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2-19 明報加東版(多倫多) D08, 世紀, 世紀．Debate, 鄭依依
文 李敏剛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本科生大學生會前幹事，不時在炮台山學會寫文，批判高地價政策區諾軒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本科生最近加入了歷史青年聯盟，視回購領匯、全民退保為當下最需要推動的議題沈旭暉教授日前發表《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一文，批評呂大樂的分析方法過時，並拋出不少新理論方法，潛台詞是：呂大樂，你out啦，讓路給新人啦……那是把本來整個討論應該最核心的是非對錯公義問題，扭曲成代際的爭論，事實上還是跌入了主流世代論的想像框架。
在展開討論前，先談談我們對時事評論的理解。
評論人寫時評，為的是盡一己之力令人們加深對世界的理解，以至改變不公的現實。評論人把學院生產的知識和思想工具，對社會的爭議進行分析，提出批判，作用就是提供社會爭議的思想資源。大家參與評論，目的也在於釐清事實的對錯與公義。一篇篇的文章，正要指向事實與公義，這是時事評論的價值以至使命所在。
當然，時事評論不是潔白無瑕的辯論場。為取悅受眾用的筆法、學術權威、作者設定的議程，左右輿論焦點等權力操作，其實難免：因為誰能左右群眾，誰就更能左右事態的發展。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的「霸權」理論講得更清楚：在他看來，意識形態是赤裸裸的權力鬥爭，當權者和受壓者都在爭逐話語權。知識分子以時評拆解權威，抵抗馴服，責無旁貸。儘管評論版就是戰場，評論人之間不免揮筆砍殺，但權力操作是手段，爭取公義才是目的。這，是我們批判的起點。
強調新舊 埋沒世代論危險沈旭暉教授日前發表《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一文，批評呂大樂的分析方法過時，並拋出不少新理論方法，潛台詞是：呂大樂，你out啦，讓路給新人啦。沈教授此時此刻發表如此學術味濃的文章，做法其實不脫葛蘭西的分析框架：呂大樂利用學者權威主導了輿論，大眾易因學者身分而輕信其社會分析，我現在就用學者的身分拆解你。他的拆解在日後的《明報》已先後得到回應，包括哲學人民批評沈文對呂大樂明屈暗搶，失去了學者求真的應有倫理，亦包括呂大樂本人重新強調規範性的澄清。
可是我們認為，以上回應尚未看清沈教授撰文的策略：他根本視評論版為赤裸的戰場，他只想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重溫沈教授的論點：他打造呂大樂為結構主義者，又指他缺乏忽視建構主義中規範秩序每刻改變的視角。還記得年前沈教授任教我們學系的國際政治課時，曾說建構主義由社會學假借而來。以沈教授的才識，不可能不知當代建構主義的普及者是Peter Berger等社會學家，Wendt只是將此學統引伸到國際關係的分析而已。談Wendt不談Berger，雖不敢論斷沈教授有意隱瞞，但亦足以令人懷疑有強調學術新舊對立的可能，亦有樹立其國際關係理論中心權威的可能。要解讀沈文，我們不能忽略其中的策略面向。
更重要的問題是，真正要爭論的重點是呂大樂強調不應衝擊的想法是對是錯，學派新舊之分根本毫不相關，這種以新舊學術框架對揚的拆解，其實根本沒有回應到呂大樂文中最需要回應的問題。
為了打破權威是否可以不理學術真誠當然可以討論。但我們認為，其實貫穿沈文那強調新舊世代的對立的意圖，才是整個論述最危險的地方。因為，那是把本來整個討論應該最核心的是非對錯公義問題，扭曲成代際的爭論，事實上還是跌入了主流世代論的想像框架。那其實是很荒謬的：為什麼當下談論八十後，非要取代上一代不可？為什麼要批評呂大樂，一定要以「新」的身分去批評「舊」？這種說法的基本假設是，八十後人人都是爭上位的怪獸，因此我們要以新人打倒舊人，新想法取代舊想法；但不管是社運也好時評也好，問題從來不是上不上位新還是不新，而是公義的是非對錯呀。
仔細去看，八十後的訴求根本新不到哪裏去：談生活談發展理念，要求社會多元發展，早在天星皇后萌芽；一連串基層運動中也早在訴說社會不公，道出官商勾結的殖民體制如何使普羅大眾受苦了。機會主義者大抵對世代上位念茲在茲，但走出來行動，爭取社會公義的「八十後」不是，香港的不公也不是始於今天。我們有多同意社論即論述戰場也好，探求真理與否是個人操守問題，把論述帶往危險處才是更需正視的問題。
喚醒政經意識 把階級分析帶入討論「八十後」「第四代」這些詞，都已被主流傳媒、主流官員、主流學者用作把現時的一波社會運動定性為「新人」和「舊人」的衝突。表面上在借用《四代香港人》的框架理解問題，但事實上卻是用新舊人接班的問題，取代了一次又一次運動帶出的社會公義問題。但《四代》起初為什麼會受注目呢？其實不過是它用了「第二代人」這概念，勾勒了現在社會上佔據了大量政治經濟資源的當權者的上位之路，所突顯的是這班權貴對社會的制宰。香港所直面的其實是政治、經濟資源的高度集中，富商與政權勾結吃政治免費午餐，而政權則全面為資本服務的問題。簡而言之，描述香港為一個階級壟斷整個社會，更為貼切。
《四代》明明觸及的是政經問題，卻遭簡化成新舊世代差異，這才是當下論述的可怖。可不是嗎？普羅市民所面對的，正是生活營役勞碌、社會變得單元、貧富懸殊極劇，而最低工資依然受阻、地產商依然壟斷土地抬高地價使百物騰貴，基層生活愈加困苦、金融市場依然捲走和消耗了我們社會的大部分資源、領匯和種種大型基建依然一個又一個把社區網絡和社區經濟破壞。這一切其實於我們都很真實，我們都切實感受到箇中的困苦。而反高鐵運動，串連了政府遷拆菜園村的不公，功能組別表現出來的官商勾結，這些才是我們應該批判的目標。
政府委託誰研究 也請別離題而這一切，都和你是什麼後、是第幾代、能不能上位無關宏旨。自反高鐵以來，種種加諸抗爭者的如「青年」「八十後」「新」的標籤，其實也在迴避抗爭中最核心的公義、對錯、是非問題。呂大樂值得嘉許的是，他多次提出對香港的憂患；問題是他卻迴避闡述「第二代人」制宰社會公義與否的問題，大概這便是批評呂維護建制的人的理據。那請呂教授告訴我們，除了世代論，面對香港的階級壟斷，我們的出路應該是什麼？應該如何改變？而沈教授在批評「呂老」之餘，又可否告訴我們，強調理論的「新」，到頭來有天或許會把舊的分析框架推翻，但打倒了舊世界，我們得到的，又是否一個公平公義的社會？
政府最後委託誰研究八十後，不是我們關心的重點，但研究的內容有否切中要害，則是關乎香港未來發展方向的問題。但我們可以肯定，「世代論」作為開啟討論的幌子，早已完成其歷史任務。讓我們從此放下新舊上位之爭，回到最在地的公義問題吧。這問題並不容易回答，也許遠比在時評裏揮筆砍殺拆解權威困難，但，這才是我們的責任。
2010/09/06
呂大樂與沈旭暉的世代對話： 3 名「80 後」學人的反省
2010-02-21 明報 P04, 周日話題, 李祖喬 黃宇軒 葉國豪
辯論交鋒，不在勝敗，只為理解。學者來回萬字，除了展示「立場不同」，應讓我們學到更多。呂沈對話，雖似未對焦，實意義深遠——香港得檢討「學術」、「公共評論」和「大眾」三者的關係。「世代論」今次反省的，不是階級流動和政治文化，是學術知識的傳播。
重點在對話背景
先別理誰比較易讀和合理，這涉及讀者個人理解。重點乃對話背景：二人以學者身分在主流媒體發言。要思辨討論，可私下分享；提點社運人士，可打電話。選擇在媒體以學者身分發言，是在影響讀者判斷，包括每天剪報的政府、通識教師、沒有參與的市民，這不是單純的個人發聲，絕對影響社會。呂大樂的〈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及〈我的「昔日情懷」〉，公開提點組織者及呼籲尊重體制。那是「社會學教授」的身分，卻不代表「社會學」，而是他對「民主」等政治概念的看法（他謙稱為「保守看法」）。故在此事上，呂氏的「保守看法」只代表他自己的經驗：一名主要以電視機觀察、憂心青年出錯的觀眾。值得公開提點，非因他有意見，而是他相信「大部分人」都有意見：
「問題不在於發起行動的團體……的主觀感受……而是大部分市民如何看待……」
「對很多市民而言……這的確涉及責任的問題。」「我的理解可能已追不上時代，但確信很多市民……很有意見。」
基於以上想像，他善意地認為得公開呼籲。故收到來郵指摘（呂認為對方「讀得太多建構理論」）、《信報》（社論指「看不見有任何暴力行為」及林行止指「混亂場面是迫不得已的發展」）及《蘋果日報》認同青年、網上有大量消息、葉蔭聰和馬國明後來反駁……呂氏堅持要公開提點青年。他認為，他認識及想像的「大部分人」都相信電視和很有意見，即使政府很討厭，刻下仍需要「民主規範」，這是「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合理的」。
問題在知識流通文化
學者發表具爭議的個人意見，用什麼身分沒所謂。但當呂氏是個廣被引用的「社會學教授」，就絕對會影響讀者判斷，令人以為，他在此事以社會學研究掌握了「大部分人」的想法。香港有言論自由，讀者把個人意見誤讀為專業意見，罪不在作者，而在香港的知識流通文化。特首政黨政論員說「代表大部分人」，沒人理；但呂氏作《四代香港人》，本為個人反思，不少社評和官員卻以為青年不滿經濟，說要解決失業；到高鐵事件，就知道誤用呂氏個人框架，改稱失落的「第四代」為正義的「80 後」，加以訪問理解。
為避免誤讀高鐵事件，須先向公眾指出，呂文乃個人意見，沒全面道出學界有關「民主」等概念的眾多定義。這是沈旭暉介入的原因。他在〈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說： 「我們有責任讓大眾明白學術新思維，以免社會繼續以被淘汰的研究框架閱讀明天」。「我們」——明顯指公共型、而非研究型學者。搞國際關係的沈，沒討論高鐵和「大部分人的想法」，而是認為呂氏80 年代的經驗和訓練，主觀抹去了閱讀事件的其他可能—— 「民主」除了是「規範」，也可以是左翼理論或中介論。沈不是學術討論，是引介理論的名字，質疑呂氏下放知識時，選取了什麼，扼殺其他新近而有學術地位、值得公眾參考的框架。沒人知「大部分人」怎樣看沈文的新學術名詞，但此文在「80後」的論政大本營「高登討論區」，大受歡迎。
本來，應可看到各派學者為新概念唇槍舌劍，下放更多知識，刺激公眾多元思考。遺憾，呂說： 「深覺淺白的文字和平易近人的分析概念之可貴……文中五大要點……暫時仍然未能充分咀嚼出其中相關的地方，反而題目中的『昔日情懷』四字，多少點出了我的心情。」呂氏沒倫理責任回應沈氏、林行止、葉蔭聰及馬國明，但他義無反顧相信腦海中的「大多數人」和「民主規範」，對「心情分享」及「淺白文字」情有獨鍾，發表了7000 字「昔日情懷」，也反映了他下放知識時的偏好。個人原因無從考究，但既然呂氏極有影響力，理解這偏好，實有助把握那知識流通文化。
為何學者私下明明指來郵「讀得太多建構理論」，回應公共挑戰卻「未能充分咀嚼」？讀者又為何誤讀？
應建立本土知識鏈
知識流通文化的特點，是作者傾向個人分享和淺白語言。這是好事，但也有其歷史根源，不應盲目迷戀，變成反智。學院外的梁文道曾接受Roundtable 雜誌《META》訪問，值得參考。他指香港知識鏈斷裂，是殖民地產物，並由特區繼承。在外國，學院研究、媒體引介、議員提案、政府施政、學院再探索，知識鏈緊密完整；內地體制稚嫩，然摸着石頭過河，也着緊研究；但港英從來無視本土未來，大學只培訓公務和商業精英，服務港英而非大眾。社會動盪，政府不做研究解決，只「派糖」，但求安然撤退。
政府漠視研究知識，評論頗為無力。梁文道用字淺白、觀點獨特精闢，眾所周知，但他最後舉例，他多年前已提過公共空間問題，沒人理，幾年後議題又來，又評論，現實沒太大改變。我們由此可見，淺白評論能形成輿論，卻未必解決問題。既然研究知識地位低落，有心的學者或許只得暫時迴避嚴肅討論，以學者身分淺白發聲，在媒體擔起代表「大部分人」的重任，形成既學術、又公眾的輿論壓力，要求改變。但代價可能是，淺白有趣的速食回應，犧牲了需要驗證和激辯的公共知識。香港一直被過渡期討論淹沒，除了「經濟建設穩定人心」和「口號式爭取普選」兩種思維，只有「香港精神」等陳腔濫調，對社會問題欠缺認識。如何民主地規劃土地？文藝發展的資源分配是否公開透明？如何解決貧富懸殊？如何平等看待新移民、工人、少數族裔和性小眾？如何解決新市鎮的缺陷？問題周而復始，每隔幾年都有淺白生動的評論，卻未見對症下藥的專業思維和知識。再叫人對話，也無法回應「80 後」。
礙於時勢、學者迫不得已暫代「大部分人」發聲，聯合學界和公眾，向政府施壓——大抵造成日後的「誤解」，讓人以為教授身分，就是在下放研究知識，不知道原來可能是個人分享。港人治港了，即使跟中央尚在磨合，政府也應重新尊重本土知識，建立知識鏈。如此，公共討論才會出現精細研究和思潮辯論：研究型學者，研究問題，非研究青年，解決問題，非解決青年；公共型學者，引介理論刺激公眾思考，非以修辭隱藏個人理論框架，造成誤讀。香港不乏健筆，卻欠為本土指路的學術研究。沒有研究、盲目相信任何主觀看法，才是「管治失效」和「暴力」的起源。
我們3 個「80 後」研究生，一個在港讀文化研究、一個赴英讀地理學、一個是來自台灣於港大社會學系念書的半個香港人。有人主觀認同「保守看法」，也有後現代主義粉絲，但都受過許多公共型學者的淺白評論啟發，視他們為走出象牙塔的典範。但我們深信，要再提升社會知識水平，公共平台尚需更多理性聲音。引魯迅《門外文談》一席話，是為結語，並為「80 後」學人的座右銘：
「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囉。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
辯論交鋒，不在勝敗，只為理解。學者來回萬字，除了展示「立場不同」，應讓我們學到更多。呂沈對話，雖似未對焦，實意義深遠——香港得檢討「學術」、「公共評論」和「大眾」三者的關係。「世代論」今次反省的，不是階級流動和政治文化，是學術知識的傳播。
重點在對話背景
先別理誰比較易讀和合理，這涉及讀者個人理解。重點乃對話背景：二人以學者身分在主流媒體發言。要思辨討論，可私下分享；提點社運人士，可打電話。選擇在媒體以學者身分發言，是在影響讀者判斷，包括每天剪報的政府、通識教師、沒有參與的市民，這不是單純的個人發聲，絕對影響社會。呂大樂的〈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及〈我的「昔日情懷」〉，公開提點組織者及呼籲尊重體制。那是「社會學教授」的身分，卻不代表「社會學」，而是他對「民主」等政治概念的看法（他謙稱為「保守看法」）。故在此事上，呂氏的「保守看法」只代表他自己的經驗：一名主要以電視機觀察、憂心青年出錯的觀眾。值得公開提點，非因他有意見，而是他相信「大部分人」都有意見：
「問題不在於發起行動的團體……的主觀感受……而是大部分市民如何看待……」
「對很多市民而言……這的確涉及責任的問題。」「我的理解可能已追不上時代，但確信很多市民……很有意見。」
基於以上想像，他善意地認為得公開呼籲。故收到來郵指摘（呂認為對方「讀得太多建構理論」）、《信報》（社論指「看不見有任何暴力行為」及林行止指「混亂場面是迫不得已的發展」）及《蘋果日報》認同青年、網上有大量消息、葉蔭聰和馬國明後來反駁……呂氏堅持要公開提點青年。他認為，他認識及想像的「大部分人」都相信電視和很有意見，即使政府很討厭，刻下仍需要「民主規範」，這是「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合理的」。
問題在知識流通文化
學者發表具爭議的個人意見，用什麼身分沒所謂。但當呂氏是個廣被引用的「社會學教授」，就絕對會影響讀者判斷，令人以為，他在此事以社會學研究掌握了「大部分人」的想法。香港有言論自由，讀者把個人意見誤讀為專業意見，罪不在作者，而在香港的知識流通文化。特首政黨政論員說「代表大部分人」，沒人理；但呂氏作《四代香港人》，本為個人反思，不少社評和官員卻以為青年不滿經濟，說要解決失業；到高鐵事件，就知道誤用呂氏個人框架，改稱失落的「第四代」為正義的「80 後」，加以訪問理解。
為避免誤讀高鐵事件，須先向公眾指出，呂文乃個人意見，沒全面道出學界有關「民主」等概念的眾多定義。這是沈旭暉介入的原因。他在〈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說： 「我們有責任讓大眾明白學術新思維，以免社會繼續以被淘汰的研究框架閱讀明天」。「我們」——明顯指公共型、而非研究型學者。搞國際關係的沈，沒討論高鐵和「大部分人的想法」，而是認為呂氏80 年代的經驗和訓練，主觀抹去了閱讀事件的其他可能—— 「民主」除了是「規範」，也可以是左翼理論或中介論。沈不是學術討論，是引介理論的名字，質疑呂氏下放知識時，選取了什麼，扼殺其他新近而有學術地位、值得公眾參考的框架。沒人知「大部分人」怎樣看沈文的新學術名詞，但此文在「80後」的論政大本營「高登討論區」，大受歡迎。
本來，應可看到各派學者為新概念唇槍舌劍，下放更多知識，刺激公眾多元思考。遺憾，呂說： 「深覺淺白的文字和平易近人的分析概念之可貴……文中五大要點……暫時仍然未能充分咀嚼出其中相關的地方，反而題目中的『昔日情懷』四字，多少點出了我的心情。」呂氏沒倫理責任回應沈氏、林行止、葉蔭聰及馬國明，但他義無反顧相信腦海中的「大多數人」和「民主規範」，對「心情分享」及「淺白文字」情有獨鍾，發表了7000 字「昔日情懷」，也反映了他下放知識時的偏好。個人原因無從考究，但既然呂氏極有影響力，理解這偏好，實有助把握那知識流通文化。
為何學者私下明明指來郵「讀得太多建構理論」，回應公共挑戰卻「未能充分咀嚼」？讀者又為何誤讀？
應建立本土知識鏈
知識流通文化的特點，是作者傾向個人分享和淺白語言。這是好事，但也有其歷史根源，不應盲目迷戀，變成反智。學院外的梁文道曾接受Roundtable 雜誌《META》訪問，值得參考。他指香港知識鏈斷裂，是殖民地產物，並由特區繼承。在外國，學院研究、媒體引介、議員提案、政府施政、學院再探索，知識鏈緊密完整；內地體制稚嫩，然摸着石頭過河，也着緊研究；但港英從來無視本土未來，大學只培訓公務和商業精英，服務港英而非大眾。社會動盪，政府不做研究解決，只「派糖」，但求安然撤退。
政府漠視研究知識，評論頗為無力。梁文道用字淺白、觀點獨特精闢，眾所周知，但他最後舉例，他多年前已提過公共空間問題，沒人理，幾年後議題又來，又評論，現實沒太大改變。我們由此可見，淺白評論能形成輿論，卻未必解決問題。既然研究知識地位低落，有心的學者或許只得暫時迴避嚴肅討論，以學者身分淺白發聲，在媒體擔起代表「大部分人」的重任，形成既學術、又公眾的輿論壓力，要求改變。但代價可能是，淺白有趣的速食回應，犧牲了需要驗證和激辯的公共知識。香港一直被過渡期討論淹沒，除了「經濟建設穩定人心」和「口號式爭取普選」兩種思維，只有「香港精神」等陳腔濫調，對社會問題欠缺認識。如何民主地規劃土地？文藝發展的資源分配是否公開透明？如何解決貧富懸殊？如何平等看待新移民、工人、少數族裔和性小眾？如何解決新市鎮的缺陷？問題周而復始，每隔幾年都有淺白生動的評論，卻未見對症下藥的專業思維和知識。再叫人對話，也無法回應「80 後」。
礙於時勢、學者迫不得已暫代「大部分人」發聲，聯合學界和公眾，向政府施壓——大抵造成日後的「誤解」，讓人以為教授身分，就是在下放研究知識，不知道原來可能是個人分享。港人治港了，即使跟中央尚在磨合，政府也應重新尊重本土知識，建立知識鏈。如此，公共討論才會出現精細研究和思潮辯論：研究型學者，研究問題，非研究青年，解決問題，非解決青年；公共型學者，引介理論刺激公眾思考，非以修辭隱藏個人理論框架，造成誤讀。香港不乏健筆，卻欠為本土指路的學術研究。沒有研究、盲目相信任何主觀看法，才是「管治失效」和「暴力」的起源。
我們3 個「80 後」研究生，一個在港讀文化研究、一個赴英讀地理學、一個是來自台灣於港大社會學系念書的半個香港人。有人主觀認同「保守看法」，也有後現代主義粉絲，但都受過許多公共型學者的淺白評論啟發，視他們為走出象牙塔的典範。但我們深信，要再提升社會知識水平，公共平台尚需更多理性聲音。引魯迅《門外文談》一席話，是為結語，並為「80 後」學人的座右銘：
「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囉。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
四代香港人投資法
2010-02-25 壹週刊 A066, 財經, 第壹流, 蔡東豪
呂大樂07年寫的《四代香港人》，以不足七十頁的篇幅，還包括兩篇序言和逾十頁照片，概括四代香港人的精神面貌，勾畫香港社會的轉變，是精彩之作。近日「八十後」成為全城熱門話題，《四代香港人》忽然被認定為研究香港世代理論的框架，從政府高官到中環賓架，人人手執一本。我留意到《四代香港人》重現書店「豬肉枱」上，而且再度登上暢銷書榜，算是出版界的小奇蹟。
《四代香港人》的主角是人多勢眾的戰後嬰兒，即第二代香港人。在呂大樂筆下，第二代香港人在最開放、最多元化及最多機會的環境中成長，享盡香港經濟起飛的果實，但這一代人沒有好好把這個環境傳給下一代，反而繼續指指點點，拒絕交棒。令年輕一代更反感的，是第二代不肯言退源自一份堅持，他們認為下一代根本未具資格接棒。
我在《四代香港人》讀後感是，這本書是呂大樂自省、甚至自責之作，對戰後嬰兒的所作所為看不過眼，感到自己這代人辜負了上一代的無私奉獻。假如呂大樂感到內疚的話，我有壞消息告訴他，還有其他事他須懺悔——第二代一手毀滅Buy and Hold的投資信念，樹立了負面榜樣，遺禍未來世代的投資者。
Buy and Hold的意思是投資者尋找到優質資產後長期持有，避免短期內買入賣出。這投資信念背後的假設是，資產值短期難免有上有落，投資者沒法準確捕捉每次變化，最有利的應對方法是坐着不動，由時間去幫助資產增值。股神畢菲特是最著名的Buy and Hold信徒，他的投資往績證明Buy and Hold的優勝之處。
第二代香港人是Buy and Hold的最大得益者。第一代埋頭工作，那年代投資風氣不盛行，這代人最大投資往往就是投資在他們的下一代身上。第二代成長的時候遇上香港經濟在七八十年代起飛，把香港經濟作為一件投資工具，經歷了二、三十年的大牛市。
牛市期間，第二代需要做的，就是坐着不動（最費力的是在這時候出世，但這粗重功夫已由第一代做了）。例如以工作視為一項投資，從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中期，第二代從未接觸過裁員或減薪，每年加人工是指定動作，唯一問題是加多少。升職是理所當然，因為轉眼間上司不是升職，便是轉工，或是移民，想唔升都唔得。好像投資股票，長揸滙豐和長實，在八九十年代幾時輸過錢？
我在本欄不知說過多少遍，投資贏輸最重要是看買入成本，即入市的時機；出世同樣看時機，這當然不受自己控制，是由上一代賜予。不論是人生，工作或股票，投資對於第二代來說，是來得自然，揀到一件好東西，最佳動作是坐着不動，隨着不停向前的社會大洪流漂流，自自然然獲得超乎理想的回報。這種態度正符合Buy and Hold的精髓，一條心去等，有耐性，相信複合（Compounding）的魔力，不相信自己一時之間的眼光或靈感。
可惜香港經濟這大牛市結束了，準確結束時間眾說紛紜，應該是回歸前後的一段時間。大牛市結束不代表氣數已盡，牛市的反面不一定是熊市，可以是上落市；在上落市也有賺錢機會，回歸後資產價格下跌了，隔一段時間便有能力收復失地，表現可更勝從前。牛市停了腳步，但Buy and Hold仍用得着，直至08年出現的金融海嘯。
金融海嘯摧毀第二代視為無堅不摧的Buy and Hold，戰後嬰兒赫然發現即使持有優質資產，長揸未必贏錢，好像辛勤工作未必保得住份工。
以現時股價計算，持有恒指十年跑輸通賬，持個別藍籌股有可能輸錢。表面上Buy and Hold失靈，第二代想到要靠自己，忽然間換馬、炒輪、止蝕止賺，什麼都要試，彷彿坐着不動等於消極行為，愈輸就愈要做嘢，愈做嘢愈輸，金融海嘯令第二代方寸大亂。
Buy and Hold沒問題，因為Buy and Hold從來不是Buy and Forget，投資者須不停調整，包括自己的心境和投資組合。投資環境變了，投資者的態度也要變，Buy and Hold其實不用變。然而，出頭無期的第三代，和從開始已沒機會的第四代有樣學樣，見到第二代放棄行之有效的Buy and Hold，去相信似是而非的口號，扭曲未來世代的投資觀。
第二代交棒之際，遇上金融海嘯，令交棒一拖再拖；但這不是最大問題，最大問題是第二代亂了陣腳，把錯的信念傳給未來世代。
呂大樂07年寫的《四代香港人》，以不足七十頁的篇幅，還包括兩篇序言和逾十頁照片，概括四代香港人的精神面貌，勾畫香港社會的轉變，是精彩之作。近日「八十後」成為全城熱門話題，《四代香港人》忽然被認定為研究香港世代理論的框架，從政府高官到中環賓架，人人手執一本。我留意到《四代香港人》重現書店「豬肉枱」上，而且再度登上暢銷書榜，算是出版界的小奇蹟。
《四代香港人》的主角是人多勢眾的戰後嬰兒，即第二代香港人。在呂大樂筆下，第二代香港人在最開放、最多元化及最多機會的環境中成長，享盡香港經濟起飛的果實，但這一代人沒有好好把這個環境傳給下一代，反而繼續指指點點，拒絕交棒。令年輕一代更反感的，是第二代不肯言退源自一份堅持，他們認為下一代根本未具資格接棒。
我在《四代香港人》讀後感是，這本書是呂大樂自省、甚至自責之作，對戰後嬰兒的所作所為看不過眼，感到自己這代人辜負了上一代的無私奉獻。假如呂大樂感到內疚的話，我有壞消息告訴他，還有其他事他須懺悔——第二代一手毀滅Buy and Hold的投資信念，樹立了負面榜樣，遺禍未來世代的投資者。
Buy and Hold的意思是投資者尋找到優質資產後長期持有，避免短期內買入賣出。這投資信念背後的假設是，資產值短期難免有上有落，投資者沒法準確捕捉每次變化，最有利的應對方法是坐着不動，由時間去幫助資產增值。股神畢菲特是最著名的Buy and Hold信徒，他的投資往績證明Buy and Hold的優勝之處。
第二代香港人是Buy and Hold的最大得益者。第一代埋頭工作，那年代投資風氣不盛行，這代人最大投資往往就是投資在他們的下一代身上。第二代成長的時候遇上香港經濟在七八十年代起飛，把香港經濟作為一件投資工具，經歷了二、三十年的大牛市。
牛市期間，第二代需要做的，就是坐着不動（最費力的是在這時候出世，但這粗重功夫已由第一代做了）。例如以工作視為一項投資，從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中期，第二代從未接觸過裁員或減薪，每年加人工是指定動作，唯一問題是加多少。升職是理所當然，因為轉眼間上司不是升職，便是轉工，或是移民，想唔升都唔得。好像投資股票，長揸滙豐和長實，在八九十年代幾時輸過錢？
我在本欄不知說過多少遍，投資贏輸最重要是看買入成本，即入市的時機；出世同樣看時機，這當然不受自己控制，是由上一代賜予。不論是人生，工作或股票，投資對於第二代來說，是來得自然，揀到一件好東西，最佳動作是坐着不動，隨着不停向前的社會大洪流漂流，自自然然獲得超乎理想的回報。這種態度正符合Buy and Hold的精髓，一條心去等，有耐性，相信複合（Compounding）的魔力，不相信自己一時之間的眼光或靈感。
可惜香港經濟這大牛市結束了，準確結束時間眾說紛紜，應該是回歸前後的一段時間。大牛市結束不代表氣數已盡，牛市的反面不一定是熊市，可以是上落市；在上落市也有賺錢機會，回歸後資產價格下跌了，隔一段時間便有能力收復失地，表現可更勝從前。牛市停了腳步，但Buy and Hold仍用得着，直至08年出現的金融海嘯。
金融海嘯摧毀第二代視為無堅不摧的Buy and Hold，戰後嬰兒赫然發現即使持有優質資產，長揸未必贏錢，好像辛勤工作未必保得住份工。
以現時股價計算，持有恒指十年跑輸通賬，持個別藍籌股有可能輸錢。表面上Buy and Hold失靈，第二代想到要靠自己，忽然間換馬、炒輪、止蝕止賺，什麼都要試，彷彿坐着不動等於消極行為，愈輸就愈要做嘢，愈做嘢愈輸，金融海嘯令第二代方寸大亂。
Buy and Hold沒問題，因為Buy and Hold從來不是Buy and Forget，投資者須不停調整，包括自己的心境和投資組合。投資環境變了，投資者的態度也要變，Buy and Hold其實不用變。然而，出頭無期的第三代，和從開始已沒機會的第四代有樣學樣，見到第二代放棄行之有效的Buy and Hold，去相信似是而非的口號，扭曲未來世代的投資觀。
第二代交棒之際，遇上金融海嘯，令交棒一拖再拖；但這不是最大問題，最大問題是第二代亂了陣腳，把錯的信念傳給未來世代。
香港公共評論之死
明報 P02, 周日話題, 韓江雪
文 韓江雪
最近所看的書，不外乎關於維新運動、十月革命、五四運動以至「建國大業」一類，上周三位80 後學人引述魯迅《門外文談》的一段話，感覺也因此特別親近。不過我倒是注意到， 「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
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這很可能已是魯迅對知識分子最正面、甚至是唯一最正面的描寫。我們大可找到更多如此這樣的例子：
「這樣的山羊我只見過一回，確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還掛着一個小鈴鐸，作為智識階級的徽章。」
《一點比喻》
「智識分子，性質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謂文學家，左翼興盛的時候，以為這是時髦，立刻左傾，待到壓迫來了，又即刻變化，甚而至於賣朋友。」《致蕭軍、蕭紅》「中國的文壇上，人渣本來多。近十年中，有些青年，不樂科學，便學文學；不會作文，便學美術，而又不肯練畫，則留長頭髮，放大領結完事，真是烏煙瘴氣。」《致楊霽雲》
「近二年來，一切無恥無良之事，幾乎無所不有，博士、學者諸尊稱，早已成為惡名，此後則作家之名，亦將為稍後知自愛者所不樂受。」《致姚克》
麥兜+ 煲呔
留意到圓桌會三位學人的文章，主要是在「星期日生活」同一版面上，安徒兄介紹拙作《香港的鬱悶》，和呂大樂教授的巨著《四代香港人》相提並論，實在是受寵若驚。安徒兄且把兩書作了極其精辟的對照，還近日備受圍攻的世代論一點清白，並大有還80 後本來面目的意味。感謝安徒兄的大力宣傳催谷，期望《香港的鬱悶》亦和《四代香港人》一樣，日後能在便利店可買到，給我多拿點版稅以堪糊口（有興趣的超市、便利店、街市和快餐店，歡迎與牛津出版社接洽）。
回想起來，呂大樂教授也是我在中大的半個老師，最初接觸到的世代論——Inglehart 的「物質主義」與「後物質主義」世代論——好像也是拜他所賜。事隔十數載，《四代香港人》竟成為香港顯學，實在是始料未及之事。此書橫亙半個世紀的歷史，縱覽四代人的成就和失誤，一語道破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甚至被部分人奉為「新社會運動」聖經，連一眾高官也紛紛出動，要上facebook 和80 後對話，彷彿民間學者的專著終為高官重視，小妹能沾點光實在亦與有榮焉。
且先說一點題外話，近期全城熱話的電視廣告，非「麥兜＋煲呔」的賀年動畫莫屬。麥兜與煲呔實屬空前的絕配，確令我對心戰室的眼光刮目相看——試問又有什麼可以比麥兜，更能襯托出特區政府的反智化和幼兒化？且先別誤會，我倒並不是說麥兜反智，只是說特區政府反智而已。一眾高官似乎已經完全黔驢技窮，根本無法想出任何有意義的政策建議，就連踏實一點的溝通對話技巧也放棄了，只能扮蠢、扮無知來愚弄市民，彷彿市民也會和高官一起高唱： 「鵝滿屎咪耐滴主印勇，鵝悶屎舍燴滴洞亮！」直到上周之前，麥兜從來一點都不反智，其實只是「扮豬食老虎」，牠所代表的是香港特有的失敗美學，以及委曲求存的生存哲學（《香港的鬱悶》P.80）。在香港這個「自由競爭」的社會，沒有「香港一蛋撻（一定得）」的自信，卻只有「搶包山」的過時技倆；沒有「梁朝偉咁靚仔」，只能寄望「一世有運行」； 「但現實就似一隻鴨，下下一定要duck……我最終變臘鴨（垃圾）！」在特區政府最感自豪的東亞運開幕禮上，我們滿懷「驚喜」地看見李克勤、容祖兒、譚校長……不少市民都因為拿不到入場劵望門輕嘆，那一刻我突然感悟到「快餐常餐特餐」的哲理： 「特餐，好嘢呢㗎，不過一早賣晒啫……午餐咪即係晚餐囉， 都係嗰啲嘢嚟㗎啫…… 想快， 想快就要快餐啦！」
後曾時代快餐文化
說到香港的「快餐文化」，當然不能不提每年的預算案，正所謂「餐搵餐食餐餐清」，有財赤嗎？那當然要加稅囉！有盈餘嗎？那當然要派糖啦！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嘛！年年退點稅、減點差餉，那便是香港的所謂「積極財政政策」，足以推動香港經濟轉型提升競爭力鞏固國際地位等。（下刪萬五字，見2010 財政預算案）。有長遠的發展策略和產業政策嗎？追溯到董建華時代是有的，不過也只能為社會提供多些笑柄；期望鬍鬚曾有多點作為嗎？人家都差不多告老歸田了。正所謂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想快，想快就要快餐啦！」由此說來，今次這個「回家真好」的廣告，卻真還有更深層次的隱喻，正式宣告2010 年香港已提前邁進「後曾時代」，乃是名符其實的「好嘢嚟㗎，不過一早賣晒啫」。
儘管距離下屆特首選舉還有兩年，但「返歸早抖」的號角已經響起，除了近乎或原地踏步的政改方案和23 條之外，特區政府又再進入看守過渡的階段， 「六大產業」已經送入殮房，準備入土為安；所有AO 繼2005 年之後再放大假兩年，相信世界上再無如此清閒的高薪厚職；中策組留給太子黨白吃白喝好了，政策建議通通留待下屆再談。餘下來的，就只有一眾問責局長、副局長，諸如此類，繼續為埋堆卡位、互片互插而拼搏奮鬥。
以前左派經常批評香港太過政治化，現在我真的深信不疑。一切的政策出台不再講求理性討論，完全淪為權術和利益的分贓遊戲，只要看看高鐵方案如何掩飾官商勾結，絕對反智、絕對（將市民）幼兒化。尤其難得的是，連一眾泛民非泛民議員也一起響應，把普選說成解放，把補選說成公投，把公投說成起義，大概也可以再把午餐說成晚餐之類……這卻令我回想起十多年來的選舉，只要祭起雙普選的大旗，便什麼政綱也懶得寫了；倒是反普選的選員們，或許要多在民生議題上多造文章，力求分散公眾的注意力，非政治化是也。嬰兒潮的尊貴議員們，一於繼續「走精面、食老本」，哪需要再講什麼政策研究和分析，「都係嗰啲嘢呢㗎啫」！
小圈子罵戰
於是，正如三位80 後學人所言，我們只能寄望公共知識分子、公共評論， 「學者迫不得已暫代『大部分人』發聲，聯合學界和公眾向政府施壓……沒有研究、盲目相信任何主觀看法，才是『管治失效』和『暴力』的起源」。
看完我真是哭笑不得，這正是安徒所沒有點出的、《香港的鬱悶》書中的另一主要觀點——香港公共知識分子和公共評論的死亡，又或借用《阿飛正傳》張國榮的名言，「（無腳的雀仔）或者根本從來沒有出世」。香港的所謂公共評論，佔據了一整版一整版的討論空間，說穿了，只是像那些假借世代論之名的小圈子罵戰而已。
打從十多年前， 「獅子山下」的梁錦松出掌教資會後，商業營運的理念注入大學管理，資源增值、衡工量值、追求卓越成為主旋律，一眾嬰兒潮的尊貴學者們，無不埋首「世界級」的權威研究，在不斷擴充的學院階梯向上爬；無不開拓「國際化」的思想視野，與歐美學術殿堂平起平坐，而工資亦與政府高官等量齊觀。本土論述？本土知識鏈？對不起，哪會有學者還有閒情來參與；公共評論？當社會良心？難道你真的相信大學沒有政治審查！政策研究？決策理性化？需知道，那是不能當飯吃的啊——拿政府或企業研究資助的另當別論。唯一比較例外的可能是年輕學人，皆因他們還沒有拿到長工資格，反正在學院也只是投閒置散、朝不保夕，實毋須為拼搏上位而過於憂心，反而有更多空閒投身公共評論是也。
公平地說，香港的確還有呂大樂、沈旭暉教授和一眾圓桌會年輕學人等，絕對是學界的稀有動物，先後成立的一些智庫組織，貼錢賣命也要為香港的公共評論出點力。但撫心自問，多年來又出過哪些研究報告，推動過哪些政策改革的建議？是教育、醫療、房屋、交通、環保、文化還是福利？有哪些是真切關注基層困境，哪些是關乎普羅中產生活所需的？抑或只是得閒打打邊爐、吹吹水，拋拋書包、放放空炮而已？環顧近日報章上的公共評論，不是普選又是普選還是普選都是普選──但請別誤會，我絕對無意說普選不重要，只是搞不懂智庫到底與政黨有何分別；只是懷疑同一機構、同一班人不斷重覆同一立場、同一論調的大量文章，大有「呃稿費」之嫌而已。
終身事業
我是絕對認真衷心提出以上批評的，原因是本人正好就在從事政策研究。但近年卻發現報刊上的評論版，已不太需要嚴肅的政策評論文章了，所需的只是政治表態文章而已；一家以評論見稱的老牌報紙，最近連稿費也不太願意發了，於是評論只能放到網絡上去，不過網上同樣的多的是政治表態文章。我也曾經（當然是自資）出過一些政策評論的書，不過你猜可以賣出幾多本？三兩千本？三兩百本已經很不錯了；現在香港的書局和書商都只剩下中三商，難道真的只能去找快餐店和便利店？專注於公共評論的獨立出版社，我們有青文書屋和香港人文科學出版社，不過十多年前都已經結業了，羅志華老闆更不幸被書壓死了。一個絕對的真人真事，小妹最近四出尋找智庫、政黨、民間組織討論政策方案，結果均是吃閉門羹，理由是特區政府不可能動真章聽意見也。最後發覺真的會看我的書的人，竟然還有小貓幾隻的決策局官員，彷彿你着緊時他們也會認真一點。不過，原初的公共評論變成內部參考，世事的荒誕相信亦莫過於此。
80 後的學人們應如何自處？可幸「上位論」根本輪不到你們，只能置身體制邊緣的體制的邊緣，不用再為國際化和世界級研究浪費生命。拜反高鐵運動的磨練所賜，大家也開始懂得嚴謹認真討論的威力，不難突顯特區政府決策論證的可悲和可笑。當80 後真把公共評論當回事，把它當作一個終身事業來看待，未來本土論述和本土知識鏈還真可能出現。
說到香港的「快餐文化」，當然不能不提每年的預算案，正所謂「餐搵餐食餐餐清」，有財赤嗎？ 那當然要加稅囉！有盈餘嗎？那當然要派糖啦！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嘛！年年退點稅、減點差餉，那便是香港的所謂「積極財政政策」，足以推動香港經濟轉型提升競爭力鞏固國際地位等。
文 韓江雪
最近所看的書，不外乎關於維新運動、十月革命、五四運動以至「建國大業」一類，上周三位80 後學人引述魯迅《門外文談》的一段話，感覺也因此特別親近。不過我倒是注意到， 「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
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這很可能已是魯迅對知識分子最正面、甚至是唯一最正面的描寫。我們大可找到更多如此這樣的例子：
「這樣的山羊我只見過一回，確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還掛着一個小鈴鐸，作為智識階級的徽章。」
《一點比喻》
「智識分子，性質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謂文學家，左翼興盛的時候，以為這是時髦，立刻左傾，待到壓迫來了，又即刻變化，甚而至於賣朋友。」《致蕭軍、蕭紅》「中國的文壇上，人渣本來多。近十年中，有些青年，不樂科學，便學文學；不會作文，便學美術，而又不肯練畫，則留長頭髮，放大領結完事，真是烏煙瘴氣。」《致楊霽雲》
「近二年來，一切無恥無良之事，幾乎無所不有，博士、學者諸尊稱，早已成為惡名，此後則作家之名，亦將為稍後知自愛者所不樂受。」《致姚克》
麥兜+ 煲呔
留意到圓桌會三位學人的文章，主要是在「星期日生活」同一版面上，安徒兄介紹拙作《香港的鬱悶》，和呂大樂教授的巨著《四代香港人》相提並論，實在是受寵若驚。安徒兄且把兩書作了極其精辟的對照，還近日備受圍攻的世代論一點清白，並大有還80 後本來面目的意味。感謝安徒兄的大力宣傳催谷，期望《香港的鬱悶》亦和《四代香港人》一樣，日後能在便利店可買到，給我多拿點版稅以堪糊口（有興趣的超市、便利店、街市和快餐店，歡迎與牛津出版社接洽）。
回想起來，呂大樂教授也是我在中大的半個老師，最初接觸到的世代論——Inglehart 的「物質主義」與「後物質主義」世代論——好像也是拜他所賜。事隔十數載，《四代香港人》竟成為香港顯學，實在是始料未及之事。此書橫亙半個世紀的歷史，縱覽四代人的成就和失誤，一語道破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甚至被部分人奉為「新社會運動」聖經，連一眾高官也紛紛出動，要上facebook 和80 後對話，彷彿民間學者的專著終為高官重視，小妹能沾點光實在亦與有榮焉。
且先說一點題外話，近期全城熱話的電視廣告，非「麥兜＋煲呔」的賀年動畫莫屬。麥兜與煲呔實屬空前的絕配，確令我對心戰室的眼光刮目相看——試問又有什麼可以比麥兜，更能襯托出特區政府的反智化和幼兒化？且先別誤會，我倒並不是說麥兜反智，只是說特區政府反智而已。一眾高官似乎已經完全黔驢技窮，根本無法想出任何有意義的政策建議，就連踏實一點的溝通對話技巧也放棄了，只能扮蠢、扮無知來愚弄市民，彷彿市民也會和高官一起高唱： 「鵝滿屎咪耐滴主印勇，鵝悶屎舍燴滴洞亮！」直到上周之前，麥兜從來一點都不反智，其實只是「扮豬食老虎」，牠所代表的是香港特有的失敗美學，以及委曲求存的生存哲學（《香港的鬱悶》P.80）。在香港這個「自由競爭」的社會，沒有「香港一蛋撻（一定得）」的自信，卻只有「搶包山」的過時技倆；沒有「梁朝偉咁靚仔」，只能寄望「一世有運行」； 「但現實就似一隻鴨，下下一定要duck……我最終變臘鴨（垃圾）！」在特區政府最感自豪的東亞運開幕禮上，我們滿懷「驚喜」地看見李克勤、容祖兒、譚校長……不少市民都因為拿不到入場劵望門輕嘆，那一刻我突然感悟到「快餐常餐特餐」的哲理： 「特餐，好嘢呢㗎，不過一早賣晒啫……午餐咪即係晚餐囉， 都係嗰啲嘢嚟㗎啫…… 想快， 想快就要快餐啦！」
後曾時代快餐文化
說到香港的「快餐文化」，當然不能不提每年的預算案，正所謂「餐搵餐食餐餐清」，有財赤嗎？那當然要加稅囉！有盈餘嗎？那當然要派糖啦！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嘛！年年退點稅、減點差餉，那便是香港的所謂「積極財政政策」，足以推動香港經濟轉型提升競爭力鞏固國際地位等。（下刪萬五字，見2010 財政預算案）。有長遠的發展策略和產業政策嗎？追溯到董建華時代是有的，不過也只能為社會提供多些笑柄；期望鬍鬚曾有多點作為嗎？人家都差不多告老歸田了。正所謂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想快，想快就要快餐啦！」由此說來，今次這個「回家真好」的廣告，卻真還有更深層次的隱喻，正式宣告2010 年香港已提前邁進「後曾時代」，乃是名符其實的「好嘢嚟㗎，不過一早賣晒啫」。
儘管距離下屆特首選舉還有兩年，但「返歸早抖」的號角已經響起，除了近乎或原地踏步的政改方案和23 條之外，特區政府又再進入看守過渡的階段， 「六大產業」已經送入殮房，準備入土為安；所有AO 繼2005 年之後再放大假兩年，相信世界上再無如此清閒的高薪厚職；中策組留給太子黨白吃白喝好了，政策建議通通留待下屆再談。餘下來的，就只有一眾問責局長、副局長，諸如此類，繼續為埋堆卡位、互片互插而拼搏奮鬥。
以前左派經常批評香港太過政治化，現在我真的深信不疑。一切的政策出台不再講求理性討論，完全淪為權術和利益的分贓遊戲，只要看看高鐵方案如何掩飾官商勾結，絕對反智、絕對（將市民）幼兒化。尤其難得的是，連一眾泛民非泛民議員也一起響應，把普選說成解放，把補選說成公投，把公投說成起義，大概也可以再把午餐說成晚餐之類……這卻令我回想起十多年來的選舉，只要祭起雙普選的大旗，便什麼政綱也懶得寫了；倒是反普選的選員們，或許要多在民生議題上多造文章，力求分散公眾的注意力，非政治化是也。嬰兒潮的尊貴議員們，一於繼續「走精面、食老本」，哪需要再講什麼政策研究和分析，「都係嗰啲嘢呢㗎啫」！
小圈子罵戰
於是，正如三位80 後學人所言，我們只能寄望公共知識分子、公共評論， 「學者迫不得已暫代『大部分人』發聲，聯合學界和公眾向政府施壓……沒有研究、盲目相信任何主觀看法，才是『管治失效』和『暴力』的起源」。
看完我真是哭笑不得，這正是安徒所沒有點出的、《香港的鬱悶》書中的另一主要觀點——香港公共知識分子和公共評論的死亡，又或借用《阿飛正傳》張國榮的名言，「（無腳的雀仔）或者根本從來沒有出世」。香港的所謂公共評論，佔據了一整版一整版的討論空間，說穿了，只是像那些假借世代論之名的小圈子罵戰而已。
打從十多年前， 「獅子山下」的梁錦松出掌教資會後，商業營運的理念注入大學管理，資源增值、衡工量值、追求卓越成為主旋律，一眾嬰兒潮的尊貴學者們，無不埋首「世界級」的權威研究，在不斷擴充的學院階梯向上爬；無不開拓「國際化」的思想視野，與歐美學術殿堂平起平坐，而工資亦與政府高官等量齊觀。本土論述？本土知識鏈？對不起，哪會有學者還有閒情來參與；公共評論？當社會良心？難道你真的相信大學沒有政治審查！政策研究？決策理性化？需知道，那是不能當飯吃的啊——拿政府或企業研究資助的另當別論。唯一比較例外的可能是年輕學人，皆因他們還沒有拿到長工資格，反正在學院也只是投閒置散、朝不保夕，實毋須為拼搏上位而過於憂心，反而有更多空閒投身公共評論是也。
公平地說，香港的確還有呂大樂、沈旭暉教授和一眾圓桌會年輕學人等，絕對是學界的稀有動物，先後成立的一些智庫組織，貼錢賣命也要為香港的公共評論出點力。但撫心自問，多年來又出過哪些研究報告，推動過哪些政策改革的建議？是教育、醫療、房屋、交通、環保、文化還是福利？有哪些是真切關注基層困境，哪些是關乎普羅中產生活所需的？抑或只是得閒打打邊爐、吹吹水，拋拋書包、放放空炮而已？環顧近日報章上的公共評論，不是普選又是普選還是普選都是普選──但請別誤會，我絕對無意說普選不重要，只是搞不懂智庫到底與政黨有何分別；只是懷疑同一機構、同一班人不斷重覆同一立場、同一論調的大量文章，大有「呃稿費」之嫌而已。
終身事業
我是絕對認真衷心提出以上批評的，原因是本人正好就在從事政策研究。但近年卻發現報刊上的評論版，已不太需要嚴肅的政策評論文章了，所需的只是政治表態文章而已；一家以評論見稱的老牌報紙，最近連稿費也不太願意發了，於是評論只能放到網絡上去，不過網上同樣的多的是政治表態文章。我也曾經（當然是自資）出過一些政策評論的書，不過你猜可以賣出幾多本？三兩千本？三兩百本已經很不錯了；現在香港的書局和書商都只剩下中三商，難道真的只能去找快餐店和便利店？專注於公共評論的獨立出版社，我們有青文書屋和香港人文科學出版社，不過十多年前都已經結業了，羅志華老闆更不幸被書壓死了。一個絕對的真人真事，小妹最近四出尋找智庫、政黨、民間組織討論政策方案，結果均是吃閉門羹，理由是特區政府不可能動真章聽意見也。最後發覺真的會看我的書的人，竟然還有小貓幾隻的決策局官員，彷彿你着緊時他們也會認真一點。不過，原初的公共評論變成內部參考，世事的荒誕相信亦莫過於此。
80 後的學人們應如何自處？可幸「上位論」根本輪不到你們，只能置身體制邊緣的體制的邊緣，不用再為國際化和世界級研究浪費生命。拜反高鐵運動的磨練所賜，大家也開始懂得嚴謹認真討論的威力，不難突顯特區政府決策論證的可悲和可笑。當80 後真把公共評論當回事，把它當作一個終身事業來看待，未來本土論述和本土知識鏈還真可能出現。
說到香港的「快餐文化」，當然不能不提每年的預算案，正所謂「餐搵餐食餐餐清」，有財赤嗎？ 那當然要加稅囉！有盈餘嗎？那當然要派糖啦！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嘛！年年退點稅、減點差餉，那便是香港的所謂「積極財政政策」，足以推動香港經濟轉型提升競爭力鞏固國際地位等。
第一代澳門人
澳門日報 F03, 新園地, 筆成氣候, 林玉鳳
要談特定的澳門人算是第幾代的澳門人，當然可以從四百多年前的開埠算起。可是，因為文獻不足，這樣的工作，也許要等歷史學家做點考據才可以完成。
如果以今天在世的多數澳門人作為談論對象，戰爭的確是一個很好的世代分野。前文提及歐美的嬰兒潮概念，指的就是二次大戰之後出生率大增的那一代人。香港的呂大樂教授在其《四代香港人》一書當中，就將戰前出生其後南來在香港定居的一輩稱為第一代香港人，這一代人，經歷過戰爭，價值觀和人生觀與其後幾代人會截然不同。澳門，當然也有這樣的一代人。
這一代澳門人，今天都在六十歲以上了，從嚴格的歷史觀點而言，他們當然不能算是第一代的澳門人，可是，他們卻是今天我們仍然可以親身瞭解、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觀察、與他們接觸的最年長的一代。根據統計局二○○六年的人口中期統計，六十歲以上的澳門人有近五萬人，當中，在澳門出生的只有兩成，內地出生的有近七成，也就是說，這一代人當中，多數都是從內地移居到澳門的。看到這個數字，腦海即時浮現出好幾幅圖畫。
我的父母是這一輩的，他們是五十年代移居到澳門來的。父親在世的時候曾經說，當初離家的第一站其實是香港。到了香港，根本找不到工作，於是在別人家的樓梯底睡了兩天就跑到澳門來。看呂大樂描述香港的同一代人，常常把省城（廣州）和上海掛在嘴邊，可以推想，同一代到了香港的內地人，應該是來自大城市的比較多，該是戰亂時有條件出走的比較富裕的城市人，這些人，包括很多後來我們都知道名字的推動了香港早期工業化的企業家，像唐英年的父親唐翔千，還有安子介。
我父母的那一輩，是來自農村的，他們雖然都經過戰亂，但在偏僻的農村，戰爭時仍可保住家園，眞正讓他們離開家鄉的，是貧窮。因為本來就務農，到了澳門，幹了一段日子地盤工，一儲到錢，就買了菜地幹回老本行。那時的澳門，土地該還不值錢吧，所以整個馬場區、靑州、園台仔，住的幾乎都是內地移居來澳的菜農。比我父母那一輩晚一點來的，不一定還能買到菜地，他們來的時候，只能住在菜園區附近的木屋區。他們的口中，鮮有省城和上海，更多的是“鄉下”，他們帶來的，好像不是工業和資金，更多的是純粹的勞動力。
要談特定的澳門人算是第幾代的澳門人，當然可以從四百多年前的開埠算起。可是，因為文獻不足，這樣的工作，也許要等歷史學家做點考據才可以完成。
如果以今天在世的多數澳門人作為談論對象，戰爭的確是一個很好的世代分野。前文提及歐美的嬰兒潮概念，指的就是二次大戰之後出生率大增的那一代人。香港的呂大樂教授在其《四代香港人》一書當中，就將戰前出生其後南來在香港定居的一輩稱為第一代香港人，這一代人，經歷過戰爭，價值觀和人生觀與其後幾代人會截然不同。澳門，當然也有這樣的一代人。
這一代澳門人，今天都在六十歲以上了，從嚴格的歷史觀點而言，他們當然不能算是第一代的澳門人，可是，他們卻是今天我們仍然可以親身瞭解、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觀察、與他們接觸的最年長的一代。根據統計局二○○六年的人口中期統計，六十歲以上的澳門人有近五萬人，當中，在澳門出生的只有兩成，內地出生的有近七成，也就是說，這一代人當中，多數都是從內地移居到澳門的。看到這個數字，腦海即時浮現出好幾幅圖畫。
我的父母是這一輩的，他們是五十年代移居到澳門來的。父親在世的時候曾經說，當初離家的第一站其實是香港。到了香港，根本找不到工作，於是在別人家的樓梯底睡了兩天就跑到澳門來。看呂大樂描述香港的同一代人，常常把省城（廣州）和上海掛在嘴邊，可以推想，同一代到了香港的內地人，應該是來自大城市的比較多，該是戰亂時有條件出走的比較富裕的城市人，這些人，包括很多後來我們都知道名字的推動了香港早期工業化的企業家，像唐英年的父親唐翔千，還有安子介。
我父母的那一輩，是來自農村的，他們雖然都經過戰亂，但在偏僻的農村，戰爭時仍可保住家園，眞正讓他們離開家鄉的，是貧窮。因為本來就務農，到了澳門，幹了一段日子地盤工，一儲到錢，就買了菜地幹回老本行。那時的澳門，土地該還不值錢吧，所以整個馬場區、靑州、園台仔，住的幾乎都是內地移居來澳的菜農。比我父母那一輩晚一點來的，不一定還能買到菜地，他們來的時候，只能住在菜園區附近的木屋區。他們的口中，鮮有省城和上海，更多的是“鄉下”，他們帶來的，好像不是工業和資金，更多的是純粹的勞動力。
八十後.論壇 鳥巢一代VS 高鐵一代
信報財經新聞 P40, 副刊
同是八十後，國內因京奧而贏得「鳥巢一代」美譽，戴上大國之民光環；香港則因高鐵事件帶出政治醒覺的新一代，儘管有不同評價，香港人的優越感依然。
未來，一國兩地的同輩將是較量、融合、抑或各不相干？今期論者的文章透露了一點點線索。
鳥巢高鐵各自各精采
林一苹（廣州）
大學助教
「鳥巢一代」和「高鐵一代」沒有什麼可比較。
兩者反而有一個共性：無論支持奧運抑或反高鐵，都是自發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只是背後動機不同，歸屬心也各異。
鳥巢一代：國際化和民族心的統一文明友善的京奧志願者給八十後一代贏得了「奧運舞台上的民間外交官」稱號，國內新聞媒體也讚不絕口。這恐怕是八十後的自信和活力首次被社會正式認可，從而打破一貫 「物質主義一代」的偏見。說起來我的兩個朋友都是親身參與過奧運的鳥巢一代：H作為星巴克優秀員工代表進駐奧運村分店，時時興奮地打電話給我說今天又見到CNN的什麼人。買咖啡的美國記者稱讚他的英語，問他是否去過美國，他說我看《老友記》學的。另外一個女生W大學時是爵士寶貝，在大小咖啡廳彈唱、參加過全國的音樂比賽，現任舞蹈編曲工作，奧運時居然報名做了青海站的火炬手。我半調侃地說，不知道你這麼愛國喔，她說，好玩唄，而且一輩子就這麼一次。
愛國主義和國族榮譽感在此是件順理成章的事，當年圍繞西藏問題不少海外中國留學生還發動過火炬保衛戰，網絡上亦是文字仗不斷。國族主義這個詞讓我有些惴惴不安，不過當我想起H和W，就明白當中也不乏建立在民族歸屬感之上的好玩、參與國際盛事的激動。不少年輕人為能親臨奧運興奮不已，他們不僅僅是作為國家的名片存在，這一經歷本身就值得自豪。通過鳥巢一役，中國八十後向世界證明瞭這一輩的自信，同時也向祖國交上社會責任心的功課。
反高鐵：介入公共事務的開始高鐵青年可能是鳥巢一代陌生、也讓他們自己的前輩訝異的一代。對於當局敢想敢言，不少言論直指資本主義社會本質。在這以前，香港八十後一直是作為「不關心歷史」的一代存在的，也被本地媒體批評不了解二十年前的事。若在國內，大部分人可能認為「就是一條鐵路而已」，習慣了大工程總有小犧牲。不過由菜園村引起的這一股關注個體利益之風也飄洋過海，早前鳳凰衛視某期《一虎一席談》上，知識分子和民眾紛紛為國內的被拆遷對象爭取權益。
老實說我也很驚訝，以前給學生輔導，不少學生不要說隔一道海的六四、五四，對本地六七暴動也一無所知，好像只關心逛街和搵工。現在開始理直氣壯走上街，回到家也在Facebook和blogspot上搞社運。當中除了公義心和政治討論，似乎也流露出對社會走向的焦慮，想要為自己爭取一個未來。團結總是力量，不知道反高鐵運動會否成為港青走出小我窠臼的契機。
都是好勝心惹的禍
沈頌怡（美國）
波士頓大學博士研究生
我想大部分留學生都有過如此感受：留學在外，英語說不好，課業跟不上，每天把自己關在布置簡陋的卧室埋頭苦讀，啃公仔麵度過暗淡、隱蔽的日子……。當聖誕和暑假回到熟悉的地方來，情緒就大不同，那種「浸過鹹水」的優越感油然而生，在國外給踐踏得遍體鱗傷的自我意識迅速膨脹起來。走在銅鑼灣街頭時頭也抬得特別高，對這裏的人和事都看不順眼：怎麼香港人都愛大哮大叫不講禮貌？怎麼年輕人都貪愛名牌不事勞動？怎麼大學畢業生連基本的英語和普通話都說不好？
在他鄉忍辱負重，回家趾高氣揚。幼稚的心態，卻真實得可笑又可悲。
浸過鹹水又如何
沒辦法，「我比你強」的飄飄然太易令人上癮。從小（學）到大（學），我們都給栽培成競爭的機器，鬥個頭破血流才爭到海外進修的機會。不過，在洋鬼子的洋地方，人家才不管你什麼名校出身會考幾條A，黑頭髮、黃皮膚、英語帶口音的都標籤為「中國人」或「日本人」。
數學考一百分，藍眼睛的會讚嘆亞洲人果然會計算；跟美國人談戀愛，他們會說最喜歡中國女生柔順貼服真可愛。我一直以為專屬自己的優點和成就，都給上億的同胞叨了光。身為標奇立異的外族，對自我身份特別敏感。不由人選擇，留學生肩負的不只是個人榮辱，而是整個民族的對外形象。
中港同盟非對手
我曾費盡唇舌要讓美國朋友知道香港人和上海人不一樣，但我何德何能可以為整個民族發聲。看過太多迷惘的面孔和不以為然的反應後，我就漸漸放棄了。及後，我開始發覺自己會跟美國人打趣說「我會工夫不要惹我」，寫賀卡時會用中文寫「生日快樂」讓鬼佬看得一頭霧水，甚至當教授和同學提到「中國崛起」時會感到莫名奇妙的沾沾自喜。身在香港的朋友擔心東方之珠將被中國明珠取替之時，我們卻恨不得千千萬萬的炎黃子孫們都站起來，在耀武揚威的外國朋友面前狠狠出一口烏氣。
在家看不起自己人，在外卻以國族身份自豪，這是多麼畸型扭曲的心理。說到底，都是好勝心惹的禍。也許，香港人內地人從來都只是一線之隔，美國人亞洲人也只是膚色和文化的分野，只是好鬥的本性叫我們何時何地都銳意要證明自己比人優越，拚命抱着一塊身份的浮木往別人頭上敲才得以存活在這充滿驚濤駭浪的花花世界。鷸蚌相爭本無意義，爭的只是一口氣的長短。在美國待久了，我是香港人中國人亞洲人還是純粹的外人再也搞不清楚。身份認同危機叫我最擔心的是，那渺小的自我將悄悄在這紛亂的聲音中消失淡出。我是誰？我的競爭對手是誰？我再也答不上來了。
我對國內同輩的一些印象
陳知行（香港）
自由撰稿人
我對中國原本不認識，也沒有什麼感情可言，讀中學時到南京和上海參加交流團，才算正式接觸香港以外的中國人，當時香港已經回歸，我還是個普通話也說得不好的黃毛丫頭，一起參加活動的是南京大學的大學生，比我大五年左右，有次一起吃午飯，吃得興高采烈之際，聽到同胞們大聲嘲笑我們的普通話，令我立時氣忿得胃口大倒。
上海北京風格不同
近年接觸內地的機會漸多，認識不少國內朋友，有來自大城市的，也有來自偏遠的西部。念大學時，很多同學來自金融城市上海，如果不說，聽他們的英語口音，還以為是念國際學校的香港人呢！女的漂亮，男的拿着的都是名牌包包。面對着背景良好又勤奮上進的他們，我與其他土生土長的香港同學也不是不慚愧的，其中同學X對我說，畢業後她一定要拿好成績考進大公司做事，不然的話她來香港讀書幹嗎。相反，我們卻缺少了那份鬥志和野心。
北京朋友也非常優秀，份優秀卻與上海年輕人手握的充裕條件有點不一樣。相對上海，經過歷史洗禮的北京，其藝術、文化和政治氣息比較濃厚，銅臭味道較少。我所認識的北京年輕人便都很勇於追求自己喜歡的東西，過自己想過的生活，即使那種生活不是社會主流價值所認同的。北京這個城市根本沒有所謂主流非主流，在那裏什麼可能性都有。我的朋友Y是名畫家和設計師，很多時候她只是閒賦在家畫畫，朋友Z去年則辭了雜誌社的工作，到處遊山玩水拍照，而她們的創作均是一流的。這就是我眼中的「優秀」。
香港八十後開始有底氣
另外一邊廂，香港的八十後因為去年反高鐵、保菜園事件被稱為「高鐵一代」。姑勿論此冠名是否過於籠統，當然也有非八十後反高鐵，八十後支持興建高鐵，我欣喜的卻是看到香港的年輕人也終於勇敢走出來，抗衡主流文化，追求自己認為對的東西。一直以來，我這一輩的年輕人成長於物質豐盛的年代，套用一下呂大樂《四代香港人》的語言，享受着第一代、第二代所建立的繁華經濟，好像沒有什麼值得反抗的地方。可是，自2003年七一遊行開始，繁華經濟帶來的社會不公義逐漸浮現，我們的政治意識亦慢慢累積下來。
1月時，馬家輝在《明報》筆陣的〈立法會門前夜裏的父女政治對話〉一文（後被收錄於其政治評論集《站錯邊》裏）中，便寫道：「經此一夜，如同其他年輕人，她已經不太一樣，也如同香港在變，政治架構再不變，如斯抗爭之夜必會來完再來，停不了了。」香港年輕人這份為了公義敢於站出來的勇氣，半點不比首都孩兒的驕傲氣概差。此種「優秀」未必為凡事以數字衡量事情的政府或家長所欣賞，卻更難得，更值得令人高興。
中國偉大， 香港可愛
黃雅君（北京）
香港執業律師、現留學北京
當初到北京留學的決定教很多朋友詫異。讀法律的，因為法制的問題，大都選擇到英國念研究生。中國的法制仍然年輕，為什麼我會選擇北京？除了自己對北京的喜愛以外，當然也因為全球趨勢所然。
兩年前，中國在連串天人禍下成功辦好奧運，贏得世界的掌聲，張藝謀執導的奧運開幕禮，以兩小時表現中華五千年文明，盡顯大國崛起之勢，讓中外的男女老幼看得目瞪口呆，中國人無不感吐氣揚眉。參與奧運志願工作大多數屬七八十後，他們對「國家」的認同及歸屬感倍增，要把國家的未來扛在自己肩上。
中國崛起朝氣勃勃
奧運開幕禮翌日，韓國最大的報紙《朝鮮日報》以「鳥巢一代」一詞形容這群充滿熱情的中國年輕人。張頤武教授更明言：「將來，他們會成為企業家，會成為政治家、學者、作家，也會在普普通通的生活中展示自己最為燦爛的一面。」就我所讀的課程中，大部分為外國畢業生，甚或已在其國家執業。當身邊不少金髮藍眼的朋友說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我一邊嘖嘖稱奇，一邊自嘆井底之蛙。外國人對中國的好奇與垂涎遠超我的想像。同時，本地學生的教養與見識也讓我眼前一亮。他們似乎有無法滿足的求知欲，帶着謙虛的心及孜孜不倦的學習精神去了解世界。好幾次自我介紹，當他們聽到我來自香港，都不禁嘆謂：「香港是個好地方呢。」言談間也就滿是敬畏之意。我頗有點腼腆，思索香港年輕的一輩又是怎樣一個光景。
香港愛國愛家生矛盾
較諸「鳥巢一代」，香港的八十後最近被冠以「高鐵一代」之稱。從象徵層面看「鳥巢」與「高鐵」兩種建築物，其於國家的載譽價值頗見高下。當北方「鳥巢一代」是熱情與活力的代表時，南方「高鐵一代」卻泛指作風偏激與叛逆的一輩，隱含諷刺意識。對於他們進行示威、反對興建高鐵的行為，社會偏向持取負面態度，認為那屬非理性之舉。究其動機，到底有多少人體諒過其實他們是希望為守衛家園而努力？
事實是，經過了一個世紀的殖民統治，香港人對「國」的意識仍難免於建立當中。然而，他們一直對「家」的概念根深蒂固。誰又曾忘記皇后碼頭遷拆前有幾多人到場憑弔。那種對「我城」的遺憾是遷不去拆不掉的。如今再來一個菜園村，究竟我們「愛家」的情懷要被鋪上多少重遺憾，才能像人們的「愛國」精神般得到的尊重？
同為八十後，同樣地身體力行，同樣地為自己所屬的地方堅持自己的理念，得到的回響卻有天淵之別。大概我們只能歸因於「時勢造英雄」，不同的背景成分造就不同的集體成就。現在，或許你對我當初到北京留學的決定不那麼詫異了。
活於噪音的「高鐵一代」
李志榮（香港）
《信報》副刊記者
當題目定為「鳥巢一代vs高鐵一代」，後者注定成負方。因為，若以媒體主流論述來看，「鳥巢一代」代表為國服務的義工，富有責任心；「高鐵一代」代表暴力、搗亂的示威者，激情卻欠理性。
上星期六舉行的青年高峰會議中，來自內地的年輕與會者向唐英年問了一個問題：「香港青年常常對內地有負面的印象，我覺得這是他們不夠了解內地的真實一面所致。香港青年和內地青年有所不同，香港青年是着重自我表達的『1』，而內地青年則是以大局利益為重的『0』。香港政府有沒有一些政策，讓這本來風馬牛不相及的『1』和『0』互相交流了解呢？」
0與1之對比
這條問題大概是對「鳥巢一代」和「高鐵一代」更客觀的描述：「鳥巢一代」是考慮社會優於個人的一群的「0」，而「高鐵一代」的「1」則相反。唐英年向該名青年回答道：「兩種年輕人都有他們的優點和缺點，政府了解並積極考慮如何讓兩地青年取他人之長，補自身不足。」雖是官腔，但態度正確。
「鳥巢一代」對國家充滿熱誠，自小面對激烈競爭，每個人都是鐵金鋼，多才多藝，滿腹經綸。可是，因為接收的資訊太過統一，他們理解的世界，相對來說比較狹窄。
不過，我更希望探討「高鐵一代」的優劣。高鐵一代「臭名遠播」，缺點包括：「宅」（要政府官員跑上Facebook接觸年輕人）、暴力（政府常說反高鐵青年暴動）、鹹濕（?模熱潮）等等……。
面對這些指控使，高鐵一代十分害怕被歸邊，所以，坊間的討論，往往集中在「什麼不是八十後」，而非「什麼是八十後」。我每個星期都會在「YZ世代」的版面下寫一些年輕人的訪問和新聞，撰寫良久，感覺就在玩「躲貓貓」。尤其是在去年尾「八十後熱潮」開始盛行，之後受訪者總是對這個「標籤」左閃右避。（當然，小弟也曾和的士司機激辯「八十後不代表我」……）
香港價值觀在演變中
香港年輕人一向多變，「高鐵一代」帶有原罪，我們的成長經歷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兒時老師教「不平則鳴」，但長大後「不平則鳴」是要「基於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又例如，小時候父母教我們「奉公守法」，長大後卻有人說「適當違法是公民抗命」。
香港實在太多姿多采，對於一些追求純潔的長輩來說，這點雜質是不能容忍，但換角度看，雜質是思考的激素，香港青年眼界亦因而較廣，這是所謂「高鐵一代」，相對優勝的地方。
回到高峰會，在一大堆官腔之內，尤幸聽到唐英年這一句：「香港的年輕人也可以影響國內年輕人的思維，為他們帶來改變。」憑這一句，我覺得「高鐵一代」，還有存在的價值。
同是八十後，國內因京奧而贏得「鳥巢一代」美譽，戴上大國之民光環；香港則因高鐵事件帶出政治醒覺的新一代，儘管有不同評價，香港人的優越感依然。
未來，一國兩地的同輩將是較量、融合、抑或各不相干？今期論者的文章透露了一點點線索。
鳥巢高鐵各自各精采
林一苹（廣州）
大學助教
「鳥巢一代」和「高鐵一代」沒有什麼可比較。
兩者反而有一個共性：無論支持奧運抑或反高鐵，都是自發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只是背後動機不同，歸屬心也各異。
鳥巢一代：國際化和民族心的統一文明友善的京奧志願者給八十後一代贏得了「奧運舞台上的民間外交官」稱號，國內新聞媒體也讚不絕口。這恐怕是八十後的自信和活力首次被社會正式認可，從而打破一貫 「物質主義一代」的偏見。說起來我的兩個朋友都是親身參與過奧運的鳥巢一代：H作為星巴克優秀員工代表進駐奧運村分店，時時興奮地打電話給我說今天又見到CNN的什麼人。買咖啡的美國記者稱讚他的英語，問他是否去過美國，他說我看《老友記》學的。另外一個女生W大學時是爵士寶貝，在大小咖啡廳彈唱、參加過全國的音樂比賽，現任舞蹈編曲工作，奧運時居然報名做了青海站的火炬手。我半調侃地說，不知道你這麼愛國喔，她說，好玩唄，而且一輩子就這麼一次。
愛國主義和國族榮譽感在此是件順理成章的事，當年圍繞西藏問題不少海外中國留學生還發動過火炬保衛戰，網絡上亦是文字仗不斷。國族主義這個詞讓我有些惴惴不安，不過當我想起H和W，就明白當中也不乏建立在民族歸屬感之上的好玩、參與國際盛事的激動。不少年輕人為能親臨奧運興奮不已，他們不僅僅是作為國家的名片存在，這一經歷本身就值得自豪。通過鳥巢一役，中國八十後向世界證明瞭這一輩的自信，同時也向祖國交上社會責任心的功課。
反高鐵：介入公共事務的開始高鐵青年可能是鳥巢一代陌生、也讓他們自己的前輩訝異的一代。對於當局敢想敢言，不少言論直指資本主義社會本質。在這以前，香港八十後一直是作為「不關心歷史」的一代存在的，也被本地媒體批評不了解二十年前的事。若在國內，大部分人可能認為「就是一條鐵路而已」，習慣了大工程總有小犧牲。不過由菜園村引起的這一股關注個體利益之風也飄洋過海，早前鳳凰衛視某期《一虎一席談》上，知識分子和民眾紛紛為國內的被拆遷對象爭取權益。
老實說我也很驚訝，以前給學生輔導，不少學生不要說隔一道海的六四、五四，對本地六七暴動也一無所知，好像只關心逛街和搵工。現在開始理直氣壯走上街，回到家也在Facebook和blogspot上搞社運。當中除了公義心和政治討論，似乎也流露出對社會走向的焦慮，想要為自己爭取一個未來。團結總是力量，不知道反高鐵運動會否成為港青走出小我窠臼的契機。
都是好勝心惹的禍
沈頌怡（美國）
波士頓大學博士研究生
我想大部分留學生都有過如此感受：留學在外，英語說不好，課業跟不上，每天把自己關在布置簡陋的卧室埋頭苦讀，啃公仔麵度過暗淡、隱蔽的日子……。當聖誕和暑假回到熟悉的地方來，情緒就大不同，那種「浸過鹹水」的優越感油然而生，在國外給踐踏得遍體鱗傷的自我意識迅速膨脹起來。走在銅鑼灣街頭時頭也抬得特別高，對這裏的人和事都看不順眼：怎麼香港人都愛大哮大叫不講禮貌？怎麼年輕人都貪愛名牌不事勞動？怎麼大學畢業生連基本的英語和普通話都說不好？
在他鄉忍辱負重，回家趾高氣揚。幼稚的心態，卻真實得可笑又可悲。
浸過鹹水又如何
沒辦法，「我比你強」的飄飄然太易令人上癮。從小（學）到大（學），我們都給栽培成競爭的機器，鬥個頭破血流才爭到海外進修的機會。不過，在洋鬼子的洋地方，人家才不管你什麼名校出身會考幾條A，黑頭髮、黃皮膚、英語帶口音的都標籤為「中國人」或「日本人」。
數學考一百分，藍眼睛的會讚嘆亞洲人果然會計算；跟美國人談戀愛，他們會說最喜歡中國女生柔順貼服真可愛。我一直以為專屬自己的優點和成就，都給上億的同胞叨了光。身為標奇立異的外族，對自我身份特別敏感。不由人選擇，留學生肩負的不只是個人榮辱，而是整個民族的對外形象。
中港同盟非對手
我曾費盡唇舌要讓美國朋友知道香港人和上海人不一樣，但我何德何能可以為整個民族發聲。看過太多迷惘的面孔和不以為然的反應後，我就漸漸放棄了。及後，我開始發覺自己會跟美國人打趣說「我會工夫不要惹我」，寫賀卡時會用中文寫「生日快樂」讓鬼佬看得一頭霧水，甚至當教授和同學提到「中國崛起」時會感到莫名奇妙的沾沾自喜。身在香港的朋友擔心東方之珠將被中國明珠取替之時，我們卻恨不得千千萬萬的炎黃子孫們都站起來，在耀武揚威的外國朋友面前狠狠出一口烏氣。
在家看不起自己人，在外卻以國族身份自豪，這是多麼畸型扭曲的心理。說到底，都是好勝心惹的禍。也許，香港人內地人從來都只是一線之隔，美國人亞洲人也只是膚色和文化的分野，只是好鬥的本性叫我們何時何地都銳意要證明自己比人優越，拚命抱着一塊身份的浮木往別人頭上敲才得以存活在這充滿驚濤駭浪的花花世界。鷸蚌相爭本無意義，爭的只是一口氣的長短。在美國待久了，我是香港人中國人亞洲人還是純粹的外人再也搞不清楚。身份認同危機叫我最擔心的是，那渺小的自我將悄悄在這紛亂的聲音中消失淡出。我是誰？我的競爭對手是誰？我再也答不上來了。
我對國內同輩的一些印象
陳知行（香港）
自由撰稿人
我對中國原本不認識，也沒有什麼感情可言，讀中學時到南京和上海參加交流團，才算正式接觸香港以外的中國人，當時香港已經回歸，我還是個普通話也說得不好的黃毛丫頭，一起參加活動的是南京大學的大學生，比我大五年左右，有次一起吃午飯，吃得興高采烈之際，聽到同胞們大聲嘲笑我們的普通話，令我立時氣忿得胃口大倒。
上海北京風格不同
近年接觸內地的機會漸多，認識不少國內朋友，有來自大城市的，也有來自偏遠的西部。念大學時，很多同學來自金融城市上海，如果不說，聽他們的英語口音，還以為是念國際學校的香港人呢！女的漂亮，男的拿着的都是名牌包包。面對着背景良好又勤奮上進的他們，我與其他土生土長的香港同學也不是不慚愧的，其中同學X對我說，畢業後她一定要拿好成績考進大公司做事，不然的話她來香港讀書幹嗎。相反，我們卻缺少了那份鬥志和野心。
北京朋友也非常優秀，份優秀卻與上海年輕人手握的充裕條件有點不一樣。相對上海，經過歷史洗禮的北京，其藝術、文化和政治氣息比較濃厚，銅臭味道較少。我所認識的北京年輕人便都很勇於追求自己喜歡的東西，過自己想過的生活，即使那種生活不是社會主流價值所認同的。北京這個城市根本沒有所謂主流非主流，在那裏什麼可能性都有。我的朋友Y是名畫家和設計師，很多時候她只是閒賦在家畫畫，朋友Z去年則辭了雜誌社的工作，到處遊山玩水拍照，而她們的創作均是一流的。這就是我眼中的「優秀」。
香港八十後開始有底氣
另外一邊廂，香港的八十後因為去年反高鐵、保菜園事件被稱為「高鐵一代」。姑勿論此冠名是否過於籠統，當然也有非八十後反高鐵，八十後支持興建高鐵，我欣喜的卻是看到香港的年輕人也終於勇敢走出來，抗衡主流文化，追求自己認為對的東西。一直以來，我這一輩的年輕人成長於物質豐盛的年代，套用一下呂大樂《四代香港人》的語言，享受着第一代、第二代所建立的繁華經濟，好像沒有什麼值得反抗的地方。可是，自2003年七一遊行開始，繁華經濟帶來的社會不公義逐漸浮現，我們的政治意識亦慢慢累積下來。
1月時，馬家輝在《明報》筆陣的〈立法會門前夜裏的父女政治對話〉一文（後被收錄於其政治評論集《站錯邊》裏）中，便寫道：「經此一夜，如同其他年輕人，她已經不太一樣，也如同香港在變，政治架構再不變，如斯抗爭之夜必會來完再來，停不了了。」香港年輕人這份為了公義敢於站出來的勇氣，半點不比首都孩兒的驕傲氣概差。此種「優秀」未必為凡事以數字衡量事情的政府或家長所欣賞，卻更難得，更值得令人高興。
中國偉大， 香港可愛
黃雅君（北京）
香港執業律師、現留學北京
當初到北京留學的決定教很多朋友詫異。讀法律的，因為法制的問題，大都選擇到英國念研究生。中國的法制仍然年輕，為什麼我會選擇北京？除了自己對北京的喜愛以外，當然也因為全球趨勢所然。
兩年前，中國在連串天人禍下成功辦好奧運，贏得世界的掌聲，張藝謀執導的奧運開幕禮，以兩小時表現中華五千年文明，盡顯大國崛起之勢，讓中外的男女老幼看得目瞪口呆，中國人無不感吐氣揚眉。參與奧運志願工作大多數屬七八十後，他們對「國家」的認同及歸屬感倍增，要把國家的未來扛在自己肩上。
中國崛起朝氣勃勃
奧運開幕禮翌日，韓國最大的報紙《朝鮮日報》以「鳥巢一代」一詞形容這群充滿熱情的中國年輕人。張頤武教授更明言：「將來，他們會成為企業家，會成為政治家、學者、作家，也會在普普通通的生活中展示自己最為燦爛的一面。」就我所讀的課程中，大部分為外國畢業生，甚或已在其國家執業。當身邊不少金髮藍眼的朋友說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我一邊嘖嘖稱奇，一邊自嘆井底之蛙。外國人對中國的好奇與垂涎遠超我的想像。同時，本地學生的教養與見識也讓我眼前一亮。他們似乎有無法滿足的求知欲，帶着謙虛的心及孜孜不倦的學習精神去了解世界。好幾次自我介紹，當他們聽到我來自香港，都不禁嘆謂：「香港是個好地方呢。」言談間也就滿是敬畏之意。我頗有點腼腆，思索香港年輕的一輩又是怎樣一個光景。
香港愛國愛家生矛盾
較諸「鳥巢一代」，香港的八十後最近被冠以「高鐵一代」之稱。從象徵層面看「鳥巢」與「高鐵」兩種建築物，其於國家的載譽價值頗見高下。當北方「鳥巢一代」是熱情與活力的代表時，南方「高鐵一代」卻泛指作風偏激與叛逆的一輩，隱含諷刺意識。對於他們進行示威、反對興建高鐵的行為，社會偏向持取負面態度，認為那屬非理性之舉。究其動機，到底有多少人體諒過其實他們是希望為守衛家園而努力？
事實是，經過了一個世紀的殖民統治，香港人對「國」的意識仍難免於建立當中。然而，他們一直對「家」的概念根深蒂固。誰又曾忘記皇后碼頭遷拆前有幾多人到場憑弔。那種對「我城」的遺憾是遷不去拆不掉的。如今再來一個菜園村，究竟我們「愛家」的情懷要被鋪上多少重遺憾，才能像人們的「愛國」精神般得到的尊重？
同為八十後，同樣地身體力行，同樣地為自己所屬的地方堅持自己的理念，得到的回響卻有天淵之別。大概我們只能歸因於「時勢造英雄」，不同的背景成分造就不同的集體成就。現在，或許你對我當初到北京留學的決定不那麼詫異了。
活於噪音的「高鐵一代」
李志榮（香港）
《信報》副刊記者
當題目定為「鳥巢一代vs高鐵一代」，後者注定成負方。因為，若以媒體主流論述來看，「鳥巢一代」代表為國服務的義工，富有責任心；「高鐵一代」代表暴力、搗亂的示威者，激情卻欠理性。
上星期六舉行的青年高峰會議中，來自內地的年輕與會者向唐英年問了一個問題：「香港青年常常對內地有負面的印象，我覺得這是他們不夠了解內地的真實一面所致。香港青年和內地青年有所不同，香港青年是着重自我表達的『1』，而內地青年則是以大局利益為重的『0』。香港政府有沒有一些政策，讓這本來風馬牛不相及的『1』和『0』互相交流了解呢？」
0與1之對比
這條問題大概是對「鳥巢一代」和「高鐵一代」更客觀的描述：「鳥巢一代」是考慮社會優於個人的一群的「0」，而「高鐵一代」的「1」則相反。唐英年向該名青年回答道：「兩種年輕人都有他們的優點和缺點，政府了解並積極考慮如何讓兩地青年取他人之長，補自身不足。」雖是官腔，但態度正確。
「鳥巢一代」對國家充滿熱誠，自小面對激烈競爭，每個人都是鐵金鋼，多才多藝，滿腹經綸。可是，因為接收的資訊太過統一，他們理解的世界，相對來說比較狹窄。
不過，我更希望探討「高鐵一代」的優劣。高鐵一代「臭名遠播」，缺點包括：「宅」（要政府官員跑上Facebook接觸年輕人）、暴力（政府常說反高鐵青年暴動）、鹹濕（?模熱潮）等等……。
面對這些指控使，高鐵一代十分害怕被歸邊，所以，坊間的討論，往往集中在「什麼不是八十後」，而非「什麼是八十後」。我每個星期都會在「YZ世代」的版面下寫一些年輕人的訪問和新聞，撰寫良久，感覺就在玩「躲貓貓」。尤其是在去年尾「八十後熱潮」開始盛行，之後受訪者總是對這個「標籤」左閃右避。（當然，小弟也曾和的士司機激辯「八十後不代表我」……）
香港價值觀在演變中
香港年輕人一向多變，「高鐵一代」帶有原罪，我們的成長經歷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兒時老師教「不平則鳴」，但長大後「不平則鳴」是要「基於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又例如，小時候父母教我們「奉公守法」，長大後卻有人說「適當違法是公民抗命」。
香港實在太多姿多采，對於一些追求純潔的長輩來說，這點雜質是不能容忍，但換角度看，雜質是思考的激素，香港青年眼界亦因而較廣，這是所謂「高鐵一代」，相對優勝的地方。
回到高峰會，在一大堆官腔之內，尤幸聽到唐英年這一句：「香港的年輕人也可以影響國內年輕人的思維，為他們帶來改變。」憑這一句，我覺得「高鐵一代」，還有存在的價值。
社會流動與機會平等
信報財經新聞 P19, 時事評論, 雷鼎鳴
二○○一年一月，美國的一架偵察機在海南島附近與中國一隻軍機相撞，我當時寫過一篇評論文章，今天尚覺頗有啟示。事緣中美雙方為事件展開宣傳戰，美方為了證明中方的王偉是一個魯莽飛行員，曾播出一段錄像，聲稱是美國飛行員在機上所拍。畫面顯示中方飛機飛得很近。中方不甘示弱，也拋出另一套錄像，為中方軍機所拍，美機似有直衝而來的態勢。
這兩段錄像其實都證明不了什麼。中學物理課中有所謂「相對速度」，我們在下雨時開車，可見到雨點衝向車輛。但究竟是汽車衝向雨點還是雨點衝向汽車，本來便沒有什麼分別。我們若以美方軍機的照相機作參考點，那麼便是中方軍機衝向美機。反之，以中方的照相機作參考點，則是美方撞過來了。
此等事物的相對性，可助我們體會不少意識形態爭拗的虛妄。對立的雙方，總覺得對方有不可告人的利益或邪惡立場，自己則是正義的化身。很多時候，雙方都是對自己的觀點深信不疑，正如坐在自己飛機中，自己衝向別人也會見到是別人衝過來。
在學術探討或對社會認知上，我討厭意識形態的爭論。但世上萬物之理又是否只是虛無縹緲地充滿相對性？我們有沒有一把較為絕對的參考座標？我相信是有的，就是凡事皆看客觀證據。在反智的社會，此點尤為必要。
機會平等指標為社會流動
貧富問題無疑是充滿意識形態的。假如我們把收入分配是否均勻作為一目標，我們很容易在歷史經驗中找到大量例子指出它與生產效率及經濟增長有矛盾。中國從「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走到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繼而取得增長上的巨大成功，便正是它選擇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的後果。作為老師，我也絕不會平均主義地把整班學生都給予同一分數，而對不同分數代表着的背後努力不屑一顧，因為按照我自己的意識形態，這種平等是不公正的。話雖如此，以效率代替結局上的平等，又不見得是人人接受的道理。若社會的價值觀變得認為均貧比不同人有差異的富裕更加合乎理想，在科學分析上沒有誰可以提出反駁的道理。
平等是否一定與經濟增長有矛盾？假如我們用的是結局上平等的概念，這個矛盾不易避免。但我們談的若是機會上的平等，它與增長卻是可以相輔相成，沒有什麼衝突。不同的意識形態或許都可以較易接受。
量度機會平等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社會的流動性。很多人認為，近年香港的流動性減慢了。以下我會論證，流動性的快慢與經濟的好壞有着密切關係。經濟水平低企或經濟增長速度緩慢，人民往上流動的機會將大大減少。反之，若社會充滿往上流動的機會，人民自會被激勵更加奮發向上，這樣對經濟的產量及人民的收入也大有裨益。
香港近年的社會流動性如何？上周我的文章指出，十多年來香港住戶的平均收入根本停滯不前。在經濟表現平庸的態勢下，社會的流動性或機會平等不可能不受到制約。但實情如何，我們不能靠猜測代替實數的量度，而量度則需要高質的數據庫及合理的方法。
我用的數據是歷年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政府在網上公布了這些數據大量的總體性圖表，但不能滿足嚴肅研究的需要。不過，政府有出售百分之五抽樣的原始數據，價錢三千餘元，頗貴！數據庫中有幾十萬人的全部個人及住戶數據。
以收入組群量度社會流動
量度流動性的一個簡單方法，是把不同收入組群的住戶數目找出來，再看看窮住戶或富住戶的數目是增加還是減少。但用住戶數目有很大的缺點。例如，某住戶月入一萬元但有五個成員，另一住戶月入五千但只有一個成員。究竟哪一戶更富有？近年香港住戶結構急劇變化，平均成員數目大幅下降，我們有必要對此作出調整。
【附表】的數據是把每一戶的總收入及其成員人數都找出來，再算出住戶的人均收入。所用的收入都是實質收入，以一九九六年物價計算。自二○○○年起，香港實施了強積金，僱主每月要把僱員入息的百分之五注入僱員戶口（一千元為上限），這筆數也有必要包括在調整之內。
從附表可見，一九九六年有百分之零點○五的人口分得的收入是零，二○○六年則增至百分之一點一。除此以外，月入六千元以下的每一個收入組群的人數都在減少，但自六千元以上，所有收入組群人數都有增加。換言之，除零收入的細小組群外，人均六千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比例有所減少，中高收入的則上升。香港社會還是有點社會流動性！不過，十年才有這種變化，速度可算頗為緩慢。
附表中不能忽視的一點是零收入的人口比例有所增加。零收入等於自己所屬的住戶沒有任何成員有工作。一九九六年人口普查期間，香港的失業率是百分之二點八，二○○六年是百分之五點二，相差了二點四個百分點，足夠解釋二○○六年百分之一點○一的人屬於零收入的住戶。
一九九六至二○○六年香港經濟增長緩慢，從附表可算出，十年內低收入人口只下降了百分之十一。但在經濟增長較快的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六年之間，五年內個人主要入息在八千元以下的，人數卻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七【註】，流動性孰快孰慢，一目瞭然。
懷舊潮下的記憶失實
上述結果雖在情理之中，但卻與當前流行的一些想法不同。後者一般認為，中間收入的住戶數目減少了，窮的及富的卻都有增加。差別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的論者都沒有使用人口普查中更詳細的原始數據，以致不能對住戶結構所起的變化作出相應的調整。
社會中另一種印象是現在年輕人所得到的機會少了，就算讀到大學，出頭的機會也不多。這個觀點部分可能來自呂大樂抒發感情觀察入微的《四代香港人》，部分來自某些人對當前情況的主觀感覺。
呂大樂認為，嬰兒潮世代的港人（一九四六至六五年出生）因為沒有多受父母規管，所以較自由及較多機會。這一世代時間很長，成長期又處於香港社會高速變化階段，所以各人經驗可能很不同。在我的年代，我看絕大部分根本沒有多少機會。年幼時在家穿膠花幾乎是當時千家萬戶的指定動作。我不少小學同學入讀中學也覺負擔不起。能進入大學的，機會當然很多，但他們只佔人口的幾個百分點，哪及今天近三成的人可入大學？
《歲月神偷》是部很寫實的電影，勾起了我不少回憶，那時的條件的確比現在差得太多。除教育外，創業亦是社會流動的另一途徑。八十年代很多港人到珠三角創業，固然有一些人成功地將中小企變成跨國企業，但更多的是虧了本而變得寂寂無聞。成功背後的動力，總包含着敢於冒險的企業家精神及個人努力。
現在的「筍工」是否比從前少呢？我看不見得。現在每年都有醫生、律師畢業，職位肯定不少於幾十年前。現在的會計師行每年招收畢業生的規模，也是當年不能相比的。至於不少大學生的至愛，在投資銀行做事，更是以前沒有的工種。香港社會對不同學位的歧視性，也遠不及從前。我大學本科畢業自世界頂尖名校，讀者可能不知，香港政府當年是不承認這個學位的。說香港以前的機會比現在多，可能只記得以前的好處，而忘記了殖民時期的醜陋處，多少有點失實。
年輕人對前途感茫然原因
不過，現在又的確有不少年輕人對前途感到茫然。原因可能很多，我並不全面地只談幾個。第一，好工雖也不少，但卻被人搶去了。香港大量的中產父母大都對子女教育十分「肉緊」，每逢周末，拖着子女到處學琴、補習、運動，暑期又到世界各處參加各種課程，已是香港生活的一部分。這種環境成長的子女，不見得是呂大樂認為注定要失敗的第四代，而是在就業市場中最有競爭力的一批人。投資銀行僱用的，也是他們。近年來港的國內尖子又是另一批競爭力特強的人。草根階層的子女是吃了點虧，但若肯努力，也未必不能追上。
第二，香港沒有天然資源，經濟上的生存必然要倚靠外面。香港的幾個支柱行業，金融、貿易、物流、專業服務全部與全球化關係密切。誰擁有全球化經濟所需的技巧及知識，誰便更有機會成功，否則事業會舉步維艱。但香港青年人中不認同這個判斷的恐怕人數眾多，不少人不願面對世界，寧願「守護」香港。人各有志，這沒有什麼不對，我們應該尊重，但一個必須走外向型經濟的地方能養得活多少堅持內向的人，卻使人疑惑。
第三，香港教育制度問題之多，常使人惱火。現在大學三改四，課程大改革，幾乎每一所大學都要加強語文、溝通能力、領導才能、全球視野、中國文化、批判能力等等有利學生面向世界的課程，但改革成敗未卜，對當前年輕人亦尚未有影響。不過，這也許可彌補來自基層的學生在這些方面所缺乏的背景，有利改善機會上的平等。
註︰過去十年，我有多組互不相識的學生用不同的人口普查數據或不同的方法研究過香港的社會流動性，結果基本與附表相符。我們就算用最新的住戶調查數據，結論也是一樣，但數據質量不及人口普查。又附表結果主要是我的學生方宇陞所做。又我一直避免使用圖表，因為在電子版本中，圖表似會在文章中消失。海外讀者若讀不到附表，可用電郵向我索取。
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二○○一年一月，美國的一架偵察機在海南島附近與中國一隻軍機相撞，我當時寫過一篇評論文章，今天尚覺頗有啟示。事緣中美雙方為事件展開宣傳戰，美方為了證明中方的王偉是一個魯莽飛行員，曾播出一段錄像，聲稱是美國飛行員在機上所拍。畫面顯示中方飛機飛得很近。中方不甘示弱，也拋出另一套錄像，為中方軍機所拍，美機似有直衝而來的態勢。
這兩段錄像其實都證明不了什麼。中學物理課中有所謂「相對速度」，我們在下雨時開車，可見到雨點衝向車輛。但究竟是汽車衝向雨點還是雨點衝向汽車，本來便沒有什麼分別。我們若以美方軍機的照相機作參考點，那麼便是中方軍機衝向美機。反之，以中方的照相機作參考點，則是美方撞過來了。
此等事物的相對性，可助我們體會不少意識形態爭拗的虛妄。對立的雙方，總覺得對方有不可告人的利益或邪惡立場，自己則是正義的化身。很多時候，雙方都是對自己的觀點深信不疑，正如坐在自己飛機中，自己衝向別人也會見到是別人衝過來。
在學術探討或對社會認知上，我討厭意識形態的爭論。但世上萬物之理又是否只是虛無縹緲地充滿相對性？我們有沒有一把較為絕對的參考座標？我相信是有的，就是凡事皆看客觀證據。在反智的社會，此點尤為必要。
機會平等指標為社會流動
貧富問題無疑是充滿意識形態的。假如我們把收入分配是否均勻作為一目標，我們很容易在歷史經驗中找到大量例子指出它與生產效率及經濟增長有矛盾。中國從「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走到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繼而取得增長上的巨大成功，便正是它選擇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的後果。作為老師，我也絕不會平均主義地把整班學生都給予同一分數，而對不同分數代表着的背後努力不屑一顧，因為按照我自己的意識形態，這種平等是不公正的。話雖如此，以效率代替結局上的平等，又不見得是人人接受的道理。若社會的價值觀變得認為均貧比不同人有差異的富裕更加合乎理想，在科學分析上沒有誰可以提出反駁的道理。
平等是否一定與經濟增長有矛盾？假如我們用的是結局上平等的概念，這個矛盾不易避免。但我們談的若是機會上的平等，它與增長卻是可以相輔相成，沒有什麼衝突。不同的意識形態或許都可以較易接受。
量度機會平等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社會的流動性。很多人認為，近年香港的流動性減慢了。以下我會論證，流動性的快慢與經濟的好壞有着密切關係。經濟水平低企或經濟增長速度緩慢，人民往上流動的機會將大大減少。反之，若社會充滿往上流動的機會，人民自會被激勵更加奮發向上，這樣對經濟的產量及人民的收入也大有裨益。
香港近年的社會流動性如何？上周我的文章指出，十多年來香港住戶的平均收入根本停滯不前。在經濟表現平庸的態勢下，社會的流動性或機會平等不可能不受到制約。但實情如何，我們不能靠猜測代替實數的量度，而量度則需要高質的數據庫及合理的方法。
我用的數據是歷年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政府在網上公布了這些數據大量的總體性圖表，但不能滿足嚴肅研究的需要。不過，政府有出售百分之五抽樣的原始數據，價錢三千餘元，頗貴！數據庫中有幾十萬人的全部個人及住戶數據。
以收入組群量度社會流動
量度流動性的一個簡單方法，是把不同收入組群的住戶數目找出來，再看看窮住戶或富住戶的數目是增加還是減少。但用住戶數目有很大的缺點。例如，某住戶月入一萬元但有五個成員，另一住戶月入五千但只有一個成員。究竟哪一戶更富有？近年香港住戶結構急劇變化，平均成員數目大幅下降，我們有必要對此作出調整。
【附表】的數據是把每一戶的總收入及其成員人數都找出來，再算出住戶的人均收入。所用的收入都是實質收入，以一九九六年物價計算。自二○○○年起，香港實施了強積金，僱主每月要把僱員入息的百分之五注入僱員戶口（一千元為上限），這筆數也有必要包括在調整之內。
從附表可見，一九九六年有百分之零點○五的人口分得的收入是零，二○○六年則增至百分之一點一。除此以外，月入六千元以下的每一個收入組群的人數都在減少，但自六千元以上，所有收入組群人數都有增加。換言之，除零收入的細小組群外，人均六千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比例有所減少，中高收入的則上升。香港社會還是有點社會流動性！不過，十年才有這種變化，速度可算頗為緩慢。
附表中不能忽視的一點是零收入的人口比例有所增加。零收入等於自己所屬的住戶沒有任何成員有工作。一九九六年人口普查期間，香港的失業率是百分之二點八，二○○六年是百分之五點二，相差了二點四個百分點，足夠解釋二○○六年百分之一點○一的人屬於零收入的住戶。
一九九六至二○○六年香港經濟增長緩慢，從附表可算出，十年內低收入人口只下降了百分之十一。但在經濟增長較快的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六年之間，五年內個人主要入息在八千元以下的，人數卻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七【註】，流動性孰快孰慢，一目瞭然。
懷舊潮下的記憶失實
上述結果雖在情理之中，但卻與當前流行的一些想法不同。後者一般認為，中間收入的住戶數目減少了，窮的及富的卻都有增加。差別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的論者都沒有使用人口普查中更詳細的原始數據，以致不能對住戶結構所起的變化作出相應的調整。
社會中另一種印象是現在年輕人所得到的機會少了，就算讀到大學，出頭的機會也不多。這個觀點部分可能來自呂大樂抒發感情觀察入微的《四代香港人》，部分來自某些人對當前情況的主觀感覺。
呂大樂認為，嬰兒潮世代的港人（一九四六至六五年出生）因為沒有多受父母規管，所以較自由及較多機會。這一世代時間很長，成長期又處於香港社會高速變化階段，所以各人經驗可能很不同。在我的年代，我看絕大部分根本沒有多少機會。年幼時在家穿膠花幾乎是當時千家萬戶的指定動作。我不少小學同學入讀中學也覺負擔不起。能進入大學的，機會當然很多，但他們只佔人口的幾個百分點，哪及今天近三成的人可入大學？
《歲月神偷》是部很寫實的電影，勾起了我不少回憶，那時的條件的確比現在差得太多。除教育外，創業亦是社會流動的另一途徑。八十年代很多港人到珠三角創業，固然有一些人成功地將中小企變成跨國企業，但更多的是虧了本而變得寂寂無聞。成功背後的動力，總包含着敢於冒險的企業家精神及個人努力。
現在的「筍工」是否比從前少呢？我看不見得。現在每年都有醫生、律師畢業，職位肯定不少於幾十年前。現在的會計師行每年招收畢業生的規模，也是當年不能相比的。至於不少大學生的至愛，在投資銀行做事，更是以前沒有的工種。香港社會對不同學位的歧視性，也遠不及從前。我大學本科畢業自世界頂尖名校，讀者可能不知，香港政府當年是不承認這個學位的。說香港以前的機會比現在多，可能只記得以前的好處，而忘記了殖民時期的醜陋處，多少有點失實。
年輕人對前途感茫然原因
不過，現在又的確有不少年輕人對前途感到茫然。原因可能很多，我並不全面地只談幾個。第一，好工雖也不少，但卻被人搶去了。香港大量的中產父母大都對子女教育十分「肉緊」，每逢周末，拖着子女到處學琴、補習、運動，暑期又到世界各處參加各種課程，已是香港生活的一部分。這種環境成長的子女，不見得是呂大樂認為注定要失敗的第四代，而是在就業市場中最有競爭力的一批人。投資銀行僱用的，也是他們。近年來港的國內尖子又是另一批競爭力特強的人。草根階層的子女是吃了點虧，但若肯努力，也未必不能追上。
第二，香港沒有天然資源，經濟上的生存必然要倚靠外面。香港的幾個支柱行業，金融、貿易、物流、專業服務全部與全球化關係密切。誰擁有全球化經濟所需的技巧及知識，誰便更有機會成功，否則事業會舉步維艱。但香港青年人中不認同這個判斷的恐怕人數眾多，不少人不願面對世界，寧願「守護」香港。人各有志，這沒有什麼不對，我們應該尊重，但一個必須走外向型經濟的地方能養得活多少堅持內向的人，卻使人疑惑。
第三，香港教育制度問題之多，常使人惱火。現在大學三改四，課程大改革，幾乎每一所大學都要加強語文、溝通能力、領導才能、全球視野、中國文化、批判能力等等有利學生面向世界的課程，但改革成敗未卜，對當前年輕人亦尚未有影響。不過，這也許可彌補來自基層的學生在這些方面所缺乏的背景，有利改善機會上的平等。
註︰過去十年，我有多組互不相識的學生用不同的人口普查數據或不同的方法研究過香港的社會流動性，結果基本與附表相符。我們就算用最新的住戶調查數據，結論也是一樣，但數據質量不及人口普查。又附表結果主要是我的學生方宇陞所做。又我一直避免使用圖表，因為在電子版本中，圖表似會在文章中消失。海外讀者若讀不到附表，可用電郵向我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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