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2-19 明報加東版(多倫多) D08, 世紀, 世紀．Debate, 鄭依依
文 李敏剛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本科生大學生會前幹事，不時在炮台山學會寫文，批判高地價政策區諾軒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本科生最近加入了歷史青年聯盟，視回購領匯、全民退保為當下最需要推動的議題沈旭暉教授日前發表《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一文，批評呂大樂的分析方法過時，並拋出不少新理論方法，潛台詞是：呂大樂，你out啦，讓路給新人啦……那是把本來整個討論應該最核心的是非對錯公義問題，扭曲成代際的爭論，事實上還是跌入了主流世代論的想像框架。
在展開討論前，先談談我們對時事評論的理解。
評論人寫時評，為的是盡一己之力令人們加深對世界的理解，以至改變不公的現實。評論人把學院生產的知識和思想工具，對社會的爭議進行分析，提出批判，作用就是提供社會爭議的思想資源。大家參與評論，目的也在於釐清事實的對錯與公義。一篇篇的文章，正要指向事實與公義，這是時事評論的價值以至使命所在。
當然，時事評論不是潔白無瑕的辯論場。為取悅受眾用的筆法、學術權威、作者設定的議程，左右輿論焦點等權力操作，其實難免：因為誰能左右群眾，誰就更能左右事態的發展。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的「霸權」理論講得更清楚：在他看來，意識形態是赤裸裸的權力鬥爭，當權者和受壓者都在爭逐話語權。知識分子以時評拆解權威，抵抗馴服，責無旁貸。儘管評論版就是戰場，評論人之間不免揮筆砍殺，但權力操作是手段，爭取公義才是目的。這，是我們批判的起點。
強調新舊 埋沒世代論危險沈旭暉教授日前發表《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一文，批評呂大樂的分析方法過時，並拋出不少新理論方法，潛台詞是：呂大樂，你out啦，讓路給新人啦。沈教授此時此刻發表如此學術味濃的文章，做法其實不脫葛蘭西的分析框架：呂大樂利用學者權威主導了輿論，大眾易因學者身分而輕信其社會分析，我現在就用學者的身分拆解你。他的拆解在日後的《明報》已先後得到回應，包括哲學人民批評沈文對呂大樂明屈暗搶，失去了學者求真的應有倫理，亦包括呂大樂本人重新強調規範性的澄清。
可是我們認為，以上回應尚未看清沈教授撰文的策略：他根本視評論版為赤裸的戰場，他只想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重溫沈教授的論點：他打造呂大樂為結構主義者，又指他缺乏忽視建構主義中規範秩序每刻改變的視角。還記得年前沈教授任教我們學系的國際政治課時，曾說建構主義由社會學假借而來。以沈教授的才識，不可能不知當代建構主義的普及者是Peter Berger等社會學家，Wendt只是將此學統引伸到國際關係的分析而已。談Wendt不談Berger，雖不敢論斷沈教授有意隱瞞，但亦足以令人懷疑有強調學術新舊對立的可能，亦有樹立其國際關係理論中心權威的可能。要解讀沈文，我們不能忽略其中的策略面向。
更重要的問題是，真正要爭論的重點是呂大樂強調不應衝擊的想法是對是錯，學派新舊之分根本毫不相關，這種以新舊學術框架對揚的拆解，其實根本沒有回應到呂大樂文中最需要回應的問題。
為了打破權威是否可以不理學術真誠當然可以討論。但我們認為，其實貫穿沈文那強調新舊世代的對立的意圖，才是整個論述最危險的地方。因為，那是把本來整個討論應該最核心的是非對錯公義問題，扭曲成代際的爭論，事實上還是跌入了主流世代論的想像框架。那其實是很荒謬的：為什麼當下談論八十後，非要取代上一代不可？為什麼要批評呂大樂，一定要以「新」的身分去批評「舊」？這種說法的基本假設是，八十後人人都是爭上位的怪獸，因此我們要以新人打倒舊人，新想法取代舊想法；但不管是社運也好時評也好，問題從來不是上不上位新還是不新，而是公義的是非對錯呀。
仔細去看，八十後的訴求根本新不到哪裏去：談生活談發展理念，要求社會多元發展，早在天星皇后萌芽；一連串基層運動中也早在訴說社會不公，道出官商勾結的殖民體制如何使普羅大眾受苦了。機會主義者大抵對世代上位念茲在茲，但走出來行動，爭取社會公義的「八十後」不是，香港的不公也不是始於今天。我們有多同意社論即論述戰場也好，探求真理與否是個人操守問題，把論述帶往危險處才是更需正視的問題。
喚醒政經意識 把階級分析帶入討論「八十後」「第四代」這些詞，都已被主流傳媒、主流官員、主流學者用作把現時的一波社會運動定性為「新人」和「舊人」的衝突。表面上在借用《四代香港人》的框架理解問題，但事實上卻是用新舊人接班的問題，取代了一次又一次運動帶出的社會公義問題。但《四代》起初為什麼會受注目呢？其實不過是它用了「第二代人」這概念，勾勒了現在社會上佔據了大量政治經濟資源的當權者的上位之路，所突顯的是這班權貴對社會的制宰。香港所直面的其實是政治、經濟資源的高度集中，富商與政權勾結吃政治免費午餐，而政權則全面為資本服務的問題。簡而言之，描述香港為一個階級壟斷整個社會，更為貼切。
《四代》明明觸及的是政經問題，卻遭簡化成新舊世代差異，這才是當下論述的可怖。可不是嗎？普羅市民所面對的，正是生活營役勞碌、社會變得單元、貧富懸殊極劇，而最低工資依然受阻、地產商依然壟斷土地抬高地價使百物騰貴，基層生活愈加困苦、金融市場依然捲走和消耗了我們社會的大部分資源、領匯和種種大型基建依然一個又一個把社區網絡和社區經濟破壞。這一切其實於我們都很真實，我們都切實感受到箇中的困苦。而反高鐵運動，串連了政府遷拆菜園村的不公，功能組別表現出來的官商勾結，這些才是我們應該批判的目標。
政府委託誰研究 也請別離題而這一切，都和你是什麼後、是第幾代、能不能上位無關宏旨。自反高鐵以來，種種加諸抗爭者的如「青年」「八十後」「新」的標籤，其實也在迴避抗爭中最核心的公義、對錯、是非問題。呂大樂值得嘉許的是，他多次提出對香港的憂患；問題是他卻迴避闡述「第二代人」制宰社會公義與否的問題，大概這便是批評呂維護建制的人的理據。那請呂教授告訴我們，除了世代論，面對香港的階級壟斷，我們的出路應該是什麼？應該如何改變？而沈教授在批評「呂老」之餘，又可否告訴我們，強調理論的「新」，到頭來有天或許會把舊的分析框架推翻，但打倒了舊世界，我們得到的，又是否一個公平公義的社會？
政府最後委託誰研究八十後，不是我們關心的重點，但研究的內容有否切中要害，則是關乎香港未來發展方向的問題。但我們可以肯定，「世代論」作為開啟討論的幌子，早已完成其歷史任務。讓我們從此放下新舊上位之爭，回到最在地的公義問題吧。這問題並不容易回答，也許遠比在時評裏揮筆砍殺拆解權威困難，但，這才是我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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