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7-08 明報 D06, 世紀, 世紀．Hong Kong Discourse, 周思中
編按： 「世代論」，遠不止用以解釋現實中的權力瓜葛，更是香港人身分的主流論說，其重要的創建者是學者呂大樂，及他在二十年間的幾部著作。天星皇后碼頭保衛運動引發新一波身分思考，當中生於八十年代、保衛運動參與者周思中，對呂氏的香港論述作出遲來但未過時的「讀書報告」，祈令讀者對「香港故事」的自述可能作更大膽、獨立的想像。此文收錄在將出版之《本土論述2008》，昨今兩天連載於世紀，以饗讀者。
文╱周思中本土行動成員．香港獨立媒體網編輯圖╱黃靜
從一個書寫香港故事的目標出發，所謂的「香港意識」，或從作者眼中值得立此存照的「香港意識」，便是作為於七十年代起發的戰後嬰兒，如滑浪般高高低低，歷盡香港的經濟起落後所展現、綜合和歸納出的分裂性格。換言之，香港故事最核心的是，這城市走出五六十年代的貧苦，到七十年代經歷經濟轉型，從此命運改寫。戰後嬰兒剛是巧遇這個時機的一代，這代人的偶然遭遇，已被假定為能定義所謂普遍的「香港意識」的位置，幾十年以來，所有香港人，與這批戰後嬰兒的命運只有心跳的距離——這是「世代論」沒有明言的宏大斷言。
以呂氏的論著歷程看，一個愈見明顯的趨勢是中產階級由一個尚待爭辯和定義的問題起點，逐漸演變成其呂氏的論述的假定或給定，以至成為香港意識的原型。及至《四代香港人》中，缺乏明言的時空條件及問題意識，呂氏卻前所未有地提出以戰後嬰兒為主體，而將其他幾代人都收歸其中的香港故事敘述。結果，香港人的特質，便只餘下如何在夾縫中浪奔浪流犬儒認命走位求存，談不上有任何（哪怕是曾經的）堅持和反叛。然而，如此轉移香港故事的主體位置，需要闡釋和討論之處，絕不比已經解答的疑問少。
從來統識（hegemony）的操作，都是以一個有限以至空白的符號，將符號宇宙的所有元素統攝，收歸為其（不可能）完整敘事的一部分，並同時掩飾社會本身的不和諧及斷裂。故筆者商榷的，並不是他以一特定階級作為統攝香港故事這種操作。
筆者希望提上討論議程的，是呂氏選取中產階級的理據。在沒有明言其特定時空條件及問題意識的情况下，什麼理據能支持《四代香港人》裏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宏大斷言？在回歸十年這時機，以這個視角相當有限的「世代論」重寫香港故事，希望回應或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香港故事，有什麼好執著《社會如何記憶》的作者保羅·康納頓說過， 「我們有關過去的形象，通常服務於現存社會秩序的合法化」。他的意思是，任何的集體記憶，其實性質都在於從混亂和歧義的諸多歷史中，演練出某一種能夠支援當今社會權力分配的緣由，效果就是令同一個社會裏的人，明白和接受社會的種種制度和秩序。亦即是以對現况所起的「功績」，來衡量過去發生的事件的意義。銅板的另一面，就是過往許多發生過的事情，尤其是所謂「不成功的」、「失落了的」、「無法延續的」事件，因無法線性地構成現況最終形成的其中一步，無法有意義地融入這篇目的論史詩，故從來不能言說（如果不是被禁止，甚至烙上負面含意）。換句話說，任何香港故事的講述行為本身，無異於將合法性再分配。不同版本的香港故事，把比重不同的合法性分配給不同的社會群體，論述上負起了維護或大或小的部分現狀，或改變某些秩序的功能。
研究香港公屋和安置問題的人類學學者Alan Smart，在他的近著The Shek Kip Mei Myth裏，便為重寫歷史示範了一種謙虛的另途嘗試。對於香港公共房屋發展的解釋，流行的分析都會訴諸一九五三年的石硤尾大火，Smart 的新作便嘗試拆解這個迷思。然而拆解這迷思，作者的用意並不是要否認一些客觀的「事實」或「現象」，即如香港公共房屋系統實質上與香港戰後社會及空間發展起了關鍵的作用；作者亦不是要求把一切已建成和已決定的都推倒。實情是，政府、社會輿論及學界一直以來把石硤尾大火奉為公共房屋發展史的起點，將政府興建公共房屋包裝成對市場失效的「消極」回應，Smart 的論點，便正是強調，這些說法除與史實不符，亦產生了一種極壞的政治效果：讓政府得以躲藏在一個安全的位置，一邊坐擁制定及執行土地及房屋政策的壟斷權力，另一邊卻迴避承認政府實質上是都市發展的一個「積極」角色。若公共房屋的發展本質上只是「消極」回應，談目標方向願景都是多餘的；不承認政府的「積極」角色，公眾在政策制定亦不需要有任何角色。
在這視野下，他嘗試以五十年代的多場大火，重構香港公共房屋發展的歷史。對於多場大火，作者的研究心態是：to beopen to following the cases where they lead, and then thinkingthrough the implications even of dead ends, detours and backwaters。亦唯有如此，作者才能從「事情可以如何發展成別的模樣」的角度，重寫出一種並非目的論的香港公共房屋發展史。這種嘗試並非破開一條頭髮量其粗度的純學究工夫，相反，Alan Smart 是嘗試描述殖民統治如何在政策範疇回應如火災等事故，什麼改變的機遇因為什麼緣故失落了，某些轉變又是如何發生等等。換言之，除了商榷了公共房屋史的目的論外，更加深了公共領域對殖民管治的認識。如果脫離了殖民地管治後的香港有需要檢討關於香港歷史論述，Smart 提出了一種可能的方向及取態。
更進取的態度，見諸齊澤克對於列寧的論述。對於齊澤克來說，列寧之所以被污名，與他之所以值得重申，出於同樣的理由：政治、歷史和哲學都已被一種後冷戰的勝利氣氛征服，資本主義以外的可能性沒人嚴肅討論、美式自由民主政體被認為是最優的政治組織方式。列寧的角色，就是他領導的十月革命，命定地成了史大林專政的基礎，幾十年的蘇維埃最終失敗，就是資本主義得天下的最佳說明及證據。齊澤克及巴迪鄔等論者，便嘗試「to think the necessity of the passagefrom Leninism to Stalinism without denying the tremendousemancipatory potential of the Event of October」，即在不否認史大林發展出的獨裁專政的前提下，重新描述和評價列寧的革命潛能，與及這種革命意義在當今一片資本主義獨領風騷的情况下的意義。
篇幅關係，這裏無法詳細整理關於重估列寧的討論，然而於本文的脈絡裏，該場討論的參考價值，在於與戰後嬰兒版本的香港故事商榷，斷不只是爭論哪版本正確精確，而是能否擺脫到最終都只是維護殖民體制和價值觀的意義系統，走出一條直正解殖自主的道路；或退幾步說，至少也肯定這一道路的重要性。具體而言，一百五十年的香港殖民史，及十年的特區歷史，除了目睹香港的經濟成長及相關的集體心態易變等軌迹外，公民權、政治權、勞動權、性取向性別權、規劃權等，香港是否也在有艱難但持續的在打拼？有否在什麼關鍵時機失落了什麼機會？改變的臨界點在哪？這是否香港故事？這會否比望天打掛等待下一波雄壯的經濟發展，讓年輕一代及早佔領早由殖民時地已建立的權力和資本位置等版本的香港故事，更能為香港指引出一條更明確的道路？
小結：龐大失語不是結局
作為一部概括性極高的通俗讀物，《四代香港人》無疑能夠捕捉到幾代香港人在今天的一些特徵及時代氣氛。別說呂氏口中的「淺薄」香港人，即便在明刀明槍賀回歸十年的電影《老港正傳》裏，我們都目擊得到對回歸後香港人該如何走下去、香港故事該如何講等問題的龐大失語，所謂的目標或理想已嚴重貶值成「認命」。香港千載難逢的機遇——結束殖民統治——慘遭「回歸」偷換，解殖（而不單是反殖）、清算歷史、建立進步本土論述的工作統統遙遙無期。
回歸前後，有着北京和倫敦這兩大文化及國家機器為背景，關於香港故事的爭論都難免在國族主義及（後）殖民等理論參考中操作。無論把香港人說成經濟動物又好，說成具反叛靈魂的也好的香港故事，在當時兩面受敵的背景中本身就是別樹一幟、具備批判性。在回歸已十年當下，今天香港經濟似乎再次牛氣冲天，但香港的基本統治格局還要「急凍」（呂大樂語）到什麼時候呢？今天看來，當時這種權宜之策的限制也就表露無遣：抵抗了（或以「走位」來化解）簡化版的國族主義及帝國殖民性，但「香港意識」卻只落得浪奔浪流無人駕駛的特質。故事少不免要有教訓，說故事的人，這就是給香港的教訓嗎？
討論香港故事香港意識而不面對一直以來香港故事的限制和文化政治，就如不假思索地重複十年前有着回歸、雙重歸屬壓力的等問題意識下的香港故事。不顧這種故事效果上制約着香港人發展批判和進步的主體意識，亦是同樣的懶惰。事實上，近幾年已見有好些著作從批判立場清算殖民史，深入描述及研究殖民管治手段在香港的具體面貌，以及什麼殖民遺產今天仍限制着香港社會從殖民制度中解放出來，特點都是英語著作。反觀華文世界，從本文的分析所得，世代論的形成有其獨特的歷史條件，並不是自有永有的香港故事版本，卻正正是始於八十年代面對前途問題時，出現於尚是備受爭議的新中產階級身分和位置焦慮之時。如果以政治權力分配來論，中產階級今天似乎無法取得八十年代中時他們曾一度夢寐以求的權力位置，但作為社會論述的一員，今天中產階級已是如他們一直依賴的殖民地以降的制度和價值觀一樣，穩如泰山，而經歷近年的社區運動和天星皇后以來關於香港人主體和解殖問題的討論，不少論者已開始或重拾對本土、香港故事該如何講的興趣和敏感。「香港故事不容易講」這說法今天已成常識（如果不是讓香港人停止思考的藉口），但在香港故事不容易講，與把土生土長中產階級暗暗鎖定為香港故事主角兩種宿命外，如何重新審視香港的經歷，如何從中辨別足以指引香港前路的片段及元素，筆者認為，才是今天重寫香港故事的恰當及充分理由，亦是筆者希望深入討論幾成典範的「世代論」的時代意義及不經意效果的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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