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2-21 明報 P04, 周日話題, 李祖喬 黃宇軒 葉國豪
辯論交鋒，不在勝敗，只為理解。學者來回萬字，除了展示「立場不同」，應讓我們學到更多。呂沈對話，雖似未對焦，實意義深遠——香港得檢討「學術」、「公共評論」和「大眾」三者的關係。「世代論」今次反省的，不是階級流動和政治文化，是學術知識的傳播。
重點在對話背景
先別理誰比較易讀和合理，這涉及讀者個人理解。重點乃對話背景：二人以學者身分在主流媒體發言。要思辨討論，可私下分享；提點社運人士，可打電話。選擇在媒體以學者身分發言，是在影響讀者判斷，包括每天剪報的政府、通識教師、沒有參與的市民，這不是單純的個人發聲，絕對影響社會。呂大樂的〈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及〈我的「昔日情懷」〉，公開提點組織者及呼籲尊重體制。那是「社會學教授」的身分，卻不代表「社會學」，而是他對「民主」等政治概念的看法（他謙稱為「保守看法」）。故在此事上，呂氏的「保守看法」只代表他自己的經驗：一名主要以電視機觀察、憂心青年出錯的觀眾。值得公開提點，非因他有意見，而是他相信「大部分人」都有意見：
「問題不在於發起行動的團體……的主觀感受……而是大部分市民如何看待……」
「對很多市民而言……這的確涉及責任的問題。」「我的理解可能已追不上時代，但確信很多市民……很有意見。」
基於以上想像，他善意地認為得公開呼籲。故收到來郵指摘（呂認為對方「讀得太多建構理論」）、《信報》（社論指「看不見有任何暴力行為」及林行止指「混亂場面是迫不得已的發展」）及《蘋果日報》認同青年、網上有大量消息、葉蔭聰和馬國明後來反駁……呂氏堅持要公開提點青年。他認為，他認識及想像的「大部分人」都相信電視和很有意見，即使政府很討厭，刻下仍需要「民主規範」，這是「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合理的」。
問題在知識流通文化
學者發表具爭議的個人意見，用什麼身分沒所謂。但當呂氏是個廣被引用的「社會學教授」，就絕對會影響讀者判斷，令人以為，他在此事以社會學研究掌握了「大部分人」的想法。香港有言論自由，讀者把個人意見誤讀為專業意見，罪不在作者，而在香港的知識流通文化。特首政黨政論員說「代表大部分人」，沒人理；但呂氏作《四代香港人》，本為個人反思，不少社評和官員卻以為青年不滿經濟，說要解決失業；到高鐵事件，就知道誤用呂氏個人框架，改稱失落的「第四代」為正義的「80 後」，加以訪問理解。
為避免誤讀高鐵事件，須先向公眾指出，呂文乃個人意見，沒全面道出學界有關「民主」等概念的眾多定義。這是沈旭暉介入的原因。他在〈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說： 「我們有責任讓大眾明白學術新思維，以免社會繼續以被淘汰的研究框架閱讀明天」。「我們」——明顯指公共型、而非研究型學者。搞國際關係的沈，沒討論高鐵和「大部分人的想法」，而是認為呂氏80 年代的經驗和訓練，主觀抹去了閱讀事件的其他可能—— 「民主」除了是「規範」，也可以是左翼理論或中介論。沈不是學術討論，是引介理論的名字，質疑呂氏下放知識時，選取了什麼，扼殺其他新近而有學術地位、值得公眾參考的框架。沒人知「大部分人」怎樣看沈文的新學術名詞，但此文在「80後」的論政大本營「高登討論區」，大受歡迎。
本來，應可看到各派學者為新概念唇槍舌劍，下放更多知識，刺激公眾多元思考。遺憾，呂說： 「深覺淺白的文字和平易近人的分析概念之可貴……文中五大要點……暫時仍然未能充分咀嚼出其中相關的地方，反而題目中的『昔日情懷』四字，多少點出了我的心情。」呂氏沒倫理責任回應沈氏、林行止、葉蔭聰及馬國明，但他義無反顧相信腦海中的「大多數人」和「民主規範」，對「心情分享」及「淺白文字」情有獨鍾，發表了7000 字「昔日情懷」，也反映了他下放知識時的偏好。個人原因無從考究，但既然呂氏極有影響力，理解這偏好，實有助把握那知識流通文化。
為何學者私下明明指來郵「讀得太多建構理論」，回應公共挑戰卻「未能充分咀嚼」？讀者又為何誤讀？
應建立本土知識鏈
知識流通文化的特點，是作者傾向個人分享和淺白語言。這是好事，但也有其歷史根源，不應盲目迷戀，變成反智。學院外的梁文道曾接受Roundtable 雜誌《META》訪問，值得參考。他指香港知識鏈斷裂，是殖民地產物，並由特區繼承。在外國，學院研究、媒體引介、議員提案、政府施政、學院再探索，知識鏈緊密完整；內地體制稚嫩，然摸着石頭過河，也着緊研究；但港英從來無視本土未來，大學只培訓公務和商業精英，服務港英而非大眾。社會動盪，政府不做研究解決，只「派糖」，但求安然撤退。
政府漠視研究知識，評論頗為無力。梁文道用字淺白、觀點獨特精闢，眾所周知，但他最後舉例，他多年前已提過公共空間問題，沒人理，幾年後議題又來，又評論，現實沒太大改變。我們由此可見，淺白評論能形成輿論，卻未必解決問題。既然研究知識地位低落，有心的學者或許只得暫時迴避嚴肅討論，以學者身分淺白發聲，在媒體擔起代表「大部分人」的重任，形成既學術、又公眾的輿論壓力，要求改變。但代價可能是，淺白有趣的速食回應，犧牲了需要驗證和激辯的公共知識。香港一直被過渡期討論淹沒，除了「經濟建設穩定人心」和「口號式爭取普選」兩種思維，只有「香港精神」等陳腔濫調，對社會問題欠缺認識。如何民主地規劃土地？文藝發展的資源分配是否公開透明？如何解決貧富懸殊？如何平等看待新移民、工人、少數族裔和性小眾？如何解決新市鎮的缺陷？問題周而復始，每隔幾年都有淺白生動的評論，卻未見對症下藥的專業思維和知識。再叫人對話，也無法回應「80 後」。
礙於時勢、學者迫不得已暫代「大部分人」發聲，聯合學界和公眾，向政府施壓——大抵造成日後的「誤解」，讓人以為教授身分，就是在下放研究知識，不知道原來可能是個人分享。港人治港了，即使跟中央尚在磨合，政府也應重新尊重本土知識，建立知識鏈。如此，公共討論才會出現精細研究和思潮辯論：研究型學者，研究問題，非研究青年，解決問題，非解決青年；公共型學者，引介理論刺激公眾思考，非以修辭隱藏個人理論框架，造成誤讀。香港不乏健筆，卻欠為本土指路的學術研究。沒有研究、盲目相信任何主觀看法，才是「管治失效」和「暴力」的起源。
我們3 個「80 後」研究生，一個在港讀文化研究、一個赴英讀地理學、一個是來自台灣於港大社會學系念書的半個香港人。有人主觀認同「保守看法」，也有後現代主義粉絲，但都受過許多公共型學者的淺白評論啟發，視他們為走出象牙塔的典範。但我們深信，要再提升社會知識水平，公共平台尚需更多理性聲音。引魯迅《門外文談》一席話，是為結語，並為「80 後」學人的座右銘：
「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囉。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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