變得可憐）。沈旭暉文章的其中一段，正是這種猜疑情緒的濃縮精華版本。他寫：
「我們都是《四代香港人》忠實讀者，知道呂老一度表示『作者已死』，謝絕相關論壇和公眾論述，感到十分可惜，也十分悲壯；近月喜見作者復活，名正言順以『四代香港人作者』身分評論第四代，有報道說還被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委託研究第四代，身旁那些接受新學術訓練而在當漂流講師、非高級講師、副學士老師、研究助理等恆河沙數的第四代學人，卻未免百感交集。」
這一些文字就是時下的一種典型，由猜疑到猜疑，由歸類到定型，然後有所判斷，下個結論。關於政府委託研究，前面已解釋，在此只想多說一句：一個研究單位接受政府委託進行研究，這本身沒有問題。只要是能夠保持客觀、中立，不受委託人影響撰寫報告，而報告又可公開發表，我不覺得有批評的必要。我不是受委託的學者，不等於接受委託的研究員就是壞人，他們依附權貴。對人對事，要講公道。
我在《信報》發表的文章，在作者名字旁邊附上「四代香港人作者」幾個字，其實是編輯未經我同意之下加插的。事後我沒有向編輯追究，一是因為資料上沒有出錯，二是我相信讀者和我一樣，以平和的心情去了解別人的意見，沒有必要太多想像、解讀和建構。明顯地，沈君另有一種解讀的方式。對此我也有應付的責任。跟家中第一代長輩談起近期的小風波，她即時的反應是： 「那你應該先反省一下平日待人接物的態度，要認真做好教學、研究，否則人家何來這種印象。世上哪有這麼多誤會。」在這個意義上，對沈君的意見，我會視之為忠告、提點。
那份猜疑我不敢認同
但在忠告、提點的背後所存在的那份猜疑，則我是不敢認同的。而這個問題並不限於個別作者，而是一個普遍現象。不知從哪個時候開始，我們變得愈來愈講求「政治正確」──對人對事，是一早區分態度、立場，進行分類；而另一種表現，則是放棄了仔細詳盡，反覆思考辯論的討論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政治語言（例如很快便由討論上升至追問究竟有無勇氣、決心的政治表態）。在現有的政治環境底下，大家坐立不安，心急浮躁，這可以理解，但事事猜疑卻不值得鼓勵。
這剛好回到文章初段所提出的問題：我相信很多市民（包括我本人）對現時香港特區管治都有很多不滿，認為需要改變。在尋求改變的過程中，障礙重重，速度緩慢，成效不大。這樣的局勢底下，出現各種訴求、主張，完全可以理解。但在爭取更快更大的轉變的同時，出現了一些激烈的言論，我覺得是需要小心處理的。例如有人認為我所主張的議會政治倫理在現存建制底下，已經沒有意思；一個不義的議會所作決定，市民沒有必要接受。另一種意見是，因為這個議會根本不能真實反映民意（例如轉換計算選票的方式，泛民才是大多數），用任何手段進行衝擊，都不是問題。在我看來，這些說話都是講大了：認為這是一個令人覺得絕望的制度，所以只有徹底否定才有希望，這些講話的策略含義只可能是以不同的形式來否定現存有限度的議會民主。我認為這條路線是危險的。
我知道這句說話會引起很多讀者大笑，但我的而且確認為香港的民主──儘管是有限度的──得來不易。它不是英國雙手奉上，也不是北京恩賜，而是長年鬥爭的成果。它不盡人意，更應更快走向更民主，但未至於需要全盤否定。或者我比較悲觀，我從不認為北京會因為看見議會及其規則愈來愈不受尊重而心痛；它絕不介意出現亂局，更不介意極端保守主義抬頭。很多人以為跟北京角力是一場博弈，我則在另一篇短文裏提及，它是一個絕不介意在一個殘局中慘勝的莊家。對我們來說，它的慘勝可能是香港的悲劇。
或者這個制度、這個政府都很討厭，但我仍然相信我們有過一些理念、規範、共識，是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合理的，並且可以應用到處理重大問題之上的。在規範底下進行鬥爭──從爭取每一個議席到組織「七一遊行」之類的和平示威──不會立即解決問題，但也不見得是寸步難行。改革之路從來都是又長又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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