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香港 故事的誕生

2008-07-07 明報 D04, 世紀人文·關懷·視野, ．Discourse．二之一, 周思中

編按： 「世代論」，遠不止用以解釋現實中的權力瓜葛，更是香港人身分的主流論說，其重要的創建者是學者呂大樂，及他在二十年間的幾部著作。天星皇后碼頭保衛運動引發新一波身分思考，當中生於八十年代、保衛運動參與者周思中，對呂氏的香港論述作出遲來但未過時的「讀書報告」，祈令讀者對「香港故事」的自述可能作更大膽、獨立的想像和省思。此文收錄在將出版之《本土論述2008》，今明兩天連載於世紀，以饗讀者。




近年，世代論、戰後嬰兒潮等語言，已經不再是學院社會分析的專用關鍵詞，它們還進佔了主流輿論的領域。戰後嬰兒偶遇七十年代中後期經濟起飛，社會大事提供機會予當時的年輕人，造就了第一代本土中產階級的故事。無論是對贊成或反對或輕視的論者，都成了不可繞過的典範。



另一方面，長久以來香港故事都被認為不容易講。難講的原因有很多，例如香港同時為代表西方文明的英國及許多大中原心態的中國人輕視賤視、香港是罕有的脫離殖民統治後不成獨立主權國、香港在冷戰期間處於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兩陣營交疊的前沿，諸如此類掛一漏萬。回歸前後，各方勢力突然出版大量關於香港史的著作，就被視為爭奪成為香港故事的主流及權威版本，而當中由本土眼光及角度出發撰寫的香港史的缺席，更是迂迴地印證了香港故事難講的傳說。



香港故事向來之難講，及世代論在回歸十年的今天之流通，在此便成了相當有意思的弔詭。香港人一直無法自己言說自己過去、自己的身分及主體構成，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地複雜經驗既是原因亦是答案。而世代論在今天的流行，是因為它梳理了當中的複雜性？清算了殖民地及國族主義的歷史？為香港故事提出了有視野和有尊嚴的歷史論述？還是它的出現，儘管權充了香港人理應渴求的香港故事新版，卻重新確認了沿襲自殖民地年代的各種社會政治文化制度，從而堵塞了更為進步的香港故事出現的可能性？換句話講，其他版本的本土香港故事的缺席，某些在香港實質發生過的事情及其意義之所以繼續不能言說，會否並非偶然？



呂大樂是香港長期的文化觀察與社會分析者，由八十年代中至今著作不斷，當屬論述香港文化和社會其中一位最有系統者，其近年《四代香港人》更成為了近日討論香港故事的重要文本。本文透過梳理呂氏的著作，嘗試為上述的弔詭提出一些觀察。





一切從這裏開始



八八年九月出版（馬國明編），九八年全新修訂（呂大樂、黃偉邦編）的《階級分析與香港》（下稱《階》）一書，收錄了一場討論的重要文章，另外還有幾篇論及香港的階級分析及社會研究的文章。這書值得提及，因為以這場討論為出發點，歷經呂氏的《唔該，埋單！》（下稱《唔》）及《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下稱《香》），直到最新的《四代香港人》（下稱《四》）所構成的系譜，足令我們更了解「世代論」的意義與限制。



討論由張炳良於《匯點評論》刊載的一篇文章〈新中產階級的冒起及政治影響〉開始。他提出自從六十年代的工業結構變化及社會組織重整，香港出現了一批「新中產階級」。文章描述了這新興階級的面貌，並展望了這批新中產階級在後過渡期可能的政治角色。發表後，文章受到一批論者的熱烈回應。呂大樂於〈香港新中產階級的特色與前路——與張炳良先生商榷〉則從學理質疑張氏的分析，認為後者的定義「部分地方含糊不清，前後矛盾」，一輪論證後，判斷「目前的新中產階級似乎未有構成一種社會力量的動向」。



張炳良及陳康在《階》一書的文章，借陳康語，旨在將新興的中產階級「政治化」。意思即是，透過詳細描述戰後嬰兒潮巧遇香港經濟起飛，自七十年代始成為香港中流砥柱的新中產階級這一狀况，既正面確立他們在香港社會的位置，亦號召他們根據這重要位置，在《基本法》尚未塵埃落定的當時，發揮力量推動後過渡以至回歸後的香港民主化進程。



呂氏在同書另一篇文章〈香港新中產階級的政治角色〉中，嘗試將新中產階級的移民潮，演繹成一種具社會影響力的個人表態，而這種表態的基礎是香港的政治參與現實是「只有參與而沒有分權」。這批呂氏稱為新中產階級的香港人的消極離場，是為自己及家人購買政治及經濟保險。這種對時局的回應雖然失諸消極，作者卻認為這種消極的集體性其實具備政治意義及效果，為政者不能不察。於筆者而言，這觀點的重要性，不在於其有效（valid）與否，而是在辯論中一直被諸論者從各方面爭議的概念「新中產階級」，已逐漸轉向成為一個被假定為已經具備無需再爭議的內涵、堪作前提的概念。在〈香港新中產階級的政治角色〉一文裏，這種轉向已出現雛型。



這場辯論，源於中產階級將中產階級的社會位置政治化，源於命名及擴大中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影響力。論者的分歧只是對中產階級持不同定義，及對這階級能在什麼程度推動民主運動。從編進書裏的文章看，論者除了都認同有一意義尚未明確的「新中產階級」在冒起外，對於新中產階級的具體構成、組織程度及政治能量等都不及有任何共識。



下一站，理所當然的主角始於整理八十年代中關於新中產階級討論的《階級分析與香港》，至零七年出版的《四代香港人》的十年間，呂大樂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包括九七年出版的《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和○三年出版的《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由關於新中產階級的討論，到一個如snapshot 般捕捉了回歸十年後以年齡為分類基礎的「世代論」，期間走了一條怎樣的軌迹呢？



座落在回歸前後沸沸騰騰的身分、歸屬問題的辯論中，呂氏於《唔》便實驗了由社會狀况描述到一般的香港意識描述的過渡。當然作者也不是沒有為他自己這項寫作實驗提供「使用說明」： 「討論都是從主觀出發，完全自覺個人經歷與對歷史發展的理解是緊密關連的。就這一點，諸者必須留意到筆者的偏見，閱讀要保持距離」。然而，所謂要保持的「距離」是相距多少的「距離」， 「個人經歷」與「歷史發展」又有多「緊密」，作者的「個人經歷」在什麼意義下具何種程度的說明意義，一幅又一幅的留白讀者只能自行「留意」。



到了○三年出版的《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仍是引用與《階》及《埋》相同的大量文獻和資料，然而要論證的，已不再是關於階級分析及社會不平等的研究一直是香港社會學研究者的重要課題，亦不僅作為推論香港意識的原材料，而是成為了描述香港中產階級形成的客觀背景——中產階級已成為了毋須再斟酌的社會力量及範疇。七十年代中以來的經濟發展，作為香港殖民地以來百多年歷史裏千載難逢的上流機會，構成了這批戰後嬰兒的基本心理和時間維度，亦是他們成為香港故事主人翁的關鍵。起源於這歷史機遇的新中產階級心理，以作者的話來說，便可作為「探討戰後香港社會的發世代論小傳展與變化」的背景。戰後土生中產階級走向香港故事的本位，又邁進一步。



作者指出，中產階級「受人關注，因為他們的動向就好像香港社會、政治信心的風向儀或溫度計一樣」，而八十年代收錄於《階級分析與香港》那一場關於如何辨別香港新中產階級和如何評估及發揮中產階級影響力的討論，亦已在《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中被詮釋為「這群隨着香港經濟發展而冒出頭來的中產者對回歸有無信心，多少影響過渡期的局勢」（《香》，頁2）。寫作該書的出發點，也許是回應九七後金融風暴對中產階級的影響，然而作者所進佔（assume）的這種寫作位置昭昭說明，中產階級佔據香港故事的核心或主導位置，於焉形成。



四代香港人的文化政治，或與第二代人心跳的距離



發表《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一年多後，呂氏在報刊陸逐發表了「四代香港人」的討論，並於約三年後的○七年結集出版，成為一本《四代香港人》的專論。「世代論」發表以來討論不少，筆者也不多重複，但上面既描述了呂氏由《階級分析與香港》開始關於香港社會分層分析的發展的軌迹，也就希望根據這個背景，提出幾點觀察。



到呂氏出版《四代香港人》時，其論述策略，已是像一個在回歸十年後懸浮在香港半空的鏡頭，拍成一個snapshot，再在snapshot 中把被攝入鏡頭的人分類成四代。這幅圖像，便同時成為了作者要解釋的現象，和解釋所需要的憑據。在這種書寫策略中，流動及動態並不是要處理的問題，流動和變化的（幾近）不可能，成了整套論述的前提。



全書唯一有觸及寫作背景及緣由的，只有在書末〈後記〉裏，作者提及「是父親離世令我重新思想他那一代人對香港社會的貢獻」。思考作者父親那一代人對香港的貢獻，之於建構一個香港故事的嘗試，不僅意味着作者認為談香港故事的主角是戰後嬰兒，並且故事的開端起碼要追溯到戰後嬰兒的上一輩開始。而由戰後嬰兒的父母輩開始講，其實弔詭地再一次顯示了作者的假設：香港故事的主體正是七十年代乘着經濟轉型巨浪冒起的新中產階級。



「世代論」這個構想或方法，效果上就是以七十年代冒起的中產階級為中心，描寫他們與另外幾「代」人的關係：第一代為他們打下基礎，第三代恰恰給他們「騎」着不見出頭天，第四代作為他們的兒女被溺愛被規訓。時間或歷史作為串起這四代人的一個維度，於「世代論」的框架中幾乎只在他們身上起作用：第二代之所以值得大書特書，之所以成為主角，以借作者語，是因為社會時間與個人時間只在第二代身上重疊。從這角度看， 「世代論」無疑是一次嘗試，將其後一兩輩，以至父母一輩都以某種角色收納在戰後嬰兒那一輩的勝利者故事。





（二之一．明續）



書名：《本土論述2008》編者：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絡


出版：上書局╱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