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7-13 中國經營報 D01-D03, 慧及人生
十二年一輪回。
被張愛玲稱作邊城的香港，在被“掠走”的歷史中，書寫了自己的成功與失敗。而回歸後，被動也罷，曖昧也罷，鄉土與家國、東方與西方的拉鋸使得她至今仍顯得是中國城市中的異數，套用李志超的話說，香港仍舊很SUSIE WONG（指舊香港風情）。
“九七前，香港故事不易講。九七之後，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作為地道港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的本土觀察一向犀利，他最為人熟知的“四代香港人”分類，為我們理解香港打開新的視角：第一代是因戰亂而來，香港只是客居之地；隨後是戰後嬰兒潮一代，這代人占盡天時地利；第三代則是以《香港的鬱悶》為代表的三十出頭的年輕人，飽受金融危機、經濟停滯之苦；第四代則是80後一代，他們能否接棒備受質疑。
十二年來，香港未必一直如過去那麼好運，自身社會的跨代結構交接不順，加之面臨外部轉型之時，使得社會問題愈加多面複雜。青年學者嚴飛曾經旅居香港，他在《讀品》沙龍上曾將回歸以來香港社會的矛盾與焦慮總結為“四愛三怕”：愛本土文化、愛集體記憶、愛同舟共濟的精神、愛逆境堅韌的意志；怕變化太快、怕被邊緣化、怕社會下流化趨勢。
兩年前，十周年回歸之際，萬方矚目。在我們的觀察報道中，亦覺察香港流行工業的嬗變，當時期待香港能夠找回那失去的十年。如今來看，大勢當前，香港不變也難以維持：本土意識再度崛起，集體記憶開始風行，社會運動潛滋暗長，小衆文化北上成風……這會形成公民社會的變奏嗎，抑或一個時代的開始或者結束？所謂社會共識能否推進？二次現代化前景幾多？截止到目前，這場變化的深遠意義或許我們仍未洞悉。
香江名句，還是留待港人開講。於是，我們選取了陳冠中、林奕華、梁文道三位不同時代的香港文化人來談香港文化，說出曾經勇敢的過往。
沒有傾城之戀的香港，仍舊值得等待。這口深井，如你凝視，或許能夠照見我們的未來。
對話林奕華
港片，被遺忘的時光
“希望有一日，你終於會明白什麼叫做‘勇氣’。”
這是不斷戀愛不斷失戀的林奕華1998年所寫情書中最後一句話，既是寫給當年執意分手的愛人，也像是寫給他眼中那個天生聰明而無智慧的孩子：香港。十一年了，這仍舊是他對香港的情與愛：有“恨鐵不成鋼”的恨，也有等待戈多一般的不舍不棄。
港片沒有培養觀衆
《中國經營報》：林生你好，你在內地新書《等待香港》中曾列舉香港十大文化基因，從王家衛到王晶，從無線到商台都有列入。很有趣的是，他們中不少和你也曾經很熟稔，如今卻都成為你的批判對象，而你的批評觀點又和大多數人不太一樣。
林奕華：是蠻有趣，我猜你給我那樣的機會我也不要成為他們。如果我是所謂電影從業人員，即便是港產片，我也不會做他們那樣的東西。要不是香港這些人用這些方式去處理他們最擅長的事的話，也許今天香港就會是另一個香港。很有趣的是，絕大部分香港文化研究學者都吸收擁抱了我批判的東西，其實他們看周星馳、王晶都是從粉絲的角度，自然看不見他們電影中的男性沙文主義，而正是這種沙文主義扼殺了香港電影很多其他的可能性。
《中國經營報》：在娛樂工業化下，他們成為他們或許是一種必然吧。
林奕華：對對對，所以我才會要重新分析他們對香港做了些什麼。他們之所以成為他們，香港之所以成為香港，這是一環扣一環的關係，他們共通性在於只看眼前，用一切資源頭腦去謀劃爭取，這就是香港人的特性，鼓勵每個人都有野心（ambition），但不要視野（VISION）。從來沒有香港的電台負責人敢於大膽地打開年輕人的視野，鼓勵他們思考，釋放他們的想象力，而只會倡導消費主義，或宣教口號。所以到今天網絡代替了電視，無線只能拍些師奶或無知婦孺愛看的節目來贏得廣告。但是，不能用商業精神來合理化這些沒有視野的人，老實說，為什麼英國或者美國電視台沒有像我們這樣，就因為英國或者美國有很多成功的文化產業家，他們很早就擁有大視野，今天才能站得住。
《中國經營報》：談到創意產業或者就是文化產業，港產片可以作為縮影，港片的江河日下有目共睹，有人擔憂目前流行的合拍片會喪失港片精神，但是你好像更擔憂港片內在創作枯竭。
林奕華：是，因為電影作為一個工業，香港優勢從來不在於內容，而是在於包裝和品牌，但是現在也不得不交棒。我們從沒想過如何講好一個故事，拍來拍去還是《倩女幽魂》或者《功夫》，所以他根本沒建立什麼，港片精神早就不存在了，早就已經賣完 ，香港電影人最重要的缺失在於他們都只看眼前，所以他們沒有培養觀衆——這意味著你沒有提升觀衆，所以這個工業當然失去了前瞻性，注定要被潮流拋棄，現在香港電視也是這樣。在你比較能夠改變的時候，你不追求更變化多端更立體更神奇，反而把自己棱角削削削，最後你越來越扁越來越扁，到最後就破了，這也就是香港人的現狀，他們一直在追求變成一張紙而不是一本書。
港片不是現在才劃上句號，回歸前後港片已經死掉了，曾經有段時間我們都沒有電影上映的。我覺得香港人的一個局限在於他其實不太明白有什麼人看電影，經常聽到人說這個電影題材好，來來去去重重複複就是梁祝，還要拍多少次，什麼時候去拍一個間諜梁祝呢？其實，大家去電影院原因很複雜，如果你不了解就更沒法滿足。而香港人又是推崇簡單，我們的電視節目和專欄，拒絕一切他們認為長、深奧、尖酸的東西，好萊塢即使那麼工業化，但他還是有小說、文學這些元素一起和他成長，甚至有人懷疑好萊塢暑期檔大片總是三年前策劃好的續集。我認為，只要在這個工業裡面不能夠全方位多角度去思考誰是看電影的人，那麼港片就永遠都會陷于一個為拍而拍的旋渦之中。
好奇心讓人主動
《中國經營報》：你對香港文化評價那麼負面，但是香港十大文化因素還是很多內地人的慾望符號，而且，至少香港的藝術創作還是比較自由的吧？
林奕華：是有自由，但這個自由有沒有被好好利用是值得推究的。我在內地做《生活和生存》、《包法利夫人們》，包括出書，常常覺得大家對香港那麼多慾望，其實很多都是“多情的投射”，你必須要瞭解香港為什麼生產這些慾望符號，再拿那些認知來對照自己的經驗，那才不是純粹的“多情的投射”。
《中國經營報》：你常說香港只有明星沒有演員，因為明星關乎慾望，你的劇作很多也是探討現代人的慾望，你自己是怎麼來看待慾望的？
林奕華：我常常說，藝術的本源是什麼，無非就是慾望，無論你承認與否，很多藝術作品裡面最重要的因素都是慾望——無論是隱藏還是張揚的。但是香港很多藝術家的作品就讓人完全感受不到慾望，我覺得這說明你的生命力非常微弱。香港始終是被動的，而好奇心則可以讓我們主動，也就是說慾望可以讓一個人感覺到自己的主體性，我對慾望的態度是必須要認識、實踐、比較，實際上和做一個實驗沒什麼分別。
《中國經營報》：說到被動，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你批判香港意識就是被動的集體無意識，你如此憎恨被動嗎？
林奕華： 有可能我是覺得我們已經夠被動了，而不是“我們不是被動，我們只是害怕陷入被動”這種情況。在歷史上，我們已經很被動了，我們是殖民地，但也不是我們自己願意成為殖民地的。所以，當你從殖民地的身份回歸到跟你的MOTHERLAND也就是你的祖國要有一個關係的時候，你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法去完成這個轉變呢？如果你還是被動的話，那麼就是別人告訴你怎麼走，你就怎麼走。我們做創作的人在內地，就要思考自己在香港以及在海外的經驗怎麼來呈現，使得與內地的同胞有一個情感上的連接。
鏡像林奕華
一場人生的實驗劇
林奕華是不折不扣的弄潮兒。
每當藝術風雲變幻時，林奕華總宛立潮頭，如果你驚嘆他走得前衛，他會嗔怪是環境平庸。
3個人的工作室，編導40余部，超過10萬觀衆，每天一到四五篇專欄。這就是邁克所謂“蠟燭兩頭燒”的林奕華，確實大河奔流，他麾下“非常林奕華”工作室成立于1991年，雖然先鋒依舊，卻也以高產和高上座率為人熟知，“我從來不覺得自己不是一個俗人，我一直以一個俗人的觀點與經驗來和大家分享：俗，其實可以有很多層次。”
林奕華最早的一場戲是在1989年，他獨自做了《教我如何愛四個不愛我的男人》，這部一開始就注明是同性戀的劇目在能容納1600位觀衆的香港大會堂演出，一連演了5場，場場全滿。他認為同性戀在這部劇中不過是美學的觀點，並不是故事或者題材，通過舞台一幕幕呈現給觀衆其實是一個被邊緣化的人對世界的自我想象。也正是那年，林奕華在第一屆香港同志電影節上賦予“同志”這個漢語新的意義。
與此同時，大時代的風潮也曾在香港燃燒，時局變動讓林奕華意識到自己內心深處的民族情感，但是他並沒有止步于此。對生命中的人或事，林奕華態度始終是保留距離，但始終為彼此在前方留有空間。從1990年到1996年，他始終在英國香港之間漂流，用他的話說“他並沒有被上世紀90年代消極氛圍吃下去。” 在90年代中期，他曾經申請到英國的藝術家護照，但他卻選擇回到香港。
觀衆的熱切反應激勵著林奕華，他醒悟到作為創作人，他的某些思想情感乃至美學觀點與大衆緊密聯繫，因此他不管做同志劇場和學生劇場，始終還是關注同一個問題：香港人到底是怎麼樣形成的？“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我想其實是可以和所有人來分享，我要在大劇場做小劇場，要在大舞台做實驗劇，我不要在小劇場做實驗劇。”
相比同儕，林奕華來內地雖然起得不早，卻趕上了不錯的時機，近年香港娛樂工業的霸權弱化或許為實驗藝術打開新的輸出空間。“內地觀衆的幽默感、戲劇感、情感和香港都不一樣，比如《港男港女》里對人魚公主的態度是質疑反諷的，這是因為香港人只相信辛德瑞拉式童話，但內地應該還是有不少人相信人魚公主這個童話。
對話陳冠中
粵語文化：何處見方舟？
談香港文化，陳冠中當仁不讓，從《號外》創辦人到如今的都市文化先行者，他為人們詳解香港從CAN DO（搞定）精神到CANKONG (粵港)身份的變遷。
CANKONG
《中國經營報》：你覺得現在香港流行文化輸出式微的原因是什麼？
陳冠中：現在香港各大流行媒體目前確實都面臨壓力，電視只有一家TVB獨霸，並且他們只做經常做的而不想創新；網絡媒體出現又影響了流行音樂產業發行推廣；再說電影，現在只有跟全國合拍的大型電影以及小成本的本土電影，而香港以前主要的電影是中型電影，好萊塢也是。如果可以用廣東話拍片在廣東發行每年就可以再養活50部香港電影。但是現在不行，一定要通過全國，那麼只能成龍、劉德華來主演了，於是一定要5000萬元以上製作費，1000萬元的就沒有了，於是本來資金可以拍200部電影，變成幾十部電影。
《中國經營報》：電影兩極化確實比較典型，香港金像獎後大家討論出要麼是北上要麼是等死這是個結論，但是有些人就說北上也是找死，他們擔憂港片北上以後就會失去港片精神，事實上現在合拍片也越來越不像港片，爾冬升前段時間來上海，他就說如果合拍片越來越多的話，真正的香港電影可能就沒有了。
陳冠中：也有可能的，香港身份可能弱一點，但也會有新身份出現，所以我很支持北上去廣東建立香港的文化城。現在合拍片拍得確實很辛苦，有很多題材限制，所以基本上只能拍幾種電影，搞得香港人非常累，因為真的拍不過內地好的導演。但是，有一種電影叫做粵港電影對不對？這種片子很有粵港特色。如果只拍廣東人自己的電影，那就可以不管全國演不演，我們只要自己演就好了，這樣一來香港就可以拍一些粵港特色的電影。現在這個問題只差一關，那就是開放廣東，但現在被利益集團拿著這個進口權不放而已。
《中國經營報》：你一直支持建立廣東和香港的粵語文化區，但廣東和香港分開那麼久，其實也有文化隔膜，接受上有沒有問題？
陳冠中：其實1949年前，廣東人和香港人沒區別，但是香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要建立身份認同，於是只能通過電影、電視劇來取笑廣東移民以及廣東人，以此來區分身份，現在我們又是一家人。我覺得在文化領域香港必須調整心態來和廣東結合起來，否則兩邊都被邊緣化。你想，其實光是結合廣東和香港就不得了，幾千萬人相當于兩個韓國。我想以後會出現CANKONG（粵港）文化，這個新概念的實現需要兩邊市場相通。廣東是中國唯一的稱為雙向的地區，既理解香港又理解內地，能把兩邊都結合起來。
《中國經營報》：就是粵港合則兩利。
陳冠中：對，現在很多外國朋友都很久不去香港了，每年來中國只去上海跟北京，他們沒聽過廣州，也把香港都忘掉了，因為你沒有新印象給人家，怎麼能讓人家注意呢？在歐洲也出現過同樣的情況，荷蘭的兩個大城市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一直鬥來鬥去，後來它們發現新興的東歐、西班牙、德國都在搶它們的注意力，於是兩邊文化界發表了一個共同宣言，就是以後要結合在一起，爭取人家對它們的注意。所以如果廣東、香港的文化界這樣去做，就會讓雙方變強。
《中國經營報》：梁文道曾經說過香港這一代文化人，他們都是看著《號外》長大的，但是他們現在不可避免的要面臨一個問題就是他們要不要來內地發展，梁就覺得自己這代人可能是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了，你覺得是這樣嗎？
陳冠中：我們其實在香港是沒有選擇權的，他們其實有更多的選擇權，他們可以來內地，為什麼不能考慮來內地？我覺得香港文化界有時眼光過高，他們的分類就是香港跟內地，我一直在提醒他們不是香港跟內地，是香港跟廣東。內地多大？誰都監控不了，如果能和廣東結合就已經很好很好了，優勢互補更方便。
《中國經營報》：那以後是不是就沒有過去的香港文化人了呢？最多可能只有這種躋身于粵語文化圈的人。
陳冠中：比如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現在也不見得它們兩個原來的身份會消失。以後每一個地方都要有自己的身份，有大一點地區的身份，都是要這樣子重疊，不能尋求一種純粹的自己身份，這就是整個世界好玩的地方。全世界來說大部分人都是共同的，但是大家也有一點點不一樣，差異是有趣的，所以我們會製造雙方的共同點又保持一些各自原有的特點，比如說香港人有香港文化，香港跟廣東結合的CANKONG又是一種文化，都是有可能的。再比如，北京人跟天津人都覺得彼此不一樣，但他們同時又是環渤海地域的。所以我們不要用他人的思維，兩個身份，甚至多個身份都可能同時保留。
《中國經營報》：但也有人很擔心出現香港內地化。
陳冠中：某些方面會內地化，但我覺得不用太擔心的，就是不要有這種非此即彼的心態，我們真的是要有兼容心態。我不太擔心香港會消失，香港已經夠強了，香港過去30年建立的身份已經非常鮮明瞭。你說上海會消失嗎，這麼多外地人進去？也不會。這些說法一直有，用他者的定義來區分自己，一些香港人就說我們不要香港文化要融入中國，其實融入中國不需要把自己的身份抹掉的；而一方面有些人覺得我們現在要堅定本土抗衡外來，這個是保守主義的做法，一定是沒用的，一定會失敗。我不是說香港無所謂，我覺得本土很重要，我們一方面是香港人，一方面是廣東人，一方面是中國人，這些身份都是可以並存的。
下一個十年
《中國經營報》：剛剛過去的十幾年，對於香港文化的發展來說，林奕華覺得是最壞的時候，一些人也有相同看法。現在最壞的時候是不是已經過去了呢？
陳冠中：1997年到2007年是一個不確定的年代，因為香港老的方法好像都不適用了，但是也不知道新的方法是怎麼樣，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應該怎麼辦。這10年有點可惜的是社會沒有找到一個共識，從政治、經濟、文化上大家都好像是扯來扯去。現在是有變化，也就是各方面的人都比較清楚地知道我們應該是怎麼樣，現在香港政府很多事情不敢做，但並不是表示不可調和。其實，私下大家都比較清楚香港應該怎麼做，然後經濟、文化界都在做新的事情，我覺得以後10年要比前面的10年好很多。
《中國經營報》：從非典、天星碼頭事件後普遍感覺香港特別是年輕一代在變化，你覺得現在是形成新的共識嗎？
陳冠中：2003年到天星碼頭前前後後，我感覺又回到上世紀70年代，就是物質不是很豐富，但是在精神上探索意識很強烈，年輕人條件沒有我們那一代人好，但並不意味著他們沒有我們優秀。共識已經在逐漸形成了，就是還要和內地進一步結合起來，大家都明白需要轉型，現在連政府都知道不能只靠金融就能搞定，這是吸收歷史教訓。應該早點就明白，我們上世紀80年代就應該做很多事情，但是那時我們真的是什麼都不想做，我們就想炒股票、炒樓就好了，如果以前就開動，那麼香港現在真的會成為非常綜合的地區中心了。
《中國經營報》：你曾經在書中期待香港下一個十年有可能成為光榮年代的十年，那麼我們能看到什麼？
陳冠中：這句話我寫在2007年，應該到2017年可以看到。現在已經悄悄有改變了，比如幾年前還把天星碼頭拆掉，但最近曾蔭權也說他是很主張保護香港的舊房子、文物的。天星碼頭是個重大的教訓，之後全社會都知道其實我們應該保留我們很少的文物和房子，這個也是個進步，這也是今年和去年才開始，經過這麼多年才知道這個很可惜，但是終於也可以說這是社會共識了。我所謂光榮的十年，是希望我們很多不光榮的東西都可以解決，我們需要新的想象新的故事，裡面不一定只有香港的故事，有可能是CANKONG的故事。
呂莎菲亦有貢獻
鏡像陳冠中
“我城”困境
陳冠中常常說他們這代人並不天生那麼聰明，只是運氣比較好。
這代人往往出生在1949年之後的香港，所謂嬰兒潮一代，天生把香港粵語作為母語，香港開始真正成為他們口中的“我城”。上世紀60年代他們迎來青春期，見識了披頭士與香港股市起浮，內地開始成為徹底的“他者”；等到70年代進入社會，香港經濟起飛，作為第一代受教育的華人員工，滿地是機會，他們不管哪個行業都是很快就學會賺到錢；80年代後，又是這代人把股票、地產、財技的想象發揮到極致；到了今天，他們更是香港社會政商各界的中流砥柱……
一句話，從小到大，從環境到歷史，從家庭到社會，這代人與經濟轉型相輔相成，鑄就了幾十年香港傳奇，於是這代人“開始以為自己有多厲害、多靈活、多有才華了”，成就“我城”“幾十年的富貴與浮華”與他這一代人的“燦爛與飛揚”。
但香港的轉型今天仍舊在繼續，往日的天仙局並非萬年必殺技。陳冠中並未沾沾自喜，他自認這一代是名符其實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們現在的問題所在。香港的好與壞我們都要負上絕大責任。” 他的自我檢討，甚至帶動了香港新一輪的回潮熱，比如同屬於嬰兒潮一代的香港社會學家呂大樂也直言這代人信奉“只談效益，不講理想”，沉重的中環價值讓下面一兩代人出頭無日，沉重不堪。
其實，雖然他口口聲聲我們這代人，陳冠中是有理由為自己驕傲的。偏偏是他，始終汲取領銜時代風尚，卻又能夠蟬蛻于當下局限：上世紀70年代香港本土文化發蒙，他在1976年創辦香港文化界最有影響力的雜誌《號外》、80年代新浪潮頗為規模，他寫劇本：《烈火青春》、《等待黎明》、《不是冤家不聚頭》出手不俗；90年代，別人流行移民，他先去台北，後來索性北上，在北京朝陽區買房長居，日日宴客，跨界運作各類媒體，比如三聯複刊；如今，離港日久，回歸書寫，卻大多關涉香港集體記憶：《半唐番城市筆記》、《香港未完成的實驗》、《香港三部曲》、《我這一代香港人》。
我們回頭檢點，每一場潮流他都沒錯過，即使守到曲終人散也絲毫沒影響他的符號意義。到了今天，他仍對下幾代文化信心滿滿，仍舊很香港地宣稱聰明人到哪裡都能搞得定。而他自己，穿插于香港人、中國人、文化人、小說家等等身份始終優容有餘，在游離之外與遠觀之中，不斷提出新的城市美學和空間想象，也許秘訣正在於那逝去的、對文化“只會貪吃濫食”的70年代，造就他的雜種精神和世界主義。
對話梁文道
小衆文化：一路向北
“就像盧梭說的，社會要有分工，有小衆，也應該有流行，我堅信這一大幫人是可以做好分工的，以前在香港幾乎所有人都在做同樣事情。我做《讀書好》，就是希望能夠為《字花》、《讀品》這樣刊物努力培養讀者甚至作者。”上海錦江飯店里，梁文道抬頭，略微沉吟。
香港二次現代化
《中國經營報》：你多次談到北島的一句話：“只有在香港做一個詩人才算一個真正的詩人，”你也說過在香港做文化人是習慣失敗的，但是這幾年香港流行工業日漸式微的同時，小衆文化卻有些復興姿態，比如最近兩年香港文化人爆髮型地在內地出書。
梁文道：是的，是有變化，在2003年之前，小衆文化的狀態沒人關注，主流文化都不能接受。2003年對我們來說是明顯的變化，也可以說是我們開始幹的一年，大家做了那麼多年，也可以說開始變得聰明瞭，學會用大衆的語言來表達溝通，比如我在做讀書節目，做讀書雜誌。另一方面，香港也開始變化，開始關注價值觀和心靈，大概在2001年之後才開始有香港記者來採訪我，他們也不知道我當時的身份應該算什麼，所以我算是香港第一批文化評論員。
《中國經營報》：談到變化，很有趣的一點就是在2003年非典以及天星碼頭等事件中，大家才更多看到香港公民社會的特質。你也都參加了，還說過時間站在你們這邊，能說說感觸嗎？
梁文道：沒錯，最早是非典。當時很有趣就是兩岸三地不同的醫護人員不同反應，醫生護士是最容易受到感染的，所以在台灣有些醫生護士就逃走了，並用“我們也是普通人”來辯解，內地則是集體宣誓來留守，但是香港呢，很多醫生護士的表現和平時一樣，有人問一個醫生為什麼這樣，他就說：“這就是我的工作，否則平時拿那麼多錢幹嗎？”這是很靈巧的答案，不像內地那麼高調，也不像台灣那麼懦弱，就是很簡單。香港人天性中有一種小市民的正義感，所以往往看到別人遭受災難痛苦時候，他們就忍受不了。
《中國經營報》：這種天性應該最早來自移民社會的市井之心吧，上海其實也是這樣。
梁文道：有可能，但我覺得香港人的天性也在變化。現在香港的本土運動說明大家開始不僅僅把香港當做購物方便、賺錢容易的地方，我認為香港正在經歷德國社會學家貝克所謂“第二次現代化”，第一次現代化往往是講科學、理性等等，但過度發展之後往往產生很多後遺症，甚至不利於人的解放自由。於是，二次現代化就是對第一次現代化的反思與改正。
借力北上
《中國經營報》：你曾經寫過你們屬於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都面臨去留的選擇，影響頗大。事實上近年香港文化人不斷北上，甚至密集型在內地出書。不過，後來胡恩威反駁說，香港文化人永遠存在。
梁文道：其實我和他意思並不矛盾，我更強調我們這代文化人開始，並不僅僅立足于香港。做一個香港文化人，也可以是中國文化人。以前大家會覺得我們和內地不一樣，說我是香港人，但現在有人會說我是長沙人，也有人會打電話問我對文懷沙的看法，這說明內地人開始把我看做是自己人，是他們的一部分，我要做的就是讓區別最小化，我也希望在公衆的活動範圍內證明香港還是具有創造力。不一定香港文化界人人都要去內地，但是你的活動區域、視野應該與內地更密切。
《中國經營報》：你說的文化身份重疊與陳冠中不謀而合，他們一直提出粵語文化圈的看法，甚至是CANHONG文化。在兩岸隔閡那麼久之後，這能夠為香港文化帶來新的想象嗎？
梁文道：這種隔閡的歷史並不久。其實，香港人以前挺看重廣州，經常說省城，黃飛鴻以前不就說打遍省港澳嗎？現在香港人活動半徑已經大很多，往往中午在香港上班，下午回內地，今後閩南的珠三角地區生活來往頻密，我希望能夠形成一個理想狀態。至於說到語言，現在上海還在報紙上爭論該不該說上海話，但是在粵語地區從來都有自己的流行音樂、電視劇、電影等等，這說明始終存在粵語的文化意識。所以，一旦政策放行，以市場之大，我覺得中國是除了印度之外，在電影工業可能是唯一能夠抗衡好萊塢的國家。
《中國經營報》：你是北上人中比較成功的，但是你自己也沒著力于廣東，主要還是在京滬。
梁文道：我最開始來內地，為《南方都市報》和《南方周末》寫評論，並沒有強調我的香港身份，甚至是一個人來內地闖蕩，我寫的文章都是從內地人的角度，但是我接下來會強調我的南方身份和南方中國的概念，這是不同的階段。
《中國經營報》：說到流行工業，現在香港的流行工業很萎靡，不過一兩年內香港文化人卻在內地密集出書。流行霸權式微，會不會為小衆文化帶來機會？
梁文道：這個問題涉及對香港一個掌握問題，以前大家都覺得只有流行，現在開始意識到香港還有其他。但流行音樂的確是需要有，電影的確是需要有，但我覺得並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現代化教育，可以生成基本的生活價值觀。
《中國經營報》：價值觀還是涉及香港社會轉型，在大背景下面肯定與內地息息相關。現在大家都在談內地香港化和香港內地化的不同趨勢，你怎麼來看呢？
梁文道：香港是在變化，中國也在變化，有些東西你一輩子都沒想到，你看全世界都在下滑，但是中國在成長，局限于香港不是我的理想和理念，來內地是我的理念。我跟隨榮念曾多年，學到很重要一個東西就是“借力打力”。我在內地的影響力，可以提升我在香港的話語權，比如《蘋果日報》也開始邀請我寫一些長的書評，地產公司也開始來贊助我們的讀書雜誌，這是以前沒法想象的，我希望可以通過影響內地來改變香港，我更希望我邁出這一步之後，更多的文化人能夠繼續。
鏡像梁文道
“小衆”的堅持
當年的梁文道一定看不起今天的梁文道。
盡管以《號外》、新浪潮為標誌的文化繁榮時代開始消散，上世紀90年代出道的梁文道，仍舊延續著維園遊行的氣勢，大張旗鼓邁入動物凶猛的青年時代，一邊談福柯，一邊說粗話，顧盼之間，據說很登對。
“90年代我都在辦《字花》、《讀品》。”對座錦江飯店，如今有一半時間花在內地的梁文道對自己做了如是介紹。“在香港，一家家雜誌倒，一家家書店關，早習慣了。”梁文道笑了笑，繼續捲煙絲，神色如夜，沉靜蕭條。摸爬滾打多年，他看慣了世道炎涼：資本主義發達的地方，投入產出最大是不二王道，辦文化雜誌開藝術書店也許並不虧錢，但如果八卦娛樂回報更高，老闆自然毫不猶豫改轅易轍。於是，梁好像成為摩登時代的抒情詩人，香港的小衆亦是，就像他說的，有人依然寫詩，盡管你在樓下聽不到。
時代在變，香港在變，梁文道和他的同儕們也在變，據說原本避世的小說家董啓章開始興致勃勃為社會運動寫各類宣傳冊，而歐陽應霽也開始談生活品位。“一方面我們終於找到一種方法與大衆溝通的技巧，另外，我們也不滿足僅僅影響小衆，需要介入。當然，香港社會也逐漸意識到文化的重要性。”於是，邊緣抒情詩人也變成知名文化評論員，如今經費對於他已不是問題，他實驗《開卷八分鐘》等各類讀書節目，此前他甚至開創了在商業電台播熱門讀書節目的典範。
如今，他打理一份《讀書好》的讀書刊物，走進社區，免費發放，目前發行量在7萬冊，據說還供不應求，這意味著，至少有1%的香港人在閱讀這本雜誌。意識到推廣的意義，梁文道甚至也不介意誤讀。“談福柯也有不同的方式，過去我會寫5000字的文章，越艱深越好，讀者都是已經喜歡看福柯的人；如今，我會儘量在1000字裡寫得有趣，吸引更多人去看，也許10個讀者10個不知道，但說不定就有一個人還看得進去。”梁文道吐了口煙圈，補充說道： “我一直覺得于丹了不起，因為她能影響那麼多人。1000人因她知道孔子，裡面也許有人誤讀，但只要有幾十個肯去多瞭解，這就是功德。”
長日流痕，梁文道從當年的文藝青年逐漸回歸閱讀，他的出鏡率日漸高漲，也愈發頻密往來內地，但他仍舊號稱立場不改，“雖然我在做大部分人的工作，但是我仍然要守住一個知識分子的要求，這是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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