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P02, 周日話題, 韓江雪
文 韓江雪
最近所看的書，不外乎關於維新運動、十月革命、五四運動以至「建國大業」一類，上周三位80 後學人引述魯迅《門外文談》的一段話，感覺也因此特別親近。不過我倒是注意到， 「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
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這很可能已是魯迅對知識分子最正面、甚至是唯一最正面的描寫。我們大可找到更多如此這樣的例子：
「這樣的山羊我只見過一回，確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還掛着一個小鈴鐸，作為智識階級的徽章。」
《一點比喻》
「智識分子，性質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謂文學家，左翼興盛的時候，以為這是時髦，立刻左傾，待到壓迫來了，又即刻變化，甚而至於賣朋友。」《致蕭軍、蕭紅》「中國的文壇上，人渣本來多。近十年中，有些青年，不樂科學，便學文學；不會作文，便學美術，而又不肯練畫，則留長頭髮，放大領結完事，真是烏煙瘴氣。」《致楊霽雲》
「近二年來，一切無恥無良之事，幾乎無所不有，博士、學者諸尊稱，早已成為惡名，此後則作家之名，亦將為稍後知自愛者所不樂受。」《致姚克》
麥兜+ 煲呔
留意到圓桌會三位學人的文章，主要是在「星期日生活」同一版面上，安徒兄介紹拙作《香港的鬱悶》，和呂大樂教授的巨著《四代香港人》相提並論，實在是受寵若驚。安徒兄且把兩書作了極其精辟的對照，還近日備受圍攻的世代論一點清白，並大有還80 後本來面目的意味。感謝安徒兄的大力宣傳催谷，期望《香港的鬱悶》亦和《四代香港人》一樣，日後能在便利店可買到，給我多拿點版稅以堪糊口（有興趣的超市、便利店、街市和快餐店，歡迎與牛津出版社接洽）。
回想起來，呂大樂教授也是我在中大的半個老師，最初接觸到的世代論——Inglehart 的「物質主義」與「後物質主義」世代論——好像也是拜他所賜。事隔十數載，《四代香港人》竟成為香港顯學，實在是始料未及之事。此書橫亙半個世紀的歷史，縱覽四代人的成就和失誤，一語道破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甚至被部分人奉為「新社會運動」聖經，連一眾高官也紛紛出動，要上facebook 和80 後對話，彷彿民間學者的專著終為高官重視，小妹能沾點光實在亦與有榮焉。
且先說一點題外話，近期全城熱話的電視廣告，非「麥兜＋煲呔」的賀年動畫莫屬。麥兜與煲呔實屬空前的絕配，確令我對心戰室的眼光刮目相看——試問又有什麼可以比麥兜，更能襯托出特區政府的反智化和幼兒化？且先別誤會，我倒並不是說麥兜反智，只是說特區政府反智而已。一眾高官似乎已經完全黔驢技窮，根本無法想出任何有意義的政策建議，就連踏實一點的溝通對話技巧也放棄了，只能扮蠢、扮無知來愚弄市民，彷彿市民也會和高官一起高唱： 「鵝滿屎咪耐滴主印勇，鵝悶屎舍燴滴洞亮！」直到上周之前，麥兜從來一點都不反智，其實只是「扮豬食老虎」，牠所代表的是香港特有的失敗美學，以及委曲求存的生存哲學（《香港的鬱悶》P.80）。在香港這個「自由競爭」的社會，沒有「香港一蛋撻（一定得）」的自信，卻只有「搶包山」的過時技倆；沒有「梁朝偉咁靚仔」，只能寄望「一世有運行」； 「但現實就似一隻鴨，下下一定要duck……我最終變臘鴨（垃圾）！」在特區政府最感自豪的東亞運開幕禮上，我們滿懷「驚喜」地看見李克勤、容祖兒、譚校長……不少市民都因為拿不到入場劵望門輕嘆，那一刻我突然感悟到「快餐常餐特餐」的哲理： 「特餐，好嘢呢㗎，不過一早賣晒啫……午餐咪即係晚餐囉， 都係嗰啲嘢嚟㗎啫…… 想快， 想快就要快餐啦！」
後曾時代快餐文化
說到香港的「快餐文化」，當然不能不提每年的預算案，正所謂「餐搵餐食餐餐清」，有財赤嗎？那當然要加稅囉！有盈餘嗎？那當然要派糖啦！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嘛！年年退點稅、減點差餉，那便是香港的所謂「積極財政政策」，足以推動香港經濟轉型提升競爭力鞏固國際地位等。（下刪萬五字，見2010 財政預算案）。有長遠的發展策略和產業政策嗎？追溯到董建華時代是有的，不過也只能為社會提供多些笑柄；期望鬍鬚曾有多點作為嗎？人家都差不多告老歸田了。正所謂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想快，想快就要快餐啦！」由此說來，今次這個「回家真好」的廣告，卻真還有更深層次的隱喻，正式宣告2010 年香港已提前邁進「後曾時代」，乃是名符其實的「好嘢嚟㗎，不過一早賣晒啫」。
儘管距離下屆特首選舉還有兩年，但「返歸早抖」的號角已經響起，除了近乎或原地踏步的政改方案和23 條之外，特區政府又再進入看守過渡的階段， 「六大產業」已經送入殮房，準備入土為安；所有AO 繼2005 年之後再放大假兩年，相信世界上再無如此清閒的高薪厚職；中策組留給太子黨白吃白喝好了，政策建議通通留待下屆再談。餘下來的，就只有一眾問責局長、副局長，諸如此類，繼續為埋堆卡位、互片互插而拼搏奮鬥。
以前左派經常批評香港太過政治化，現在我真的深信不疑。一切的政策出台不再講求理性討論，完全淪為權術和利益的分贓遊戲，只要看看高鐵方案如何掩飾官商勾結，絕對反智、絕對（將市民）幼兒化。尤其難得的是，連一眾泛民非泛民議員也一起響應，把普選說成解放，把補選說成公投，把公投說成起義，大概也可以再把午餐說成晚餐之類……這卻令我回想起十多年來的選舉，只要祭起雙普選的大旗，便什麼政綱也懶得寫了；倒是反普選的選員們，或許要多在民生議題上多造文章，力求分散公眾的注意力，非政治化是也。嬰兒潮的尊貴議員們，一於繼續「走精面、食老本」，哪需要再講什麼政策研究和分析，「都係嗰啲嘢呢㗎啫」！
小圈子罵戰
於是，正如三位80 後學人所言，我們只能寄望公共知識分子、公共評論， 「學者迫不得已暫代『大部分人』發聲，聯合學界和公眾向政府施壓……沒有研究、盲目相信任何主觀看法，才是『管治失效』和『暴力』的起源」。
看完我真是哭笑不得，這正是安徒所沒有點出的、《香港的鬱悶》書中的另一主要觀點——香港公共知識分子和公共評論的死亡，又或借用《阿飛正傳》張國榮的名言，「（無腳的雀仔）或者根本從來沒有出世」。香港的所謂公共評論，佔據了一整版一整版的討論空間，說穿了，只是像那些假借世代論之名的小圈子罵戰而已。
打從十多年前， 「獅子山下」的梁錦松出掌教資會後，商業營運的理念注入大學管理，資源增值、衡工量值、追求卓越成為主旋律，一眾嬰兒潮的尊貴學者們，無不埋首「世界級」的權威研究，在不斷擴充的學院階梯向上爬；無不開拓「國際化」的思想視野，與歐美學術殿堂平起平坐，而工資亦與政府高官等量齊觀。本土論述？本土知識鏈？對不起，哪會有學者還有閒情來參與；公共評論？當社會良心？難道你真的相信大學沒有政治審查！政策研究？決策理性化？需知道，那是不能當飯吃的啊——拿政府或企業研究資助的另當別論。唯一比較例外的可能是年輕學人，皆因他們還沒有拿到長工資格，反正在學院也只是投閒置散、朝不保夕，實毋須為拼搏上位而過於憂心，反而有更多空閒投身公共評論是也。
公平地說，香港的確還有呂大樂、沈旭暉教授和一眾圓桌會年輕學人等，絕對是學界的稀有動物，先後成立的一些智庫組織，貼錢賣命也要為香港的公共評論出點力。但撫心自問，多年來又出過哪些研究報告，推動過哪些政策改革的建議？是教育、醫療、房屋、交通、環保、文化還是福利？有哪些是真切關注基層困境，哪些是關乎普羅中產生活所需的？抑或只是得閒打打邊爐、吹吹水，拋拋書包、放放空炮而已？環顧近日報章上的公共評論，不是普選又是普選還是普選都是普選──但請別誤會，我絕對無意說普選不重要，只是搞不懂智庫到底與政黨有何分別；只是懷疑同一機構、同一班人不斷重覆同一立場、同一論調的大量文章，大有「呃稿費」之嫌而已。
終身事業
我是絕對認真衷心提出以上批評的，原因是本人正好就在從事政策研究。但近年卻發現報刊上的評論版，已不太需要嚴肅的政策評論文章了，所需的只是政治表態文章而已；一家以評論見稱的老牌報紙，最近連稿費也不太願意發了，於是評論只能放到網絡上去，不過網上同樣的多的是政治表態文章。我也曾經（當然是自資）出過一些政策評論的書，不過你猜可以賣出幾多本？三兩千本？三兩百本已經很不錯了；現在香港的書局和書商都只剩下中三商，難道真的只能去找快餐店和便利店？專注於公共評論的獨立出版社，我們有青文書屋和香港人文科學出版社，不過十多年前都已經結業了，羅志華老闆更不幸被書壓死了。一個絕對的真人真事，小妹最近四出尋找智庫、政黨、民間組織討論政策方案，結果均是吃閉門羹，理由是特區政府不可能動真章聽意見也。最後發覺真的會看我的書的人，竟然還有小貓幾隻的決策局官員，彷彿你着緊時他們也會認真一點。不過，原初的公共評論變成內部參考，世事的荒誕相信亦莫過於此。
80 後的學人們應如何自處？可幸「上位論」根本輪不到你們，只能置身體制邊緣的體制的邊緣，不用再為國際化和世界級研究浪費生命。拜反高鐵運動的磨練所賜，大家也開始懂得嚴謹認真討論的威力，不難突顯特區政府決策論證的可悲和可笑。當80 後真把公共評論當回事，把它當作一個終身事業來看待，未來本土論述和本土知識鏈還真可能出現。
說到香港的「快餐文化」，當然不能不提每年的預算案，正所謂「餐搵餐食餐餐清」，有財赤嗎？ 那當然要加稅囉！有盈餘嗎？那當然要派糖啦！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嘛！年年退點稅、減點差餉，那便是香港的所謂「積極財政政策」，足以推動香港經濟轉型提升競爭力鞏固國際地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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