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2-21 明報 P06,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沈旭暉
這系列最後一集，筆者請來兩位在內地頗負盛名的青年公共知識分子，許知遠和安替，希望用他者的角度，回看香港同行的出路。然後，會簡單總結香港究竟有沒有青年公共知識分子這回事，和他們面對的結構性困局，以及個人總結。
文沈旭暉
「香港魅力衰掉很快」
問：沈旭暉訪問助理：張開圍、李祖喬@Roundtable答：許知遠（《生活雜誌》出版人，曾任《經濟觀察報》主筆，著有《那些憂傷的年輕人》、《納斯達克的一代》等）和許知遠談過數次，都是在香港，由文化界前輩介紹認識。他在內地知識界是青年象徵，成名作《那些憂傷的年輕人》反映一代人心結，乃《四代香港人》姊妹篇。他的生活：當雜誌出版人+通過文章維持安穩生活+主持北京書店+不時出國考察，正是我們夢寐以求的事。但原來，他更希望被稱為作家。
是內地知識界青年象徵
「真正的作家願意用50 年後的10 個讀者，交換現在的5 萬個讀者」。他的讀者不只5 萬，但相信「是否影響public，那是一個by-product，不是我要追求的方向。當一個人太追求by-product，就會篡改自己的內心世界，對自己不誠實，結論往往經不起推敲。」太刻意追求影響力，失諸有相： 「有人天生試圖影響政策，但個人選擇是按照我的方式想清楚，並不希望東西能達成結果。」太追求商業效益，也看不過眼： 「我特別喜歡作家Edmund Wilson，起英文名字也是因為他。他擔心銷量大得讓嚴肅作家害臊」。
知遠本質愛學術， 但情歸公民社會。
「在國內，大學是愈來愈潰爛的體制，因為過分封閉，行政權力不斷膨脹，學術精神不斷死亡，很難有活力和空間容納年輕的聲音。公共空間可成為更大的自由平台。」所以，他認為公共知識分子有特定社會功能： 「任何社會都面臨價值的真空、意義的缺失，知識分子應填補這真空。」對他而言，十九世紀的西方知識分子傳統最值得尊敬， 「不一定需要在學院幹什麽，也不一定經過所謂學術訓練，包括馬克思， 他們才是真正意義上的publicintellectual， 足够的public， 足夠的intellectual。」他找到公共和私人之間難得的平衡，足以傳訊，也毋須害臊。他認同在香港難做到， 「中國大嘛」。
是的，港人的焦慮他都理解。他笑說每次來香港，都為我做精神massage。內地、台灣都有世代論，那裏的第四代人也面臨難以上位、權力持份人為新一代訂下自己毋須達到的標準等結構問題。
台灣人可種田開咖啡，香港不行「台灣是很好玩的案例。台灣年輕人畢業後不想成為王永慶了，知道成不了，有心人夢想是在農村買地，開咖啡館。這樣的社會愈來愈多元，再過兩年，就醞釀出不同價值來。」然而，香港年輕人沒有了橫向流動的視野，向上望又鬱鬱不得志：「現在的年輕人沒有明顯受壓，生活也不匱乏，沒什麽主要敵人，就局限在小世界裏了。」何况不同台灣， 「香港買不了地，太可憐了，就這點特別可怕。台灣有多元價值觀在支撐，在香港金錢的支配性太大了，這是整個社會風向。政府應做事，要給年輕人創造一個可能性嘛。當然，這是相互的事情，年輕人也要爭取。」沒嶄新思想連好東西也在消失知遠和香港頗有淵源。他正研究香港史，常到香港圖書館調研，在《亞洲週刊》定期寫文章，也交由CUP 出版《愛國無罪》。他喜歡香港的獨特性——從前的獨特性： 「香港魅力在過去十多年衰掉很快。從前香港魅力在於獨特，現在中國封閉消除，香港再沒有嶄新思想出現。本來的有利條件，自由流動信息，長期外來的文化傳統，處於亞洲的特殊地位，應該出現新的東西，包括價值、文化創造，但都沒有。
甚至好東西也在消失。」研究香港，導火線是「從來沒香港人把自身故事說完整，邏輯都是碎片式的。說得好的都是外國人，像Jan Morris。」當然，還有感情：「我們這一代關心香港完全是因為錄像帶、流行曲，因為中國封閉。八十後不需要香港。」豈非最後一代理會香港的中國人？ 「嗯，歷史還沒終結，怎敢說是最後一代？」後記：過了追求粉絲的年齡見過許知遠的人，會先注意他的外形：捲長髮型、開胸襯衣，不像一般人想像的知識分子。他說沒有刻意經營形象，大學時因為懶才不剪頭髮，但不諱言「可能3 年前希望成為一個pop star，我曾想為什麼文化界不能。但這兩年看到在公共中心的，都是些你看不起、不尊敬的人，就算了。」他笑說「早已過了追求粉絲的年齡」， 而且「householdname 是陳冠希那些人，不要跟他們比。
」他希望明年到海外住一年，當訪問學者。這條路，是他獨自走出來的，如何向上提升、如何橫向流動，他都有自主性，實在值得香港同行借鏡。
「我不在乎香港怎樣走」
問：沈旭暉訪問助理：張開圍、李祖喬@Roundtable答：安替（國際關係研究員，《縱橫周刊》負責人。曾任南方報業集團記者、《紐約時報》駐北京辦事處研究員）在內地的國際研究圈，安替是公共知識分子代表人物，他主辦的網絡《縱橫周刊》是研究者必讀。他曾到伊拉克當戰地記者，又在學院兼任授課，但主要身分還是媒體工作者。他的博客曾被微軟封掉，原因是他不滿一份由《南方都市報》骨幹發起的報紙被整肅。這令他在美國打響名堂，當地聽證會也曾討論這案例。他和香港的交往，也是從網絡開始，卻發現香港網絡生態和他想像的不一樣。
「香港網絡左，大陸網絡右」在內地屬自由派的他，自言政見「中間偏右」，香港網絡則「太左」： 「香港網絡評論和博客常說反主流媒體、反專業，這對我來說，不太願去做。大陸blogger 的最大作用是改變傳統媒體，最好的blogger還是傳媒人，包括王小峰、連岳，都是非常專業的。在中國，blogger 是傳統媒體的一次再創新，而不是推翻。」他曾參加一次香港獨立媒體的會議， 「我發現我是各地代表裏面最右的，非常吃驚。對我來說，WTO 給了中國非常重要的機會，去rise 或改變一切，並且讓公民社會有更多錢和自由。所以，WTO 對中國很有價值。」
網論和政論精神分裂
作為活躍網絡的知識分子，安替懂得精神分裂的遊戲規則， 「封你的blog 跟把你捉起來是兩回事」。他不斷強調主要身分不是批評政府的社運人，而是專業新聞工作者： 「我內心覺得新聞專業非常重要，想推動新聞專業化。這是從台灣和俄羅斯經驗看出來。」他的私人感受唯有通過博客發泄，但也注意界線以免影響第一身分： 「當然，我承認這是self-censorship。
可真正的勇氣，不是老是批評的。我真的希望推動專業化、新聞自由，才願意做一些self-censorship，包括在公共場合不那麽直接談中國，才能推動國際政治自由化等事。」這是為政治，也是為專業：要是老談中國，就沒有人把他當國際新聞權威。別人可以不明白，我不能。
他的《縱橫周刊》是有趣的平台，集合了50 多個專家學者，每人負責研究一個國家地區，每周寫一篇八百字時評。其中，也有人負責香港： 「我們不太在乎香港應該怎麼走，我完全不關心這問題。我們比較關心的是分析各地的政治運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香港是重要的中國之內的化外之地，就這樣而已。」那對中國有什麼參考價值？ 「最好能保持北京對香港忠心的信任，特區的民主又能發展得非常成熟，那樣大陸民衆和政府都會有更大信心，放手讓台灣有更大空間。」既然只為參考，為什麼還要專人研究香港？ 「對，但我們對緬甸、泰國、蘇格蘭、魁北克，也關注。」究竟內地公共知識分子還有沒有人關心香港？ 「不多。香港是一個拿了港簽可以購物shopping 的地方，然後有影星、電視劇、娛樂。我們有台灣問題，對於大陸來說，已沒有香港問題。」「沒有國際，香港什麼也不是」話是這麼說，但字裏行間，安替替香港惋惜。「什麼叫CEPA？ 就是Money forloyalty。媒體、政客都期待北京援救自己。其實香港是華人地區最自由的經濟體，這麽自由的經濟體都期待依賴，未來的政治經濟自由怎麽捍衛？」對安替而言，香港本土文化並不成熟，千萬不應推廣：「香港最大特色不是local，而是國際化，這也是它對中國的價值。為什麽克林頓願意把CGI 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 放在香港？就是要放在國際地方。一local，就失去international 和一切。」怎樣維繫香港的國際地位？ 「香港需要政治家。香港政客都是官僚，從英國訓練出來，都是跟隨指示，包括特首。」香港跟中國融合愈來愈緊密，他直言「非常擔心」： 「有時候並不是大陸在壓香港，而是香港慢慢自我審查，這非常可怕。界線慢慢移，北京也不會退後，距離愈來愈近，香港價值愈來愈低。有什麽辦法？」
後記：可比孰不可比
安替的國際雜誌概念，也是我的追求。然而，在香港絕不可能找到50 個專家學者每周定期就該地區發表短評：既沒有這麼多專家，有知識的不大做這類事情，讀者更是奇缺。
諷刺的是，他卻安慰我們，說羨慕香港的環境可以出現Roundtable，希望在內地籌備差不多的網絡，卻遇上不少困難。他不斷強調自己的新聞專業，我們也得花大量時間應付學術遊戲，可比孰不可比，從來庸人自擾。
但無可否認，內地知識分子的空間比香港大得多。不少學者和文化人紛紛北上，據說生活和自由，都比特區優越。
10 年後，許知遠和安替還會常到香港來嗎？
個人總結
問：李祖喬@Roundtable
答：沈旭暉
盼第四代港人打破宿命
李：這系列的訪問對象，幾乎一律抗拒承認是青年公共知識分子，為什麼？
沈：這標籤只是編輯喜好，我們都不喜歡。最應提供公共知識分子的大學，從不鼓勵學者參與社會，乃至給予無形壓力。傳媒也不尊重，恥笑評論人是學棍，卻變本加厲找這些人。和內地不同，知識分子在香港邁向公共是不能變錢的。建制重視輿論，但重化妝多於實務的作風，令一般知識分子反感，他們根本不願刻意影響公共，卻為即食評論人提供了空間。結合四代香港人困局，要是承認自己是青年公共知識分子，無異暗示有本錢突破，更成為眾矢之的。
李：昨日有評論文章說，他們太賣弄理論，不夠落地。
沈：也有數人堅持去理論化。現實是，李歐梵請周星馳授課不會受壓，年輕一代卻會。先讓人感覺自己懶勁，穩定時再入世，也許是先後次序。
李：你情願第一身分是學者。
沈：愈走進公共空間，愈必須比一般學者發表更多純學術文章，才能抵受壓力。我有信心比同期出道的國際學人，在學術上不墮後，乃至更前。但我不相信工作是dichotomization，只幹一種東西，我更辛苦，productivity 會很低。
李：你在大學以外有其他工作……沈：參與私人公司管理顧問，也是國際視野的實驗。Roundtable 延伸的一些蚊型企業，也要照顧其生存。稿費之類，不少都捐或借出去給你們。
李：你不愛評論香港時事，卻希望維持香港的國際性，想過從政嗎？你參加政府委員會，剛任滿中央政策組，朝中應有不少朋友。
沈：職業政客，從沒有想過。但要是和專業掛鈎，可融合國際知識和推動國際視野，無論是政府、商界還是媒體，都不應排拒。
特區政府有對口單位長遠規劃，短期不可能出現，但這是唯一出路。促進這改變，是我參與那些框架的唯一目的。
李：人們對你的家庭背景很有興趣。
沈：沒什麼特別。母親從前在媒體工作，其實外公也是，他算是民國《大公報》張季鑾的後人。父親退休前教港大，英國畢業。
他們從來一個投民建聯，一個投民主派，唯一共識是要我不從政。
李：Roundtable 要做什麼？外人看的都不一樣。
沈：常說退休了。不如說它不應成為什麼。我想它不應幹太多top-down 精英活動，也不要將議政論政列為主要工作，雖然也得做。周年聚餐太形式主義了，別再那樣吧，我抗拒這些。我們都是社會科學背景出身，希望加強香港對這背景的認受，無論是地位、理念、金錢、文化還是政治上，讓他們更好發揮。
鞏固下一代社科基礎、讓政府和企業重視，比培養樣辦精英、追求短期效益更有意思。當然，有by-product，但別本末倒置。拿揑分寸，是藝術。
李：Roundtable 陳智遠當政治助理過程中，在記者會特別多謝你。
這是by-product？
沈：我們是好友，還幾乎每周見面。我深信他是這批人中最能發揮社科價值的人，儘管這制度開展得糟。坦白說，職位薪金是不正常，但這和社科人只應值三萬是不同概念，胡錦濤月薪多少？社科人應互通有無，我們也一直推進其他旋轉門，乃至推薦友好到使館的出國活動。
李：聽說你不同職業總收入不低，才沒考慮當副局長或政治助理
……
沈：這邏輯有問題。
李：有時我們覺得你很demanding，哈哈。
沈：我是很disciplined 的人，每天都用excel 記錄檢討和成效。對NGO 的散漫管理無奈，但change 總得慢慢來。
李：你喜歡在媒體出現嗎？
沈：沒有快感，不過這是最直接推動國際視野的途徑之一。希望多和媒體幕後合作，它們融入國際元素，邀請不同朋友參與，這比自己出鏡有價值。媒體和組織邀請，我有八成轉介予朋友。
風氣集體改變，不能靠個人，才可持續發展。
李：到什麼地步會離開香港？現在有什麼打算？
沈：必須知所進退。未來數年，在公眾視野應淡出點，專注國際研究和幕後推廣。目前在做中國看奧巴馬的調研，明年到東非訪談中非關係。我在中大剛開辦了一個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回應金融海嘯後的國際政經。只有對社科的輕視慢慢改變，再參與其他工作，才有價值，否則只是擺設。那時，就離開吧。
李：長遠夢想？
沈：在民間成立國際研究機構，有國際公民社會活動作下層建構，由商業運作支持長遠發展，毋須單靠捐款。可望永不可即，就是夢想。
李：最後，有什麼和第四代香港人分享？
沈：年輕人最忌不知進退。像這系列，都是下班後見面、通宵寫出來，很累，而且延長了數周，但最後一集也有不捨，何况其他？但人生達到基本盤後，捨得不必要的名利，是需要的道行。
只要穩固根基，四代香港人的宿命，是可以打破的，不要自怨自艾。大家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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