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80後 經歷不同卻有共鳴

2010-01-19 香港經濟日報 A27, 國是港事, 沈旭暉 、陳偉信

香港的「80後」是經歷了殖民主義與主權交接的一群，也是在西方民主化土壤成長過的最後一群。




他們的價值也許不及舊有的殖民精英靠攏着西方自由主義文明，卻肯定不是如學者們的指標一樣，同屬同一個文明體系。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曾預言今後的國際關係將以文明對立為主導，並在文明與文明之間的斷層出現衝突。假如80後代表着較西方及後物質主義的「文明」，在位者扮演着中國及物質主義「文明」，在主要問題（97年回歸祖國懷抱）被解決，那些潛藏的矛盾便慢慢的浮現出來。



新世代經歷共鳴 非年齡區分



當然，以先驗的文明論來剖析80後與當權者的衝突，並不能完全解釋世代的出現與交替。政治心理學的開山祖師傑維斯（Robert Jervis）在《國際政治的知覺與錯覺》中指明，人們在青年期對某些政治事件的第一身經驗對於構成及後對政治的認知系統有着重要的影響，而有一定數量的人共同經歷了同一的事件而產生共鳴，這便會構成一個世代。然而，世代的概念不是客觀地以生物年齡或發展模式來決定，而是以一連串事件的偶然組合建構而成——這是社會主流對於世代論的盲點。



在《四代香港人》中，呂大樂以出世的年份來定義世代（因此我們總屬於第四代），但忽略了世代內的共同經歷。也許80後的青年個人大部分的經歷各異，但共同的政治符號卻不少︰最早期的80後有着六四事件的烙印，對中國政權的恐懼及不信任；中期的80後經歷了主權交接，形成了本土意識及他者政權的角力；晚期的80後有着七一遊行的振奮，相信人民力量不可欺。這些集體記憶在不同的本土行動慢慢的沉澱，發芽，最後孕育了今日所謂的「80後」青年——世代的衝突亦隨之而開展。



有趣的是，雖然經歷各異，但中國的第四代及香港的第四代卻有着合流的空間，形成了一個跨國家的網絡。學者基利斯（Peter Gries）同樣地把中國民族主義者分為四個世代︰而第四代是以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遇襲為依歸，這些第四代人一方面稱自己為「不重要的一代」、「沒法發聲的一代」，另一方面卻抱着「救世情結」，希望中國更全面的發展，並在世界事務上擔當更重要的角色。同樣是第四代，香港的第四代也有着如此的堅持︰他們會為中國運動員在京奧的成功而高興，但同樣反抗着中國極高壓的管治。



國內青年嚮往自由 推崇文人



這種兩地第四代的合流，沒有自發地組織，卻恰巧地彼此的呼應着。筆者接觸不少80後的內地青年，他們的偶像不是明星，而是韓寒、許知遠等知識分子。國內的知識分子對於香港言論自由的嚮往，更是不言而喻。例如當Google退出中國之後，國內的百度「突然」可以搜尋「六四」，不少80後的青年紛紛在facebook通知各方友好，彷彿為國內的青年可以得知六四的真相而高興。80後的群組也有引用國內對於高鐵的研究及觀點，來引證「發展不是硬道理」並不適用於中國香港。兩地第四代的融合，也許會透過一條比高鐵更快的光纖，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這對於中國以及香港的影響，比單研究香港80後的特質更有深層的意義。



如天星事件 高鐵創示威文化



行文之際，得知高鐵的撥款「順利」通過，這是意料中事，但警方要出動胡椒噴霧來對抗衝擊鐵馬的示威者，這是始料不及的。高鐵只是一個開始，背後也不是一個單一的議題。這次的高鐵事件及內裏多元的議題，開啟香港社會討論之門，其非抗爭性的示威模式，更好像60、70年代胡士托音樂節一樣，建立了一個新的示威文化。上述模式一旦成為了新世代的主流，政府以舊的話語回應，只會更為有心無力，繼而失去了建構上述議題話語的主動權。



筆者剛在布拉格一個學術會議碰見前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問他是否記得現在當Roundtable其中一個支部總幹事的林輝。他笑說當然記得，還經常從facebook得知他的近況，說他很有心為社會云云。原來陳校長的facebook有數千朋友，他對前學生以不同方式引領社會感到十分自豪。他又說，高鐵事件和他那個年代的天星事件一樣，都是新世代要找一個切入點說話而已，就是這麼簡單。太陽之下無新事，就是這麼簡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