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9/13

不談音樂談世代

2008-12-21 明報 P04, 安裕周記, 陶囍觀察, 陶囍
月初,潘迪華跟at 17 在演藝學院舉行了三場音樂會。世事奇妙,十二月四日開場首天,王維基高調上任亞視;十二月六日,音樂會落幕那夜,倪震被拍下熱吻照。這三件事表面互不關連,卻恰恰在同一時空發生,王、倪擔綱的兩齣好戲,高潮迭起,箇中恩怨情仇,目下已是家傳戶曉。兩相對比,這類音樂會,既沒有火熱動感貼身舞,又沒有是非好搞作,本來就不合本地娛樂版的口胃,加上同期對手太強,這麼動聽動人的音樂會,結果並沒能得到多少媒體青睞,除了零星報道,未有引起什麼談論,直如沒發生過一樣。




幸好,我當日在現場,親身感受大樂隊現場伴奏的華麗氣派、爵士樂那有時即興有時慵懶又有時風騷的韻味。在潘迪華滄桑溫柔的歌聲中,對爵士樂毫無認識的我,隱隱聽出了複雜的人生感懷。第一次看at 17 表演,更像發現了新大陸一般興奮,林二汶聲甜,盧凱彤爽朗,我特別喜歡她們出場時的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是at 17 的盧凱彤。」我近年很少看本地的綜藝節目,其中一個原因是受不了那幫年輕藝人和歌手有事沒事笑作一團,像眼前兩位那麼自信滿滿,舉止大方的,已足夠叫我眼前一亮。



音樂會以What a wonderful world 作結。潘迪華說,她想起了早逝的兒子,我心一動,淚在眼眶打滾,看台上的三個女子,兩個聲音哽咽,隨時要掉眼淚。我聽着那豁達大度的歌詞, and I think to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懷着感動離開場館時,莫名其妙的,我想起了呂大樂。



《四代香港人》一紙風行,影響力不容小覷,我身邊就經常有人興高采烈的對號入座。友人生於一九七五年,早生了一年,算不上呂大樂筆下的第四代,很有點耿耿於懷。所謂四代人,到底是怎麼劃分出來的呢?在美國,戰後嬰兒(boomers)生於一九四六至一九六四,正好跟呂所說的第二代香港人同期(一九四六至一九六五);隨後那一代人數大減,被稱為bust,又叫X 世代(Generation X),出生年份由一九六五至一九七六(香港第三代是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五),那生於一九七七至一九九七(香港的第四代,出生於一九七六至一九九○年間)的,順理成章是Y 世代(Generation Y)了。看到這裏,你是否已經給這些年份搞糊塗了?



從一開始,我就搞不懂是否真的可以一刀切,把出生在某年之後的人歸類為同一代人,然後想像這一代人擁有一些共同特徵,具備某種「時代的烙印」。第一次看《四代香港人》時,我由衷佩服呂大樂簡潔的、帶點一錘定音式的敘述,後來翻看了兩次,漸漸看出了一點苗頭——表面上這書寫的是四代,說來說去,主角都是第二代,無論寫的是哪一代,都是從第二代的視角出發。對第一代,第二代有的是遲來的敬意;對第三代,第二代有的是歉疚;至於第四代,第二代感情複雜,恆常徘徊在愛你會否變成害你的人生交叉點上。《四代香港人》其實是一個第二代香港人寫給自己和同代人反省的小書。





第四代對號入座



偏偏有為數不少的「第四代」看得很認真,全情代入角色。我不只一次聽到二十至三十歲的年輕人,自怨自艾說: 「我們這些第四代,沒有個性。唉,我們好像很多選擇,其實沒有。」又或者用控訴的語氣,問: 「是誰把我們弄到這樣子的?就是可怕的家長,自以為是的第二代!」驟聽起來,為人父母的第二代,簡直是存心靠害,仇深似海。



這些話聽多了,說的人好像愈來愈理直氣壯,彷彿只要貼上第x 代的標貼,什麼事都立即有一個說法,歸結起來,又不免都是社會的錯,制度的錯,上一代的錯。在《四代香港人》日益神話化的過程中,我的心理經歷了微妙的轉變,我由開始時理解和同情第四代的成長歷程,演變到今天,當面對一個忙不及自稱「第四代」的人,會打從心底感到厭煩。我仍然看到加諸在第四代身上的種種要求、期望和限制,我知道這些力量,會塑造出某些性格傾向,但我也相信,建制再龐大強橫,個人仍有一定的自由意志,在限制中尋找、發掘和創造其他可能。





前衛的第一代



按照四代人的分類,今年七十七歲的潘迪華當屬第一代無疑。綜合昔日報道,潘迪華一九四九年隨母由滬來港時,還未夠二十歲,她視周璇為偶像,喜歡唱歌,就唱了一輩子的歌。現在說這話可以很輕鬆,但不要忘記,上世紀五十年代,TVB 還未出生,本地文化人津津樂道的「香港普及文化」連影子都未有,一個妙齡女子愛唱,甚至願意四出演唱,成為cabaret singer,不見得會得到家長和長輩的認同和祝福,如果她當日選擇遵循主流對女性的期望,半世紀後的今天,我們就不會聽到那成熟動人的嗓子。



潘迪華很前衛,一九七二年,她製作了第一齣華語音樂劇《白孃孃》,耗資百萬港元,當年《南華早報》連日大篇幅報道,但本地觀眾反應平淡,潘迪華虧了大本。幾年前她在專欄寫過這事,提到李小龍演出後對她說,她比時代走前了至少十五年。



賠錢自然心痛,但許多年後,她真正記牢的,是那一句肯定——比時代走前了至少十五年,等於說,你超越了時代的限制,你沒有等萬事俱備才動身圓夢,你沒有抱怨時勢運氣都對你不利,你更沒有概嘆「在香港搞藝術,真『大鑊』!」(題外話:三十會的龔耀輝十二月十五日在信報撰文,題為「三十幾歲,真『大鑊』!」,盡訴時勢逆轉下三十世代的重重危機,文章引起了林行止先生憶舊情懷,對三十世代提出了一點善意提醒,對「世代之爭」有興趣的諸位,切勿錯過。)你就是東風,你就是時勢運氣,結果你可以在西九還是海的七十年代寫下了一頁傳奇,而我們反來覆去的討論完硬件檢討軟件,什麼也幹不了。



份屬第四代的at 17 很幸運,能夠跟一個特立獨行的前輩合作,可以親身領受她忠於所愛的力量。



at 17 轉眼出道多年,也有很多支持者,但距離八十年代那種「大紅大紫」,不可同日而語。在本地娛樂和音樂事業日見凋零的時刻,繼續以興趣為志業,在在需要勇氣。這個音樂會,就是第一代為第四代打氣,第四代向第一代致敬的一個美妙舞台。at17 為失落的同代人示範了面對時代的功架;潘迪華則為進退失據的第二代父母示範,愛不是為下一代搭建美滿的將來,各人有各人要走的路,不是父母可以預知和決定,反而簡單一些,一起jam 歌,分享音樂,也是愛。



在時代的巨大陰影下,個人或許真的改變不了什麼,兩代如何相處,還是可以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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